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第7卷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中国的历史》（全七卷）是一部中国通史，也是陈舜臣规模*的一部作品。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写史方法有所不同，陈舜臣以时间为轴，以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件或人物为中心展开描写，讲述上古时期到近代数千年中国王朝的历史兴衰及所涌现的典型人物。　　陈舜臣对史料采取中立的态度，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他所讲述的事件都有史可查，绝不杜撰，但又不盲信史料，通过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经过条分缕析，得出自己的历史判断，在不少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提出独到的观点。

作者简介

"　　陈舜臣，日籍华裔历史作家。1924年生于日本神户，祖籍中国台湾。通晓印度语、波斯语、汉语、英语、日语五种语言。数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创作领域涉及小说、历史、随笔、游记等。
　1961年开始推理小说创作，并先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是推理史上的首位三冠王，从而奠定了他在日本推理文学界的地位。1967年开始创作以中国历史为内容的作品，先后有《鸦片战争》《小说十八史略》《甲午战争》《秘本三国志》《太平天国》《耶律楚材》《秦始皇》《郑成功》《成吉思汗》《诸葛孔明》等名作问世，至今畅销不衰。"

目　　录

斜阳和黎明
海陆的裂痕
宣南诗社的人们
广东风云
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之前
反叛者
太平天国的旗帜
军阀诞生
光荣与挫折
火烧圆明园
外患艰深
中华的飞跃
甲午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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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陈舜臣作为作家写作的史书，没有学者式的枯燥。讲述历史事件，语言平实无华，通俗易懂，严谨缜密，把握分寸，雅俗共赏，又不失艺术性，写得风生水起，生动活泼。语言的平实，不等于肤浅。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性、极致到平淡凝练的、对文字具有超强驾驭力的笔下，呈现出时代发展趋势的长河奔腾，脉络清晰，可以比较完整地、宏观地把握历史变迁的全貌，同时在细节上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清政府任命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三年后，汪大燮任驻英国公使，清国灭亡的时候，他是清国最后一任驻日公使。如此高官被任命为留学生的监督，说明留学生对于清国是一个重要问题。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发表文章。孙中山也以日本作为革命基地积极开展活动，另外，还有章炳麟也在日本鼓吹反清运动。日本是完成近代化进程的榜样，而且即使不会说日语，文字也大体能看得懂，所以留学要比欧洲、美国更方便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逐渐增加，清政府觉得在日本可以学习近代化的技术，但同时也害怕他们走向反体制，因此认为有必要对留学生加以监督，或者说是监视。汪大燮赴任日本，不仅仅是监督学业，更带着监视、取缔反清活动的任务。
　　章炳麟学习清代学术的精粹考证学，尤其深入研究《春秋》的《左传》。他曾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在《时务报》担任编辑。不过，他性格刚烈，与梁启超意见不合，很快就离开编辑部。对孔子编纂的《春秋》自古以来有三种解说本，即“传”。这些解读本的题目都取作者的名字，称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秋》言简意赅，深层次隐藏着孔子的本意，不同的“传”进行各自的理解，解说各异。梁启超学的是《公羊传》，章炳麟学的是《左传》，学统不同。朱子说《左传》是史学，《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经学。一般地说，学统不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大概由于章炳麟性情激烈，梁启超实在难以忍受。戊戌变法遭受挫折的时候，章炳麟不在《时务报》，但由于也是变法派一党受到通缉，先是逃到台湾，后到日本。
　　义和团事变那一年，他剪掉长辫。长辫是顺从满洲族的清王朝的标志。他主张排除满洲族，推翻清王朝政权，建立汉族政权，所以被称为“种族革命”路线。
　　鲁迅（本名周树人）留学日本是一九零二年二月（阴历是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三月，章炳麟试图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被日本当局阻止。他想向年轻的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国现在是亡国，国家灭亡（指的是明朝灭亡）已经二百四十二年，大家要牢记这个耻辱。这一年鲁迅二十二岁，三十二年后回顾自己留学时代的事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这样写道：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清政府任命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三年后，汪大燮任驻英国公使，清国灭亡的时候，他是清国最后一任驻日公使。如此高官被任命为留学生的监督，说明留学生对于清国是一个重要问题。戊戌变法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发表文章。孙中山也以日本作为革命基地积极开展活动，另外，还有章炳麟也在日本鼓吹反清运动。日本是完成近代化进程的榜样，而且即使不会说日语，文字也大体能看得懂，所以留学要比欧洲、美国更方便一些。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逐渐增加，清政府觉得在日本可以学习近代化的技术，但同时也害怕他们走向反体制，因此认为有必要对留学生加以监督，或者说是监视。汪大燮赴任日本，不仅仅是监督学业，更带着监视、取缔反清活动的任务。 
