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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达恩顿是著名的欧洲文化史研究专家。他和他的著作曾获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包括美国的麦克阿瑟奖奖金、美国的国家图书评论奖，以及法国的美第奇奖提名。本书是作者在传播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它与《启蒙运动的生意》、《旧制度下的地下文学》构成对图书出版——书籍的鉴定、扩散及文本研究的三部曲。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了法国旧制度对文化、写作、图书出版的控制以及禁书如何在控制下的出售。作者探索了这些所谓不好的书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同时介绍了三种影响极深的销售最好的禁书及其读者。本书中，作者把目光转向了出版和阅读的历史，通过对审查体制的考察来研究旧制度，并表明18世纪后半叶法国的色情、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联。

作者简介

　　罗伯特·达恩顿（1939年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也是文化史、阅读史方面的领军人物。《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代表作有：《拉莫莱特之吻》、《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法国大革命时期被禁的畅销书》、《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启蒙运动的生意》。

目　　录

绪言
第一部分违禁文学作品与文学市场
　第一章伪装的哲学
　第二章畅销书
第二部分主要文本
　第三章富于哲理的色情文学
　第四章乌托邦幻想
　第五章政治诽谤
第三部分书籍引发革命？
　第六章扩散 vs. 话语
　第七章传播网络
　第八章政治诽谤史
　第九章读者反应
　第十章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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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绪言
重大历史问题往往不易把握。什么是革命的起因？价值体系为什么变化？公众舆论对历史事件产生怎样的影响？本书意欲利用一个不同角度提出的疑问，从法国人十八世纪阅读什么这样一个能够回答的问题入手探讨这些问题。
这样一个小问题如何能够启示重大问题应该会在本书分析过程中清晰展示。不过，我此时仅仅提出问题并注意到该问题也有历史。八十三年前由丹尼尔莫奈首次提出这一问题，他以此为起点探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根源。莫奈认为法国人十八世纪所阅读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在我们的印象中，每一个世纪文学主要以经典作品为核心构成。我们的经典概念来自我们的教授们，教授们又是从自己的教授那里获得的，而这些人的概念又来自他们的教授，如此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某一点便断了线索。文学史是一种设计结构，经许多代人拼合起来，一些地方缩短了另一些地方加长了，某些地方磨损了，有些地方重叠了，而且时代错误俯拾即是。它与过去的实际文学体验毫无联系。

绪言 
 重大历史问题往往不易把握。什么是革命的起因？价值体系为什么变化？公众舆论对历史事件产生怎样的影响？本书意欲利用一个不同角度提出的疑问，从法国人十八世纪阅读什么这样一个能够回答的问题入手探讨这些问题。

这样一个小问题如何能够启示重大问题应该会在本书分析过程中清晰展示。不过，我此时仅仅提出问题并注意到该问题也有历史。八十三年前由丹尼尔莫奈首次提出这一问题，他以此为起点探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根源。莫奈认为法国人十八世纪所阅读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在我们的印象中，每一个世纪文学主要以经典作品为核心构成。我们的经典概念来自我们的教授们，教授们又是从自己的教授那里获得的，而这些人的概念又来自他们的教授，如此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某一点便断了线索。文学史是一种设计结构，经许多代人拼合起来，一些地方缩短了另一些地方加长了，某些地方磨损了，有些地方重叠了，而且时代错误俯拾即是。它与过去的实际文学体验毫无联系。

莫奈通过发现法国人在旧政权时期阅读什么，着手掌握被体验的文学（la literature
vecue）。莫奈从清点图书做起，其中大量图书：总计20000册，由他从十八世纪私人藏书拍卖目录收集汇总。他积累了成山的索引卡，然后从中确认发现了多少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答案：一册。20000册书中仅此一册。好像1789年以前，鲜有人读过这部十八世纪最伟大的政论，法国大革命的圣经。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纽带好像解体消失了。法国人似乎从未关注思考过有关民权及民众意志的争论，而是乐于于欣赏李科伯尼夫人的言情小说和德米索尔德圣—海亚琴塞的探险故事。法国大革命不“怪卢梭”，可能也不“怪伏尔泰”。

