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08年（全二册）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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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目　　录

上册
2008/01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经济学内和经济学外（江平）
从市场经济到法治的市场经济：吴敬琏的改革词典（梁治平）
拯救市场（汪丁丁）
法治的内在性在哪里？（易宪容）
建设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黄立茀）
市场经济法治化（黄海峰）
改革的理想与现实（卢周来）
站在中间，三面作战（杨鹏）
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王跃生）
背负着改革的使命（新望）
许章润普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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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上册
2008/01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经济学内和经济学外（江平）
任何何一门学科的研究，研究者在本学科内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延伸到本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因为今天的社会现象也好，自然界现象也好，都不是一个单一学科所能驾驭得了的。吴敬琏教授堪称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中国经济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在深入研究经济现象之后也必然要把研究的目光延伸到经济之外，这就是他的新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引人注目的地方。
这些年来与吴敬琏教授有较多往来，特别对他对法治的倾心关注深有了解。他对法治的关注和论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市场经济。在吴敬琏教授与我共同发起设立的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大型研讨会的开幕词中他曾说：作为首先提出市场经济的他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他不断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为例，说明其中有好的、成功的，也有坏的、失败的。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主导，坏的市场经济是以“权贵”为主导。究竟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主导还是以权贵为主导，我认为这正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来市场是以“机会平等”为其要义的，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往往机会并不是人人平等的，而是被权力掠夺去，被金钱收买去。只有真正的法治能够从法律上确保“机会的平等”。因此腐败丛生并不是市场自身之过，而是权贵主导市场之过。
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改变政府的职能并使政府权力置于法律约束和大众监督之下。吴敬琏教授始终认为政府这只手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发挥其应有作用，但究竟是什么作用呢？“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如何区别，“铁本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究竟属不属宏观调控？“资源分配”究竟是市场自主还是政府操控，都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吴敬琏教授和我在中央财经大学对话时，他就特别强调如何理解宏观调控。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决策权和干预度是比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大得多的，这其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都需要认真研究。我认为“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是市场法治的两大层面，在市场自由和准入（包括资源配置）方面应当更多靠市场这只手，而在市场秩序（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在世界排名上居第一百多位）方面则应更多靠国家这只手。现在情况有些反过来，国家这只手更多去管资源配置、抢利益、追效益，而忽视了对市场秩序的调控和管理，因此改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就成为法治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上册 2008/01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经济学内和经济学外（江平） 任何何一门学科的研究，研究者在本学科内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延伸到本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因为今天的社会现象也好，自然界现象也好，都不是一个单一学科所能驾驭得了的。吴敬琏教授堪称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中国经济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在深入研究经济现象之后也必然要把研究的目光延伸到经济之外，这就是他的新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引人注目的地方。 这些年来与吴敬琏教授有较多往来，特别对他对法治的倾心关注深有了解。他对法治的关注和论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市场经济。在吴敬琏教授与我共同发起设立的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大型研讨会的开幕词中他曾说：作为首先提出市场经济的他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他不断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为例，说明其中有好的、成功的，也有坏的、失败的。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主导，坏的市场经济是以“权贵”为主导。究竟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主导还是以权贵为主导，我认为这正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来市场是以“机会平等”为其要义的，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往往机会并不是人人平等的，而是被权力掠夺去，被金钱收买去。只有真正的法治能够从法律上确保“机会的平等”。因此腐败丛生并不是市场自身之过，而是权贵主导市场之过。 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改变政府的职能并使政府权力置于法律约束和大众监督之下。吴敬琏教授始终认为政府这只手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发挥其应有作用，但究竟是什么作用呢？“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如何区别，“铁本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究竟属不属宏观调控？“资源分配”究竟是市场自主还是政府操控，都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吴敬琏教授和我在中央财经大学对话时，他就特别强调如何理解宏观调控。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决策权和干预度是比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大得多的，这其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都需要认真研究。我认为“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是市场法治的两大层面，在市场自由和准入（包括资源配置）方面应当更多靠市场这只手，而在市场秩序（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在世界排名上居第一百多位）方面则应更多靠国家这只手。现在情况有些反过来，国家这只手更多去管资源配置、抢利益、追效益，而忽视了对市场秩序的调控和管理，因此改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就成为法治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他常引用邓小平的话：“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尽管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但人们的感受是二者并不同步，形成严重的跛脚。不同的认识关键在于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等于政府体制改革，更不等于政府内部体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两点：一是解决好党的体制，一是解决好民主的体制。前一个问题吴敬琏教授也常用邓小平的话：“政治改革的内容，首先党政要分开。”党权过大，党权干预了政权，党权和政权不分，这是中国的现象。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口号的角度认真解决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界限点，这是法治国家必然要求的：至于民主政治应当说是市场经济必然的呼唤，二者是相辅相成，内在的统一。