　　章炳麟学习清代学术的精粹考证学，尤其深入研究《春秋》的《左传》。他曾加入康有为的强学会，在《时务报》担任编辑。不过，他性格刚烈，与梁启超意见不合，很快就离开编辑部。对孔子编纂的《春秋》自古以来有三种解说本，即“传”。这些解读本的题目都取作者的名字，称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秋》言简意赅，深层次隐藏着孔子的本意，不同的“传”进行各自的理解，解说各异。梁启超学的是《公羊传》，章炳麟学的是《左传》，学统不同。朱子说《左传》是史学，《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经学。一般地说，学统不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大概由于章炳麟性情激烈，梁启超实在难以忍受。戊戌变法遭受挫折的时候，章炳麟不在《时务报》，但由于也是变法派一党受到通缉，先是逃到台湾，后到日本。 
　　义和团事变那一年，他剪掉长辫。长辫是顺从满洲族的清王朝的标志。他主张排除满洲族，推翻清王朝政权，建立汉族政权，所以被称为“种族革命”路线。 
　　鲁迅（本名周树人）留学日本是一九零二年二月（阴历是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三月，章炳麟试图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被日本当局阻止。他想向年轻的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国现在是亡国，国家灭亡（指的是明朝灭亡）已经二百四十二年，大家要牢记这个耻辱。这一年鲁迅二十二岁，三十二年后回顾自己留学时代的事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这样写道：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 
　　 
　　留学生大抵只是这样的感觉，鲁迅自称生于“偏僻之区”，但绍兴虽不是大都市，却也是县城，以酿酒业和才子辈出而闻名全国。绍兴一带大概很少见到满人，而且满洲族几乎都已经汉化，甚至在宫廷里也只使用汉语，即使附近有满人居住，恐怕也不为人知吧。鲁迅生长于浙江省的县城，却对满汉之别一无所知。这因为没有感觉到汉族受歧视的缘故吧。街头巷尾人们闲聊中所提到的大官也就是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汉人。 
　　同样也是浙江人、比鲁迅大十二岁的章炳麟为什么主张如此激进的种族革命、具有强烈的排满反清意识呢？大概因为他钻研学问唤醒了自己沉睡的民族意识的缘故吧。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监督官正是害怕这一点。一年后，鲁迅剪掉辫子。比鲁迅低一个年级的同乡、鲁迅的终生朋友许寿裳（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担任台湾的大学教授，据说后来为盗匪所杀）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剪辫子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青年在日本唤醒了民族意识。在日本可以自由地阅读国内的禁书，民族青年的诞生势所必然。鲁迅在上述文章中这样继续写道：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中国人在二百四十多年里的形象就是拖着一条长辫子。通过广义上的学问才知道这是顺从的象征、是屈辱。鲁迅剪掉辫子后照了一张相，赠送给弟弟周作人和朋友许寿裳。照片上还题有一首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灵台，郭象注《庄子》为“心”。据此可以判断鲁迅指的是“自己的心”，但如果按字义“灵妙之地”解，也可以解释为“祖国”。我的理解取后者。我的祖国无法逃避被神矢射中，风雨如磐石般沉重压在头顶，故乡一片黑暗。我将热忱之心寄托与寒天的星辰，却无人知道我的忧国之情。屈原《离骚》有“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句，哀叹恋人（指君王）不能理解自己一腔热烈激情之心。屈原的“荃”暗指楚王，鲁迅诗中的“荃”指的是什么呢？既然他已经剪辫表明反清之志，所以可以肯定不是指光绪帝。朋友许寿裳与他志同道合，当然可以理解鲁迅的心情。是希望许寿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吗？我认为还是把“荃”理解为指的是“尚未觉醒的人们”比较合理。 
　　“荐”原意为没有摆设供品的祭祀。轩辕是黄帝，中国人将其视为人文始祖。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祖国”。以自己的鲜血祭祀黄帝，意为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祖国。这实在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歌，可以真切感受到二十三岁的鲁迅的年轻心脏的跳荡。 
　　鲁迅比许寿裳晚半年剪辫，大概因为他所在的江南班里有一个名叫姚甲的令人讨厌的监督官。姚甲不是汪大燮那样的高官，是下级官吏。当时有一所招收留学生、教习日语的学校——弘文书院，附属于东京高师。著名的讲道馆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当时是东京高师校长，弘文书院就是在他的提议下创办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两年日语，然后进入自己想去的学校深造。由于学生人数多，分成几个班，鲁迅在江南班，姚甲也在这里。姚甲发生一起男女关系问题，受到五个留学生围攻责问，他的长辫也被留学生剪下来，悬挂在留学生会馆的天花板上。这件事发生在鲁迅剪辫之后不久。 