这是1910年的说法。我们现在了解莫奈有几处失误。他的调查止于1780年，其时第一批多种版本的卢梭著作，包括《社会契约论》刚开始问世。莫奈忽视了《社会契约论》通俗本，尤其是卢梭《爱弥儿》第五卷内的通俗本，法国大革命前就是毋庸置疑的畅销书。况且，莫奈的资料有瑕疵。公开拍卖的藏书，尽管重要，却不代表普遍的藏书种类，各不要提阅读范围了。况且，为拍卖印制目录还需通过审查。因此，莫奈希望发现的思想意识元素在他找到的资料中荡然无存。

无论答案是否充实站得住脚，莫奈提出的问题还是成立的。他的问题引发了跨越四分之三世纪的一系列研究项目，尝试辨认旧政权统治下的法国人实际阅读的文学作品。每一尝试有自身的长处和缺点。不过，整体而言，这些研究尝试要么相互抵消，要么矛盾重重，一直无法鉴别出一种普遍模式。莫奈的问题将继续笼罩文学史，一如既往地惹人寻味。

这个问题容易成为一道难题，因为它不似看上去那样简单。为了方便易于把握起见，我重点探讨莫奈调查所忽视的部分：非法文学作品。我知道这样做会排除相当数量的作品。我的确无法遍览十八世纪全部法国文学作品，但我认为自己能够勘测违禁作品领域，而且这是个广阔领域。事实上，该领域几乎囊括了全部启蒙运动及莫奈后来认定为法国大革命思想根源的作品。对法国读者而言，非法文学作品几乎等同于现代文学作品。负责禁止此类作品的官员C.—G.
兰姆瓦农德马尔舍比认为要禁止根本不可能。他本人曾拒绝承担这项责任。他写道：“一个只读经政府正式批准出版书籍的人会比同时代人落后几乎一个世纪。”

马尔舍比不仅没有试图没收不合法出版物，而且还在其权力范围内，允许漏洞出现，表现出灵活性，为一些非法但无害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使其避免政府法lu制裁。这种做法始于十七世纪，当时政府全力控制出版物，使其服从体现路易十四专制的各种机构制度：报刊审查（隶属于图书督署或图书贸易管理局的王家审查处），警察（巴黎警察总监辖下的专门图书检察官），以及垄断性行会（外省公会，尤其是图书协会和巴黎出版商会，他们拥有多种书籍出版特权并且利用检查国内图书装运强化这些特权）。一本书为了合法出版不得不经过这一制度的道道关卡并且加盖上王家特许大印章。特许权，如同现代版权，赋予持有者专有印刷出版权利。但是，它也用作王家批准印鉴。特许权保证文本的质量及正统性，图书审查合格证也起同样的作用，它通常与特许权一起出现与书的封头或者封尾。书为了完全合法必须符合政府制定的详细标准。

不合标准的通常在国外出版，然后偷运回法国。法国边境附近出现数十家出版社。数百经纪人操作一地下组织，给读者供书。但是，这个庞大的行业从法国赚取大量金钱，同时又把大量非正统思想散布到法国各地。法国政府发现无力消除这个自己帮助建立的竞争局面，于是就规定类别允许交易没有王家特许权却不诋毁教诲，政府及传统道德的书籍。1750年以前，图书检察官们一直在大范围内识别辨别合法性的细微等级差别，范围从特许出版到默许出版，警方允许出版，可容忍出版不等。合法性在不易察觉的程度上兼容了非法性。但是，与此同时，一类放荡文学作品方兴未艾削弱了旧统治集团的所有正统价值。因此，旧政府以重启镇压相回应，目标是合法程度最低类别，完全非法，极端违规，超越法lu一类书。这些书正是我建议研究的。

说来容易做来难。在二十世纪人们的眼里，十八世纪文学作品里无可救药的非法成分并不明显突出。一些书名页以粗俗语言或者挑衅性的假地址招摇其非法性质，例如：“彩虹努神的屁股”，“费城出版”，“以自由的名义出版”，或者“出版于距巴士底狱一百码处”。但是，许多书名页看上去平淡，或者不比政府容忍的那些准合法作品显得更非法。人们如何能识别真正的“坏书”呢？如同过去警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样？警察握有书单。国王的顾问班子颁布具体定罪理由。主教们在布道坛嘶声谴责。官方打手们在巴黎议会雄伟的台阶下举行盛大仪式撕毁焚烧违禁书。但是，这些行为没有一项形成详细档案资料，足以使人们能够研究全部违禁文学作品。

