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十六辑--现象学与中国思想（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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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学的哲学与方法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以“面对实事”的思维态度和“工作哲学”的解析风格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以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的现象学精神，如今已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是中国（两岸三地）现象学和哲学研究界**次合作努力的成果。它致力于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进行现象学的探讨。它要回答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什么是现象学精神？它能否以及如何与中国人文精神相结合？

内容简介

　　现象学的哲学与方法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以“面对实事”的思维态度和“工作哲学”的解析风格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以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等人所代表的现象学精神，如今已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是中国（两岸三地）现象学和哲学研究界第一次合作努力的成果。它致力于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进行现象学的探讨。它要回答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什么是现象学精神？它能否以及如何与中国人文精神相结合？
　　本书是“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丛书第十六辑，收录2013年9月21-24日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和兰州大学共同举办的“现象学与中国思想”年会论文。收录的原创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现象学与道家和儒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开辟现象学和中国哲学比较研究的新路径。另有高质量的国际现象学研究前沿译文。

作者简介

　　主编简介：
　　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现象学研究所所长。

目　　录

〖现象学与中国思想〗
　海德格尔与儒家哲理视野中的“家”
　刘蕺山“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比配说申辩
　生育现象学——从勒维纳斯到儒家
　自证分与自身表象理论
　仁境——孔子圣人境界的现象学阐释
　何谓Ereignis？——略论作为“興有”的Ereignis
　时间性与中庸
〖现象学研究〗
　人类经验中的纵贯型被给予性
　瑜伽行派的现象概念
　海德格尔对古希腊“灵魂”的存在论诠释
　绝对流的构造何以可能？ ——从扎哈维/布劳之争谈起
〖硕士／博士论文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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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1914年8月1日，胡塞尔结束了这年夏季学期伦理学讲座的最后一次课程。而这天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宣战日。胡塞尔在自己的讲稿上对此做了标记。
