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伦理基础

刑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关涉到刑法根基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影响刑法立法、刑事司法的重要实践问题。极富挑战性。在现代法学研究中。否定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联的形式主义法学占据着理论主导地位。刑法与道德的关联问题几乎成了理论禁区，国内外鲜有针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著。本书从历史学、哲学、伦理学、行为学等学科领域吸纳元气，花费了不少心血。专著重点探讨了法与伦理的基本关系，以期为刑法合理化提供价值方向。以现代文明和现代刑法面临的危机为切入点，专著结合历史事实，在人性——道德——伦理——法律——刑法的逻辑关系中，推导出刑法不得违背民众的是非善恶观念的结论。并对刑法适用（解释）的立场、方法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论述。 

本书重点探讨了刑法与伦理的基本关系，以期为刑法合理化提供价值方向。此书以现代文明和现代刑法面临的危机为切入点，结合历史事实，在人性一道德一伦理一法律一刑法的关系中，推导出刑法不得违背民众的是非善恶观念的结论，并提出了刑法适用解释的伦理立场与方法。
现代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威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掠夺式开发利用，使现代人类面临着来自大自然的严厉惩罚；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往的各种社会策略不仅未能使人类摆脱冲突、贫困、犯罪和战争，反而使全人类陷入了核威胁、恐怖主义之类的严重危机之中。在现代文明危机面前，人们希望现代法治成为救赎人类的重要力量，希望现代刑法能够成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然而，现代刑法似乎不堪重托——伴随着刑法规范的极度膨胀和刑罚适用量的迅猛增加，刑法效能却呈现出急剧下降之势。这招致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反感：个人主义者谴责刑法的适用范围过宽，集体主义者指责刑法对犯罪打击不力。刑法实践的失败，呼吁刑法理论重新反思以往的制度规范，为立法者提供恰当的刑法改进方案。但是，令人焦虑的是，现代刑法学似乎并没有从睡梦中清醒过来，而是一味沉迷于构筑学术壁垒、开展无谓的学术争论之中，在严峻的社会形势和神圣的理论使命面前束手无策、备显窘态。在包括刑事立法者和司法人员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刑法理论几乎成了与刑法实务无关的“说法”。危机和困境迫使我们反思以往的刑法和刑法理论，重新设计刑法的未来。

张武举，男，1971年生，汉族，河南省洛阳市汝县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刑事法基本理论研究。

第一章 危机与出路（代序）
　　第一节 文明危机中的现代法治
　 二、现代文明危机的根源
　　（二）“适者生存”并非生命法则
　　人们结合宇宙学、天文学知识，利用同位素、地磁、古温计、中子活化等先进技术，对地质化石、地层物质构成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结果表明，来自地球外部的突发性灾难事件确实发生过。现代地球生物的格局也不是“渐变”进化的结果，而是在一次或者数次突然灭绝和快速新生的“灾变”结果。当然，我们也不能武断地声称灭绝者就是弱者或者幸存者就是强者。生物适应性的含义，是指适应于生物的小生境。对于破坏自己小生境的外来灾难，生物的适应性根本不能够发挥任何作用。在宏阔的地质历史背景下，说“生物的命运取决于它的适应性”显得荒唐可笑，建立于“渐变论”之上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论的荒谬性更自不待言。
笼统地反对一切竞争无疑是错误的，竞争和冲突是人类事物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竞争的数量和烈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竞争和冲突的价值在于发展新的合作形式，而目前的竞争明显地偏离了导向人类合作的轨道。人类都是时代的产儿，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自己的生存态度，在“适者生存”理念盛行的条件下，人类很难跳出自相残杀的命运。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20年后，一位叫马歇尔（Alfed Marshall）英国评论家恬不知耻地说出了他的一些同代同胞们的共同心声：毫无疑问，英国种族的扩张对全世界都是有利的。如果英国的下层阶级迅速增长，超过道德和素质都比较优越的阶级，那么，不仅英格兰本土的人口素质将遭到破坏，而且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英国后裔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聪明。再者，如果英国人口的增长赶不上中国人，那个无精打采的种族将会蹂躏地球的许多地方，而本来应当是朝气蓬勃的英国人定居在这些地区的。希特勒正是手捧德国种族主义的衣钵，不遗余力地发动了消灭“劣等民族”的种族灭绝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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