追踪所有“坏书”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地下图书交易渠道进行跟踪，而进入这些渠道的唯一通道是使用过这些渠道的专业人士的书信文献资料。但是，幸存下来的最佳文献资料只有一个来源：纳沙泰尔出版社，一个由讲法语瑞士纳沙泰尔公国供应法国市场的重要出版批发商。这些档案有足够的资料——50000件信函和若干架账簿——让人再现法国地下图书交易。不过，这些资料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必须通过调查大量涉及图书交易管理监督的巴黎档案拾遗补缺。本人发掘研究了所有这些资料，想在这里汇报一下成果。

诚然，这个议题太大，不能压缩于成一部著作的篇幅。本书（及其姐妹篇《秘密文学作品大全》）是一部将要构成的三部曲之二。之一讲述狄德罗《百科全书》出版史；之三将是普遍性出版与图书销售研究。  
本书专心于书本身——书的鉴定，书的传播以及书的文本。 
尽管我醉心于这项研究，坚持不懈探索了二十五年之久，但是我知道，对我的一些读者来说，这项研究好像是纯粹研究古董。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费心识别二百年来鲜有人问津的文学作品？我们这个时代的畅销书尚且不足道哉，为什么还要钻研十八世纪畅销书文本呢？这项学问里有何利害之处？

我的答案是：第一，图书史作为“人文科学”的新门类能够进一步拓展对文学作品和文化史的观察理解。通过发现什么书传播给遍及全社会的读者以及读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何领会这些书，人们可以把文学作品作为公众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这种看法必然要扬弃对名作家的大作品的先入为主之偏见。但是，这不意味着文学必须融入社会学。正相反，许多被遗忘的畅销书在今天仍然是优秀读物。通过详细分析这样的一些作品，我希望证明文本研究是图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核心。而且，我希望构建出大革命前法国的畅销书目，包括畅销书地理分布和每一本的相对需求量，以便为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指南。

由于绝大部分此类作品从未接受过调查，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为了使讲英语的读者接触一些这类作品，我附加了最重要作品其中三部的摘录翻译本短集。通过体验摘录翻译本，读者能够形成对非法文学世界的个人印象。非法文学作品也许令人惊奇，让人惊恐，下流猥亵，或滑稽好笑；但是，这个领域肯定会不同于被伟人名作型文学史弄得人所尽知的那个世界。

第二，我希望说明图书史如何通向信息传播史的广阔天地。文学本身可以被理解成传播系统，从作者出版商经过印刷工和书商延伸到读者。它也是一种综合文化，其中各种形式——印刷，书面，口头，视觉——媒介纵横交错相互关联。十八世纪法国不存在图书与广播电视之间的竞争，但是，图书流通在一个流言，谣言，笑话，歌谣，漫画涂鸦，招贴画，讽刺诗歌，传单，书信，报横流的社会。这些媒介其中许多在图书身上留下印迹，同时又受到图书的影响。这个传播与扩放过程使各种言语和形象泛滥法国。但是，这个过程怎样运作，它又如何威胁到旧政府的稳定呢？

这些问题涉及我想要调查的第三个领域：意识形态的表述与公众舆论的形成。这是思辨推测范围，因为什么是公众——如果我们事实上指单一公众——公众在十八世纪怎样建立舆论我们仅有模糊的认识。但是，违禁书含有如此大量这类书称之为“公众舆论”方面的信息，因此我禁不住诱惑要推测一番。

这些推测导致第四个研究领域：政治史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这个范围更熟悉更具体。在这里，我仅简略概括一个我希望进一步研究充实的论点；但是，我相信该论点在违禁书讨论中应占一席之地，因为违禁书传达出某种政治信号和普遍政治观点。当然，这类书与凡尔赛权力交易实际做法不尽一致。恰恰相反，这类书和政治现实鲜有瓜葛，它们代表了我称之为“民间传说”的东西。但是，正是由于这样，违禁书才影响了现实本身和帮助限定事情的发展。

不过，我现在可能许诺过多不能兑现，所以我最好还是返回起点：莫奈1789年以前法国人阅读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最主要，是历史最令人兴奋的问题之一，因为追踪这个问题把人领入新奇领域。本书探索这个领域。其目的是揭示新问题同时跟踪老问题并在一个不再需要被认可但必须证明自己千里价值的领域——文字出版作为历史动力的研究方面——提出若干普遍性启示。