　　此前一个多月，即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正在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索菲。这次暗杀，塞尔维亚政府事先知道，并有军官和文官参与准备。7月28日，奥匈帝国据此而向塞尔维亚宣战，由此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俄国作为塞尔维亚盟友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支持者于7月30日下达战争动员令。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盟友随即于8月1日对俄国宣战，并在两天后根据早已制定的对俄作战计划（先击败法国，再进攻俄国）而先对法国开战。此后，除了像比利时、法国、波兰等遭到入侵而被迫参战的国家外，先后宣布加入战争的还有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最后是美国和一些南美国家。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918年11月，最后以同盟国（奥地利、德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等）的战败而告终。奥匈帝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均告崩溃。这场战争造成全世界近一千万人死亡，其中约有一百七十万德国人、一百二十万奥地利人。
　　2．如果我们仅仅从胡塞尔的学术思想史角度来考虑这次战争，那么看起来这场战争给他带来的结果主要在于，如胡塞尔妻子马尔维娜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战争的爆发阻碍了对《观念》的更快接受，这场战争还影响到胡塞尔对《逻辑研究》第二版的重新加工。”这个说法或许会让人感到有些轻描淡写，而且若非出自胡塞尔妻子之口，一定还会让人觉得冷血无情，只要想一下这场战争给胡塞尔本人以及他的家庭带来的那些灾难性结果即可。当然，胡塞尔本人在公开谈及这场战争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也显得矜持冷静，例如他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前言中对自己的出版延误解释说：“在接下来的战争年代中，我无法为逻辑现象学付诸那种激情般的参与，而没有这种参与，在我这里也就不可能产生成熟的工作。”
　　这里流露出来的在胡塞尔的哲学思考方面的“战争影响”，读起来相当轻松平常，但实际上背后深埋着诸多的生命感受：热情、激愤、伤感、悲哀、痛苦、失望，以及如此等等。在战争期间随胡塞尔在哥廷根和弗莱堡学习的罗曼英加尔登回忆说：“1916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他的幼子阵亡，而长子几乎从不间断地滞留于前线。许多年后胡塞尔多次写信告诉我，当时我在弗莱堡时他的心情有多么糟糕。”

1．1914年8月1日，胡塞尔结束了这年夏季学期伦理学讲座的最后一次课程。而这天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宣战日。胡塞尔在自己的讲稿上对此做了标记。 
　　此前一个多月，即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了正在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索菲。这次暗杀，塞尔维亚政府事先知道，并有军官和文官参与准备。7月28日，奥匈帝国据此而向塞尔维亚宣战，由此揭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俄国作为塞尔维亚盟友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支持者于7月30日下达战争动员令。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盟友随即于8月1日对俄国宣战，并在两天后根据早已制定的对俄作战计划（先击败法国，再进攻俄国）而先对法国开战。此后，除了像比利时、法国、波兰等遭到入侵而被迫参战的国家外，先后宣布加入战争的还有英国、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最后是美国和一些南美国家。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918年11月，最后以同盟国（奥地利、德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等）的战败而告终。奥匈帝国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均告崩溃。这场战争造成全世界近一千万人死亡，其中约有一百七十万德国人、一百二十万奥地利人。 
