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

本著以人与文化的互动为逻辑起点，分析了网络文化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剖析了网络文化对人的发展的正、负关系效应，揭示了人在与网络文化互动中的发展规律，设计了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之网络文化的培育目标、培育模式和培育机制，为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找到了一个互动共赢的、具有深刻实践意义的归宿。

宋元林，男，1952年6月生，湖南澧县人。现任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特约研究员，湖南省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研究基地主任。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等方面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

第一章　逻辑的起点：发展蕴含人与文化的互动
　一、人在文化进程中的主体性
　 文化是一个复杂模糊且颇具争议的概念。从词源上说，西语中的“文化”（culture）源自于拉丁语中的“cultus”，通常具有“种植、耕耘、农作”的意思。中文中的“文化”则最初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主要指与武力相对应的“文治教化”、“以文教化”、“人文化成”，强调人伦教化之意。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逐渐形成于18世纪末尤其是19世纪，指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风范，包括文明、宗教、文学、道德或艺术等诸多内容。之后，学者们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哲学等不同领域出发给予了多达数百种的阐释。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可爱德华·泰勒（E．B．Tylor）在《原始文化》中关于文化是一个复杂总体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可将文化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狭义文化专指精神成果，而且更突出了文化的动态性。事实上，文化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必然表现为历久而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具体形态，学者们曾经作过各种划分，无论是将其划分为石器、玉器、铜器、铁器时代，还是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或是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但从抽象的层面上看，它们都不可回避演绎文化产生、发展和超越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随着时间的不可逆而呈现出向前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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