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文化理性研究

文集主要围绕“出版文化理性”收入了作者近十五年来在出版、传媒方面的约100篇文章和演讲，共分为六个板块：一是文化理性板块，就主题做深度挖掘，尝试性回答了什么是出版文化理性，为什么要研究出版文化理性，文化理性的养成与修炼的路径等问题；二是方法理性板块，从理性角度考量方法，主张方法比结论重要：三是改革理性板块，对改革进行理性剖析，主张向改革的深层挺进：四是发展理性板块，对发展进行实证梳理，主张发展要以理性为依托；五是阅读理性板块，透析阅读与综合国力的关系，倡导阅读成为国民理性成长的基本生活方式；六是网络理性板块，关注整个行业的技术转型，追求转型中的理性张扬。

郝振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首席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1982年、1985年先后从北京大学获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学位，后分配至中共北京市委做政策研究工作，1988年调至中国新闻出版报社主持理论评论工作，1999年调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

第一辑　文化理性篇
　　关于出版业文化理性问题研究
　在我看来，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出版业目前至少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内容创新。其中，体制创新解决的是出版生产关系问题，技术创新解决的是出版生产力问题，内容创新则是出版业、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问题。而能否真正做到内容创新，实际上就关联到文化理性问题。出版生产力与出版生产关系的正向矛盾运动则最终体现在文化理性深厚与否，内容创新能力的强弱与否等方面。
　　一、为什么要强调出版业的文化理性研究？
1．现实的需要。当前出版界存在着文化弱化、甚至是较为严重的“非文化”现象。
出版业的核心是文化经营或者说是经营文化。目前，恰恰是出版这个属于文化范畴的行业出现了许多“非文化”的现象。柳斌杰同志在谈到出版物内容质量问题时说：要么你出的书没人看；要么人家想看的书你不出。我以为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从出版业的文化理性方面找到原因。
根据总署计财司的统计数据，2006年图书纯销售与历年库存积压几乎不相上下，都是500多亿。库存积压成为出版单位的沉重包袱，也成为全行业面临的危机之一。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出版物“水”了，出版物的文化含量降低了。“文化产业没有文化，内容产业内容匮乏”的现象让书业蒙羞，让出版物尴尬（如发生在城乡贸易中心、发生在春节地坛庙会“论斤卖书”的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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