　　2．如果我们仅仅从胡塞尔的学术思想史角度来考虑这次战争，那么看起来这场战争给他带来的结果主要在于，如胡塞尔妻子马尔维娜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战争的爆发阻碍了对《观念》的更快接受，这场战争还影响到胡塞尔对《逻辑研究》第二版的重新加工。”这个说法或许会让人感到有些轻描淡写，而且若非出自胡塞尔妻子之口，一定还会让人觉得冷血无情，只要想一下这场战争给胡塞尔本人以及他的家庭带来的那些灾难性结果即可。当然，胡塞尔本人在公开谈及这场战争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时也显得矜持冷静，例如他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前言中对自己的出版延误解释说：“在接下来的战争年代中，我无法为逻辑现象学付诸那种激情般的参与，而没有这种参与，在我这里也就不可能产生成熟的工作。” 
　　这里流露出来的在胡塞尔的哲学思考方面的“战争影响”，读起来相当轻松平常，但实际上背后深埋着诸多的生命感受：热情、激愤、伤感、悲哀、痛苦、失望，以及如此等等。在战争期间随胡塞尔在哥廷根和弗莱堡学习的罗曼英加尔登回忆说：“1916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他的幼子阵亡，而长子几乎从不间断地滞留于前线。许多年后胡塞尔多次写信告诉我，当时我在弗莱堡时他的心情有多么糟糕。” 
　　胡塞尔的这种心情也在他战争期间私人通信中有所表露。在给他的学生弗里茨考夫曼的信中，胡塞尔写到：“战争连同其刻骨铭心的后果让我变得沉默封闭；对我而言，走出自己和言说自己已经成为极度的困难——哪怕是在最深切地感受到同情的情况下；月复一月，死神将我身边的人急速地带走，年青的和年长的朋友。此外还有健康方面的困扰，但它们几乎都有其心理的原因。因此我失去了我的学术生命线索的连续性；如果我不能有效地工作，不能再理解我自己，阅读我的文稿却不能用直观来充实它们，那么我就是处在最糟糕的境地了。”胡塞尔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15年9月20日，即是说，他当时尚未经历次年（1916年）失去自己的幼子沃尔夫冈和再下一年（1917年）失去自己最重要的学生、朋友与助手阿道夫莱纳赫的痛楚，因而“最糟糕的境地”在当时实际上尚未到来。 
　　但从各种迹象来看，胡塞尔似乎很快便克服了自己的这种“像瘫痪一般”（书信III，163）的状态，并在勤奋的哲学思考中找回了自己。在后来致考夫曼的另一封信中，胡塞尔写到：“我试图通过在哲学工作中的沉浸来拯救自己，就像我在这场战争的每一年里都在为精神上的自我保存而战一样。”（书信III，343）而在1920年致霍金的信中，胡塞尔也回顾战时的自己，并且总结说：“但我在内心搏斗之后最终达到了自由的主动性，我试图用加倍的精力来发挥积极的作用。”（书信III，163）因而从总体上看，虽然对《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的修改一再拖延，直至1921年才最终完成，但胡塞尔在战争期间的哲学思考与记录、他的自我反省与相应表达并未发生明显的中断。 
　　3．胡塞尔本人出生于奥匈帝国，任职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战争开始时，他在情感上显然偏向于德奥同盟。对于这场由同盟国首先发起的战争，胡塞尔总体上持有支持的态度，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理智上。更具体地说，这种态度一方面与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与民族情绪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对哲学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思考与理解有关。 
　　就其爱国主义情感而言，胡塞尔在战争之初与当时全体奥地利和德国民众一样，沉浸在高涨的民族情绪之中。德国正式宣战的第八天（8月8日），他在写给他在瑞士的哥哥海因里希的信中对此次战争表达出异常的热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而且是如此伟大的时刻！你无法想象，这里做出了何种成就，各个阶层的动员是如何壮观地进行着。每天有千军万马来到这里，疾速地穿上军装，大约一天后便作为成建制的军团开拔而去。而这是何种伟大的严峻、何种确定的决断、何种喜悦与宁静！这是强有力的体验。一切都充满了祖国之爱与乐于牺牲的精神！没有眼泪，没有悲痛；哪怕是妇女们也在喜悦而严肃地工作着——哪怕是孩子们也处处都在帮忙收割、分发军装、发放面包、卸货等等。一周以来我们的孩子们已经穿着军服在演习了，沃尔夫今晨三点已经受到调遣！仅在哥廷根就已经有1100人自愿报名到前线参战；所有17－45岁的人都应招加入了国民军，并且自周日起便开始着装。绝对肯定的是，我们会胜利。这种精神、这种意志力量，现在与1813/14年一样，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匹敌的！我为现在有一个新的和善的精神在主宰奥地利而感到高兴——这是奥地利的重生！今天，已经冲锋攻陷了列日的重要消息使得所有人都兴高采烈。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表明，我们的人拥有古老的战争精神。因此，前进吧！根本不能只想着自己，即便他在私人生活中所受到的触动是如此之大。每个人都应当尽力。伊丽与马尔维在做战地服务、照顾两个年轻人，包括住宿和护理。我在进行紧急毕业考试，等等。”（书信IX，页288－289） 