真正的市场主义者必然是民主主义者！ 四是：要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法治理念下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联盟。二○○一年夏中央领导在北戴河召开二十位社会科学学者座谈会，吴敬琏教授和我都在参与者之列，在这几天里我和吴敬琏教授有了更多的切磋机会。我们谈到了经济学和法学结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是在他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的思想下，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后改为北京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形成了一股民间的跨学科的联合。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情况，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的政治学很难形成大气候，政治学似乎被大法学涵盖，而社会学也有不少敏感的地带，相当大一部分的社会问题被经济学涵盖。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学和经济学的联盟，实际上是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联盟。社会科学者逐渐走上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治理国家的研究是这四个学科学者的历史使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法学研究的主要是法律制度中的“公平正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经济活动中的“机会效率”，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的“民情民意”。只有把这四种研究力量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给以更准确的定位和方向。 从市场经济到法治的市场经济：吴敬琏的改革词典（梁治平） 八十年代，吴敬琏先生大力鼓吹市场经济。二十年后，吴先生转而呼吁法治，力倡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一改变缘何而来？它意味着什么？何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法治与市场经济究竟是何关系？所有这些在中国语境里都具有何种含义？对这些问题的梳理不但可帮我们了解吴先生的思想，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吴先生在多个场合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大意是说，改革开放之初，他和其他一些有志于改革的经济学人，都以为只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后来的情况却表明，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事实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固已略具规模，但是腐败、不公和社会失范等现象也日益严重。放眼世界，中国其实不算是特例。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少，真正成功的事例却不多。这些让吴先生认识到，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法治的市场经济”才是好的市场经济，我们努力的方向，便是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 对于吴先生指出的种种问题，还有他关于这些问题所做的分析，相信许多人会有同感。不过总的来说，这些议论和主张更多是为我们提示了思考的方向，要切实地把握这些问题，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这里，我谨就吴先生文章中的几个关键词做一点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吴先生和读者诸君。 先说“好的市场经济”。特别提出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以区别于“坏的市场经济”，意在提示人们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多样性或者复杂性。而以“好的”或者“坏的”这样的形容词对一个事物加以区分，也会有一种修辞学上的效果。这些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说法在认识上可能有简单化之嫌，且容易造成误导。比如，“好的市场经济”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人以为有一种市场经济是没有毛病的，有问题的是“坏的市场经济”，这就好比当初人们以为有问题的是计划经济，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是“好的市场经济”代替“市场经济”，成了解决问题的不二良方。这又可能妨碍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有限性。其实，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垄断、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腐败、压迫、不公等等，正如吴先生经常强调指出的那样，并非由市场经济本身所产生，相反，它们恰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中途为既得利益者所“劫持”，市场经济原则无法真正落实所致。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出路便不是走回头路，而是继续改革，完成市场化改革大业。事实上，吴先生自己也意识到市场经济的这种两分法不甚确切，“因为这容易使人误以为重商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子类”（192页）。 通常，说一个事物是好的或者坏的，可能包含两种不同含义。它可以指事物本身，也可以指事物的结果。一个符合其规定性的事物是“好的”，一个其结果对我们有利的事物也会被认为是“好的”。这两种“好的”含义并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本身无所谓好坏，但有真假之分。比如，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有名无实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设想一种残缺不全的“市场经济”，还可以设想一种扭曲的“市场经济”。这些经济秩序不符合一般理解的市场经济的规定性，不能发挥期待中的市场经济应有的效用，因此也不宜被叫做市场经济。把它们叫做“坏的”市场经济，意思是说，它们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当然，“坏的市场经济”在第二种意义上也是“坏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大众在承受种种不利之外，也没有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但是问题在于，真实意义上“好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结果，对社会来说也不都是好的。换言之，“好的市场经济”也会产生种种我们所不欲的结果。人们熟知的所谓市场失灵，还有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考虑，符合市场经济规定性的经济秩序只有一种，还是有多种表现形式？反过来，“坏的市场经济”所指的那些经济秩序，是不是就不是市场经济？从非市场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一个过程，这中间有没有一个确定的点或者界线，供人们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如果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带”，在这个“带”上分布着不同的市场经济形态，它们与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资源禀赋相结合，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具有不尽相同的含义，那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分析市场经济，又如何为之命名？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更准确的概念，更精致的理论和方法。那么，“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不是一个更恰当的表述？“法治的”比“好的”有什么不同，它改变了什么，增减了什么？ 从单讲市场经济，到强调法治的市场经济，隐含了一个认识上的发展，即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有条件的；市场经济不能自足，而须配合以其他制度。从历史上看，市场的存在以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支配权为前提，市场经济必须在特定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方能够顺利运行，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最低限度的法治是市场经济规定性的一部分。不过，法治的问题，法律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实都比这里所讲的更为复杂。 吴先生多处讲到法治，下面这段话比较集中地表明了他的法治观： 现代的法治是用一套符合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动。第一是规范政府的行为，第二是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这套法律规范之下，各就其位，既发扬每个人的个性，又不至于相互侵权，弄得天下大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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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2008年（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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