在多年努力后出版这项研究的成果之际，我必须铭记和感谢哈佛大学学会帮助我在1964年启动这项研究，麦克阿瑟基金会鼓励我坚持不懈到最后。我在柏林维森堡学院宜人适意的环境中完成了写作。我自始至终得益于许多朋友同事的批评意见，特别是雷蒙德博恩，皮特布朗，罗杰 
查梯尔，史蒂文  福曼， 卡洛斯 弗芒特， 安东尼  格拉斯顿，克里斯琴朱汉德，杰夫里  梅里克，
彼埃尔 雷塔，弗朗索瓦  利戈罗，戴尔 范克雷。辛西娅格塞尔在数据计算，玛乔里阿斯布里在文献目录打字方面，苏珊
达恩顿在法语原文翻译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文献目录得益于罗伯特  道森和维维安 
默恩的内行指点，而维维安的去世使十八世纪学者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同行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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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伪装的哲学
　　当刽子手在巴黎正义宫前院公开撕毁焚烧违禁书时，他彰显了印刷文字的影响力。但是，他往往毁掉样书，而地方行政官们手中掌握这原本——他们也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随心所欲动用火刑。因为明白一把大火只会促进销量，他们宁愿收缴禁书监禁书商，希望动静尽量小。一项统计表明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局平均每年仅么收4.5部署和小册子而且公开焚毁仅其中十九部。
　　虽然这些书飞回湮灭了，但是成千上万其它书却通过地下图书交易渠道秘密流行。这些书给法兰西王国各地如饥似渴的读者提供了非法读物食粮。目前，尚无人知晓这是些什么书？
　　这一大批文学作品——流动商贩到处“遮掩着”出售的平常一类书——数量多少，什么体裁？政府自己一无所知。除了某些警察登记编目尝试外，政府没有任何可以被认为非法但从未被正式定罪图书方面的记载。文学作品合法性的概念一直模糊，因为负责管理图书交易的政府机构凭空捏造出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在合法方面，该机机构不仅颁布各种特许证和准许政还发放没有姓名或者以“供允许有声望的人阅读”等循词登记在案的简便核准书。在非法方面，给机构没收合法图书的盗版，由个人未通过官方书商引进的合法图书，无冒犯性但未经任何准许的图书（通常在别国准许发行图书之进口），以及触犯王家敕令和检察官规定的三项标准——诋毁君主，教会或者传统道德——的图书。
　　甚至没人能够规定最后范畴里（按警察所称）“坏书”的罪恶程度——而此类区别标准很必要，因为有些书一旦被没收后可能会退还给书商，有些可能会成为把他关入巴士底狱的依据。1771至1789年期间，巴黎书商航徽的官员系列登记了巴黎海关没收的所有图书书名。首先，哲学图书被归类于三种标题之下：“禁书”（要收缴或销毁），“非经允许的书”（有时要退还给发送人），“盗版书”（为原始出版特权拥有人获得利润出售）。但是，随着登记条目增多，区别界限变得相互重叠，相互矛盾，杂乱混淆；最后，分类系统瓦解成毫无区别的一堆3544登记条目，唯一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或多或少散发出非法气味。
　　谈到细微区别，这些官员们不能相信自己的嗅觉。因为，由谁能跟得上文学作品的出版速度？有谁能说出一部准合法书和一部稍显非法书之间的差别？运输经纪人应该具有这项能力，因为他们运送非法文学作品要遭罚款。然而，蓬塔利埃的一位经纪人，让—弗朗索瓦皮昂承认自己未能识别违禁书。而且，当他向瑞士边境海关一位官员请求指点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无法明确告诉皮昂先生什么是禁书。总的来讲，所有反宗教，反政府，反道德都不能进口。关于这些书有具体的禁令标准：例如盗版法国历史，《百科全书》及其它书。但是，书的质量和海关的关系不大。那时书商行会的事。”

第一章 
　　伪装的哲学 
　　当刽子手在巴黎正义宫前院公开撕毁焚烧违禁书时，他彰显了印刷文字的影响力。但是，他往往毁掉样书，而地方行政官们手中掌握这原本——他们也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随心所欲动用火刑。因为明白一把大火只会促进销量，他们宁愿收缴禁书监禁书商，希望动静尽量小。一项统计表明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局平均每年仅么收4.5部署和小册子而且公开焚毁仅其中十九部。