　　怀着这种激情，胡塞尔为这场战争做了远比他应尽的国民义务更多的事情，他用卖掉哥廷根的房子的钱自愿购买了大量的“爱国战争债券”，以支持国家的军事行动；他将自己珍藏的各类型号的望远镜赠送给德国军队用于前线作战。同年10月12日，胡塞尔将两个儿子格哈特与沃尔夫冈送上战场。次年（1915年）2月20日，胡塞尔的次子沃尔夫冈在战场上因肺部中弹而受重伤。伤愈后他立即重返前线。1916年3月8日，他“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次冲锋中战死在进攻队伍的最前列”。1917年4月，胡塞尔的长子格哈特又因头部中弹而受重伤住院。勿庸置疑，胡塞尔已经为一次大战付出了他所能付出的一切，而且是完全主动地、发自内心地做出这种奉献。 
　　4．而在胡塞尔对哲学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理解方面，他把对文化生活的改革与创新与民族战争态度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显然与他对费希特以及费希特所处时代的拿破仑战争的态度有关。 
　　与费希特1807年在柏林发表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相似，在战争后期，也是在胡塞尔1916年迁居至弗莱堡并在此担任弗莱堡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之后不久，他为弗莱堡大学参战者的课程班做了三次战时讲演：题目便是关于费希特人类理想，第一次在1917年11月8日至17日，是为国家学系的听众而做。第二次和第三次在1918年1月14日至16日以及1918年11月6日、7日和9日；三次讲座的内容相同，只是面对不同的听众，后两次是为哲学系听众而做。 
　　这里可以注意到，胡塞尔的最后一次讲演是在1918年11月9日。两天之后，即1918年11月11日，德国政府代表埃尔茨贝格尔便与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在这里的雷东德车站签署“贡比涅停战协定”，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此而告结束。可以说，胡塞尔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做的付出一直维续到了这场战争的终了。因为这些战时讲演，胡塞尔还于1918年获得为奖励战争援助颁发的普鲁士功勋十字勋章。 
　　正是在这个战时讲演中，胡塞尔将费希特称作“解放战争的哲学家”，并认为，“在德国遭受最深屈辱的年代里，费希特将他崇高地塑造起来的庄严民族观念摆到德意志民族的眼前，同时将它与一个真正而真实的民族的理想融合为一。——没有什么可以比这些更能表现出费希特的人格性了。除此之外，他在德意志民族中唤起了这样一个信念：如果它在自由中实现它的更高使命，那么整个人类也会随之得到解脱。解放战争的费希特也在向我们言说。” 
　　胡塞尔当时的波兰学生罗曼英加尔登已经批判地注意到，胡塞尔在这些战争时期讲演中表露出一种从未在通常讲演中出现过的“教授激情”(Professorenphantos)。这会令人回想起舒曼在其专门论述《胡塞尔的国家哲学》著作中所引用过的韦泽的感叹：“即便是那些有现实感、非激情、不轻信以及无臆想的人，在谈及国家时也大都会失去他们惯有的镇定。” 
　　但这里涉及的显然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智与情感的对立。从前面所引的费希特讲演中已经可以得出，在胡塞尔的并非盲目的民族热情中可以找到理论与观念方面的支撑。胡塞尔在战争初期显然相信，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可以通过外部的战争来完成内部的改革。在1919年1月17日致弗里茨考夫曼的信中，胡塞尔对战前和战争初期的状况回顾说：“内心有多少需待克服的东西，心灵承载了多少沉重的负担，以至于它无法再作为活的民族力量排列起来。”（书信III，343）因此，“对他来说毫无疑问的是，投身于战争恰恰可以导致文化的更新。”这个想法不仅与他的爱国主义激情的感染与鼓动有关，而且显然更多地从他的费希特伦理学研究中获得理论上的支持。 