　　 
　　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初期的文章相当激进，在鲁迅来日这一年创刊的《新小说》上连载《新中国未来记》，描绘中国成为共和国的政治构想。这部小说设想一九一二年成立大总统制度的“大中华民主国”。梁启超并非描绘遥远未来、而是十年以后的中国蓝图。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恰恰就在一九一二年。后来，梁启超对自己预言的准确十分自豪。不过，他的这部小说最终没有写完。 
　　梁启超还写有题为《破坏主义》的激进的文章，论述必须彻底推翻清王朝。宫崎滔天读后，感觉可以与孙中山合作，曾斡旋两人会晤。但因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的反对，未能实现。 
　　后来，梁启超的思想出现倒退，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建立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接着，他的思想再次倒退，认为君主立宪制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创造出一个“开明专制”的怪词。就是开明的君主实行的专制。他反对革命的理由是担心列强各国趁乱瓜分中国。 
　　以日本为据点的中国反体制派分为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与孙中山的“革命派”两大派。革命派的孙中山自然属于行动型，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研究欧洲民主主义理论期间，陈少白在香港通过《中国报》开展宣传活动，郑士良、史坚如等与秘密结社频繁接触，建立关系。 
　　义和团事变的前一年（1899），菲律宾发生独立战争。八国联军中，美国向清国提出要求不如其他国家那么积极，是因为它为菲律宾问题所苦恼。孙中山具有国际眼光和国际连带感，对殖民地菲律宾的独立革命表示同情，予以支援。菲律宾独立战争领导人阿奎那多写信给孙中山，委托购买武器。孙中山让宫崎滔天办理，国会议员中村弥六 具体负责购买武器，并装载在布引丸轮船上，可是该船在海上沉没。这就是所谓的布引丸事件，留下诸多未解之谜。阿奎那多再次委托孙中山购买价值六万五千日元的武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不久菲律宾独立战争失败，对方表示已经购买的武器交给孙中山自由使用。 
　　一九零零年义和团暴动的时候，孙中山认为正是发动革命的好时机。从前一年开始，郑士良就在惠州附近的三州田与广东的秘密结社头目接触，聚集人马。此时本是用于菲律宾独立战争的武器转让给了孙中山，所以发动革命具有更好的条件。 
　　孙中山为指挥革命，从日本前往香港，但香港的英国当局不许他上岸，无奈之下，只好在舢板上召开会议，派遣郑士良、史坚如分别前往惠州、广州，准备与三州田举兵相呼应。陈少白和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后勤补给，孙中山将两万元军事资金交给他们带去。 
　　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梦》中生动地详述当时的经过。宫崎在新加坡被拘留，当时他打算说服在新加坡的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但康有为的手下认为宫崎一行是清国派出的刺客，向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报案。其实康有为和宫崎相识，应该知道他不是刺客，这样做不过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手法。 
　　孙中山返回日本，接着前往上海。事情的进展不如人意，他想寻找革命的突破口。但由于当时唐才常的自立军刚失败不久，上海戒备森严，孙中山只好经长崎去台湾。 
　　唐才常是谭嗣同的盟友，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手下参加变法运动，对报刊的创办发行做出启蒙性的贡献。北京的变法失败，唐才常失去盟友，便跑到日本，得到康有为提供资金援助的承诺后，回到上海，成立自立会，并在汉口策划以激进派留学生为主体的武装暴动。然而，康有为承诺的资金迟迟未能到位，暴动只好延期，就在等待的日子里，事情败露，遭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镇压，与十几个同志一起被捕处死。据说这是与康有为直接有关的唯一的武装斗争。 
　　“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 是南进论派，但支持孙中山的举兵，答应予以援助。“民政长官”后藤新平 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也认为支援孙中山对日本有利。孙中山看到胜利的希望，指示宫崎滔天将菲律宾独立战争购买的枪弹运往厦门，发出武装起义的信号。 
　　然而，事出意外，那个受委托购买武器的中间人中村弥六从六万五千日元的资金中贪污一万五千日元，而且从一个名叫小仓的人那里买来的枪支弹药完全是无法使用的废物。同时日本十月发生内阁更迭，山县下台，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伊藤首相声明不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台湾总督”由于支援孙中山受到国内的指责，结果惠州起义成为骑虎难下之势。武器弹药都是废物，寄予厚望的児玉的援助也是竹篮打水，而惠州那边，和清军的战斗已经打响。孙中山万分焦急地派人前往惠州，通知他们形势陡变。郑士良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解散部队，带领数百同志退到香港。尽管起义军英勇善战，但根本没有武器弹药补充的希望，无法继续打下去。日本人山田良政 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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