虽然这些书飞回湮灭了，但是成千上万其它书却通过地下图书交易渠道秘密流行。这些书给法兰西王国各地如饥似渴的读者提供了非法读物食粮。目前，尚无人知晓这是些什么书？

这一大批文学作品——流动商贩到处“遮掩着”出售的平常一类书——数量多少，什么体裁？政府自己一无所知。除了某些警察登记编目尝试外，政府没有任何可以被认为非法但从未被正式定罪图书方面的记载。 
文学作品合法性的概念一直模糊，因为负责管理图书交易的政府机构凭空捏造出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在合法方面，该机机构不仅颁布各种特许证和准许政还发放没有姓名或者以“供允许有声望的人阅读”等循词登记在案的简便核准书。  
在非法方面，给机构没收合法图书的盗版，由个人未通过官方书商引进的合法图书，无冒犯性但未经任何准许的图书（通常在别国准许发行图书之进口），以及触犯王家敕令和检察官规定的三项标准——诋毁君主，教会或者传统道德——的图书。

甚至没人能够规定最后范畴里（按警察所称）“坏书”的罪恶程度——而此类区别标准很必要，因为有些书一旦被没收后可能会退还给书商，有些可能会成为把他关入巴士底狱的依据。1771至1789
年期间，巴黎书商航徽的官员系列登记了巴黎海关没收的所有图书书名。首先，哲学图书被归类于三种标题之下：“禁书”（要收缴或销毁），“非经允许的书”（有时要退还给发送人），“盗版书”（为原始出版特权拥有人获得利润出售）。但是，随着登记条目增多，区别界限变得相互重叠，相互矛盾，杂乱混淆；最后，分类系统瓦解成毫无区别的一堆3544登记条目，唯一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或多或少散发出非法气味。

谈到细微区别，这些官员们不能相信自己的嗅觉。因为，由谁能跟得上文学作品的出版速度？有谁能说出一部准合法书和一部稍显非法书之间的差别？运输经纪人应该具有这项能力，因为他们运送非法文学作品要遭罚款。然而，蓬塔利埃的一位经纪人，让—弗朗索瓦皮昂承认自己未能识别违禁书。而且，当他向瑞士边境海关一位官员请求指点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我无法明确告诉皮昂先生什么是禁书。总的来讲，所有反宗教，反政府，反道德都不能进口。关于这些书有具体的禁令标准：例如盗版法国历史，《百科全书》及其它书。但是，书的质量和海关的关系不大。那时书商行会的事。”

当然，书商知道得多一些。书商要求装运，书商行会经理人原则上同王家图书检察官一起进行检视装运。但是，大多数书商仅仅大致了解什么书实际流通，特别是那些经地下渠道传播的图书。文学刊物要接受（新闻）检查，不允许评论违禁书，不过有时也评论一二。一个人甚至不能根据书名判断一本书。当然，书名页上会有许多暗示。任何书名页底部印着“国王特许批准”标准程式字样的书都属合法，因管它或许是盗版。任何使用明显的假地址——“梵蒂冈资助出版”，“男性生殖神出版社”，“威廉泰尔印制”——
的书都属毫不掩饰地蔑视法lu。但是，这两个极端之间大有混淆的余地。书商们往往根据图书目录订购，或甚至依据交易关系网上的传言购书，因此他们经常弄错书名。有些书上根本就不会拼写。当凡尔赛的波瓦索定购二十五部《诡计新编》（Nouvelle
de couvertes de ruse）时，他的瑞士供应商意识到他要lu游书《俄罗斯新发现》（Nouvelles de
courvertes de
russes）。这个瑞士人还正确解读了他涉及“雷纳利尔”的议论指的是雷纳尔神父的《欧洲人在两印度贸易及机构的政治哲学史》。  
不过，供应商严重贻误了里昂的沃夫 
巴里特尔发来的订单。他的订单好像涉及简单的“沙特鲁画像”而事实上指的是淫秽，反教会的《沙特鲁堡守门人***，艳史》。 
　　
这样的错误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位书商如果店里被发现有《艳史》会进监狱或被取消图书交易资格。运送书的马车夫会被罚款并强迫交出车上所有货物。买书的流动小贩会被烙上“划桨罪”（GAL）字样，带镣发送去做苦工。这些惩罚确实发生过。  
旧政府在其最后几年不像有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快活，宽容，放任，况且巴士底狱不是三星级宾馆。虽然旧政府不应该和大革命前鼓动家们描绘的刑讯室混为一谈，但是它毁掉了许多从事文学人的人生——他们不单单是作家，还有出版商与书商，尽管不创造文学作品确使文学发生作用的专业人士。这些人在平常做生意过程中要日复一日地区分合法书和非法书。通过研究他们怎样在十八世纪对付这个难题，一个人可以想出办法解决一个困扰了历史学家两世纪之久的问题——识别大革命前夕法国实际流传的文学作品的危险因素问题。这方式提供了一条避开时代错误的危险的途径。该方式不是从旧政府的正统性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威胁这样的现代观念入手，而是通过调查十八世纪图书经纪人的习惯做法——他们怎样用行话交流意见谈论图书，怎样相互间交换图书，定价，订货，包装，运输并通过一个庞大系统进行销售，超出法lu限制范围把书传播给读者——提出识别违禁书的可能性。