　　5．这样一个想法也表现在胡塞尔于一次大战初期的具体践行中。1915年，针对英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德国于2月18日开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对所有中立国的船只事先不加警告地施放鱼雷。这个措施从一开始便波及向法国出口武器弹药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次战争初期直至他1916年连任的初期都主张美国在一战中保持中立。直至1917年，德国潜艇不断击沉美国的船只等事件最终导致美国向德奥宣战。对美国的观念论哲学发展抱有期待的胡塞尔为此深感失望。还在1915年初，也就是在无限制潜艇战刚开始的阶段，胡塞尔在致雨果闵斯特贝格的一封信中直截了当地表达出他的想法：“当美国的观念论想要与复兴的德国信仰相结合时，我们曾相信会有一种新的观念论出现，曾幻想会有一个新的世界时代到来。现在，我们惊讶的浪潮已经退去。我们也已经学会了忍受这种失望。我们不再谈论它。不言而喻，法国人使用的炮弹原先的故障率为百分之六十，而自从美国进口以来，不能爆炸炮弹的比例现在减到了几乎不足百分之十。这与前线发回的报道是一致的；我们的伤亡名单在增长。他们必须忍受。我们只说：美国！记住威尔逊总统这位最纯粹的观念论者有关中立所说的杰出话语。我们必须变得如此坚定和坚毅，以至于我们不再需要担心中立者——我们从未担心过敌人。”这封信的相关段落后来被译成英文，发表在当时于哈佛任教的美国哲学家雨果闵斯特贝格《和平与美国》一书中。闵斯特贝格在其书中对胡塞尔的报告做了这样的引介：“我又打开一封昨天才收到的信。写信的是一位住在宁静的哥廷根的教授。” 
　　6．然而胡塞尔对战争与哲学和文化的改革和创新的关系的这种理解还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就已经遭遇了问题。关键的问题还不只是在于能否将某个政权或政府或它们的首领视作一个民族的代表，乃至一个民族精神及其哲学观念的表征。可以看出，在胡塞尔的国家哲学思想中，这个关系曾是含糊不明的。胡塞尔在这里至少一度将美国总统威尔逊视作“美国的观念论”的代言人，或将德意志第二帝国视作“复兴的德意志信仰”的代表。 
　　但是即使将此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问题不置可否地摆在一边，胡塞尔仍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他所说的“复兴的德意志信仰”或他在此期间也一再提到的“民族观念”和“民族理想”与他此前一再强调的最普全的哲学观念处在何种关系之中？这个问题在战时与战后都不断成为胡塞尔思考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如奈农、塞普所言，胡塞尔“还是认为，那些在他看来可以引领一个文化改革的观念内涵本身并不是束缚在民族上的。他始终强调的超民族的观念形态在他看来并不与这样一个事实相争执：其他人类团体也在其历史境况的前提下以不同的方式将观念付诸具体的实现。” 
　　因此，胡塞尔1917年7月8日写给罗曼英加尔登的信中写到：“伦理本身是一个超人格的（因此也是超民族的）形式，就像逻辑本身一样。任何一个无成见的人都可以在这两个领域中追复理解(nachverstehen)和追复决断(nachentscheiden)，只要追复理解者可以获得这些形式的质料。因此，我们（甚至有可能在战争中）盛赞、欣赏、尊重波兰敌人。当然，我们在对您而言如此珍贵的波兰事情上以及在对我而言如此珍贵的德意志事情上几乎达不成一致，因为不言自明，我们的伦理－政治评判的质料前提是完全不同的。但我们的一致点在于，从永恒的角度来看(subspecieaeterni)，这两个民族都具有它们的观念此在权利、它们对它们之中的观念价值可能性之自由发展的权利。但‘实事在空间中强硬地互撞’，它们总还得使自己与观念相适应，而且它们具有下拽的世俗重力。” 
　　胡塞尔在这里所说“实事在空间中强硬地互撞”一句，引自德国文学家席勒的剧作《华伦斯坦之死》，其全文为：“世界是狭窄的，可大脑是开阔的；思想轻盈地并居，但实事在空间中强硬地互撞。”无论从胡塞尔的信函内容来看，还是从席勒的剧作中包含的“思想”与“实事”的对立来看，这里存在的问题都已经十分明确：民族观念或民族理想虽然有其珍贵的价值，但它们与另类的民族观念之间会存在差异并会引发冲突，成为“在空间中强硬地互撞”的实事。这是使“轻盈的思想”或理性的价值观念下坠的世俗重力；与此相反必定还存在使它们上升的力量，即将它们提升到超人格、超民族的形式、永恒的角度的力量。后一种可能性在费希特的同时代人黑格尔那里得到体现，他构成当时的费希特的对立面。毫无疑问，当黑格尔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骑着马进入耶拿时，他显然是将这种“世界精神”视为一种朝着最普遍观念和价值提升的思想力量，一种超出法兰西和德意志各自的民族观念和民族理想的普全观念。 
　　7．从所有迹象看，一次大战时期的胡塞尔始终徘徊在费希特与黑格尔之间。就他本人的哲学思考与追求而言，胡塞尔相信：“现象学也是一种必然(necessarium)，而且是一种尽管超民族的、却也是民族的价值。”（书信III，343）但“民族的”与“超民族”这两者的哲学关系在他那里并未得到清楚的说明。 