生意行话 
　　鉴别违禁文学作品问题首先是个语言问题。兰斯有位名叫霍伯特喀金书商，他因为在店里出售各种禁书和有害文献而被捕关入巴士底狱。警察审问这位犯人时，要他解释一个他在书信中常用的令人困惑的术语：“哲学物品”。喀金把它解释成一个“图书交易中表示所有违禁物的习惯说法。”  
警察听说过其它术语：“秘密书”，“药品”，“苦难”。如前所述，警察有自己喜欢用的术语：“坏书”（mauvais
livres）。印刷工使用自己行业俚语中的另一术语：“栗子”——（marron， 
指违禁书）；“摘栗子”——（marronner， 指从事隐秘工作）。  
不过，出版商和书商则喜欢一高层次术语，“哲学书”。这个术语是他们商业密码中的一个符号，专指那些给他们带来麻烦必须谨慎处理的图书。

位于法国东部与瑞士接壤边境纳沙泰尔公国的一个重要出版商和印刷商，纳沙泰尔出版社书信档案资料最便利研究图书交易术语。纳沙泰尔出版社，像几十家同等出版社一样，日复一日地面对平衡供求问题，这也包括应付交流沟通方面的难题。除去要把装着易损未装订单页的沉重货柜经原始道路在合适的时间运到合适的地点交付给合适的人，出版商必须弄懂所收到的信函；他们的客户发出订单时必须直接了当表明意思。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主管们从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从未见过面的书商那里收到订单，订购从未听说过的图书。书名经常不准确，拼写错了，或者难以辨认。而且，这些书时常惹祸。通过错误的渠道发送错误的图书必定引祸上身。但是，一个人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法国文学作品和混乱的日常邮件中识别好坏呢？

出版商们依靠密码。“哲学”表示危险。开始做生意时，纳沙泰尔出版社主管们没有库存多少违禁书，也不喜欢使用交易行话；他们曾写信告诉一位书商说：“有时候，把一些新书称作‘哲学书’似乎不十分妥当。我们没有这类书，但是我们知道那里有，如有要求，也可以供货。”  
不过，他们不久便明白“哲学”一词指的是很多客户以为看重的一部分生意。里昂的皮—约杜波林告诉这些主管们他渴望做图书生意，“尤其是哲学类图书好像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偏爱。”
曼努里从卡昂写信说：“请注意你们有违者血泪的书？这是我的主打书。” 
来自法国的信函用五花八门的语言表达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哲学品”（贝尔福的勒列弗埃），“哲学著作”（雷恩的布洛埃），“哲学书”（lu内维尔的奥狄阿尔），“各种哲学书”（图尔的彼罗尔特）。

由于业内所有人都使用这个密码，当书商们——以奥布河畔巴尔的巴特拉斯为例——发出空白订单要“三本你们最新哲学著作”时，他们想当然以为供应商应该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书商们靠同样假设打探新息。因此，朗格勒的卢耶尔要求：“如果你们有什么好东西，新东西，新奇的东西，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好哲学书，还请告我为盼。”
还有里昂的小瑞格诺尔强调：“我经营的都是哲学书，除此以外我不要其它类的书。”供应商们被期望知道什么书属于什么种类；不论怎样，订单通常表明这一点。在一份有十八种书名的订单里，小瑞格诺尔用十字符号标出全部“哲学”著作，并却说明这些书应该小心藏于货柜之内。这些书一共六种：《马修神父》，《沙特鲁守门人***艳遇》，《快乐的少nu》，《太太学堂》，《论精神》，《2440年》——这是典型的选择，范围如我们目前所知包括色情文学和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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