　　然而无疑可以确定，随着战争的进行，胡塞尔很快改变了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并承认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才能回答民族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战争问题。他在1920年8月11日致贝尔的信中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最新立场：“这场战争，这场在整个可纵览的历史中人类犯下的最普全的和最深入的罪行，已经证明了所有现行观念的不清晰和不真实。在与人类共同生活以往的发展形式相配合并以此为前提的情况下，这些观念有可能会通过适当的界定而达到一种伦理上的辩护。‘正义战争’的观念便是如此。当下的战争、即成为最字面的和最可怕的意义上的人民战争，已经失去了它的伦理意义。与民族问题（在与纯粹人属的观念之关系中的纯粹民族观念的问题）相一致的战争问题必须重新得到思考，必须从最终的根源出发得到澄清和解决。”（书信III，12）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擅长反思的哲学家，胡塞尔在战后不久也很快开始对自己在战争中的所感、所思与所为做出认真的反省。看起来通过这个反省而得出的最重要结果就在于，胡塞尔最终要求自己：满足于将哲学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当作哲学理论研究的课题，并彻底放弃在提供政治建议和发挥政治影响方面的哲学实践的意图——类似于柏拉图在叙拉古的政治尝试失败后的想法，此可谓前有古人；也类似于马丁海德格尔在二次大战前后的政治梦想破灭后的打算，此可谓后有来者。在1919年9月4日给学生阿诺德梅茨格的信中，胡塞尔写到：“我没有受到召唤去作追求‘极乐生活’的人类的领袖——我在战争年代的苦难冲动中不得不认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守护神告诫了我。我会完全有意识地并且决然而然地纯粹作为科学的哲学家而生活（因此我没有撰写战争论文，我的确可以将此视为一种对哲学的自命不凡的忠诚）。” 
　　当然，胡塞尔在这里对自己关于费希特的战时讲座避而不谈；很可能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当时的迷惘，故而羞于启齿。无论如何，他在另一封于1920年7月3日致霍金的信中已经将这场战争标示为“同样令一些‘哲学家们’迷惘和蒙羞的战争”（书信III，162）。 
　　8．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从胡塞尔那里似乎很难获得客观中立的评价。如前所述，他在战争初期与大多数德奥民众一样处在极度的战争热情中，后来则一度处在“像瘫痪一般”（书信III，163）的状态，无法正常工作；而在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失去了诸多的亲友之后，他在战争后期限于极度的困惑与失望，但仍在尽自己的力量为前线战士提供精神的、伦理的支撑。而战后他基本放弃了在政治实践方面的努力，全身心地投入哲学的理论研究之中，“纯粹作为科学的哲学家而生活”（书信IV，409）。 
　　实际上，在胡塞尔所说的因为战争而“迷惘和蒙羞”的哲学家们的行列里不乏现象学家们的身影。哲学史家们已经列举出许多事实说明现象学哲学家在政治哲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无能，例如，马克斯舍勒曾经在一战期间“匆忙抛出并理当遭到忘却的战时著述”，并发表过“半官方外交式布道”；马丁海德格尔在一战期间也“为战争的激情所感染”，只是由于所谓的心脏病而没有直接参与前线作战，而他在二战时期则更有“一时的政治越轨行为”；莫里兹盖格只做过唯一的一次关于“国家哲学”的讲座，但最终没有出版；亚历山大普凡德尔和尼古拉哈特曼“从未在其著述中讨论过他们时代的精神处境，甚或物质处境”。这里尚未提到的还有：莱纳赫这位在政治学与法学上最有抱负的现象学家，当时也满怀激情地报名参战，“尽管作为不适合服兵役的而遭到排除，他在难忘的1914年8月的日子里还是不放弃，直到他在一个野战炮兵团中被接受下来。”最后他于1917年11月16日阵亡于比利时的迪克斯迈德镇前。 
　　但无论如何，对第一次大战的冷静、客观和中立的评价或许还可以从另一位与胡塞尔几乎同时代的哲学家那里找到，即勃兰特罗素（1872－1970年）。他与胡塞尔一样，首先学习数学，而后学习哲学。对于这场战争，他自始至终保持了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我认为就介入的两方集团中的每一个强权而言，它都是一个愚行和一项罪恶。我希望英国能保持中立，当希望落空时，我则继而提出抗议，这使我感到孤立，大多数以前的朋友与我疏离，更让我感到难过的是自己与整个国家坚持的方向背离。我不得不倚靠来自自己内心的力量。”在这一点上，罗素显然站在了一个超民族、超国家的立场上，他作为盎格鲁－萨克森哲学家所持的态度与德国科学家中的爱因斯坦十分相似。而与德国哲学家相比，他既不同于费希特－胡塞尔，但也有别于黑格尔，因为他依据的是自己“内心的力量”而非世界精神或绝对理念。 
　　无论如何，罗素显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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