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评传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余秋雨认为历史文化资源对于造就一种恢弘深厚的文化人格至关重要。他所探寻的历史文化资源。只有在造就他心目中的文化人格时才会引起他的注目，引起他的沉思与遐想。
　　寻找这样的文化现场也就是在寻找一所横亘千年的人格字校。历史并不仅仅是中学、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背景，一种无法抵拒的遗传，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觉地帮助自己和他人整理这种背景和遗传，力图使它们经过优化选择而达到良性组合。这一切，仅仅在今天发生的文化事实中寻找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回过身去踏访千年……
　　　　　　　　　　　　　　　　　　　　　　　　　　　　　　——余秋雨

作者简介

　　栾梅健，文学博士，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等。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生论》、《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纯与俗：文学的对立与沟

目　　录

缘起：秋风秋雨愁煞人
第一章　沧桑人间
第二章　精神放逐
第三章　渐行渐远
第四章　雪泥鸿爪
第五章　群起杯葛
第六章　学海孤舟
第七章　余音袅袅
第八章　余秋雨对当代散文文体的拓展及其局限
余绪：相见时难别亦难
附录一　余秋雨著作及主要研究资料汇编
附录二　有关论争资料
附录三　余秋雨大事年表
后记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沧桑人间
　　斯山斯水斯人
　　从余秋雨1946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至今，他已经在人间度过了六十二个寒暑，而我们这个社会也历经了少有的沧桑巨变。
　　余秋雨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具体名称叫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是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村前是一垄垄的水稻田，村后是清澈的上林湖，而在湖四周的山坡上则遍植着郁郁葱葱的杨梅树。
　　在十余年前，浙江省因行政管辖的需要，将桥头乡划归了邻近的慈溪县，从此，使余秋雨先生在填报自己的籍贯时颇费踌躇，是填原先出生时的名称余姚？还是现在称呼的慈溪？不过，令余秋雨一直感到满脸荣光的是，在他出生的那块古称余姚县的土地上，曾经出现了一批诸如王阳明、黄宗羲、严子陆、朱舜水等诸多大师。他以余姚县自豪，并一直自称是余姚人。
　　他的童年是在极其穷困的境况下度过的。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以及连年的内战，使得一直以富庶傲视全国的江浙一带也破败凋零，民不聊生。偶尔吃到的一餐白米饭，顿时会成为全村人议论与注目的中心，而如果在白米饭上再能够放上一撮乌黑发亮的梅干菜的话，那定会使幼小的余秋雨兴奋许久，认为是天底下最诱人的美食。而倘若在吃饭时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粗瓷碗时，那父母疯狂的追打也定会劈头盖脸而来。当时生活之贫乏，是可想而知。
　　然而，童年毕竟是有趣的。
　　在暮春时节。当上林湖畔山坡上的杨梅成熟的时候，余秋雨便迎来了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与小伙伴一起一头钻进杨梅树丛中，尽情享受着那些红得发黑、清甜微酸的果实。因为只有在这时，他才有可能整天与小朋友们在山上逗留，才有可能脱离家长的管束；而在家长，则是可以省去几碗饭菜。
　　到傍晚时分，当这些小伙伴一个个穿着果汁斑斑的布衫，腆着胀胀的小肚子，打着饱嗝，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便会不知不觉朝上林湖走去。一来可以用湖水漱漱口，清新一下已经失去感觉的嘴唇，二来也可以偷偷地背着父母，尽一下久违的游兴。
　　尽管才是暮春季节，湖水还明显透着凉意，但小朋友们已来不及等到夏天，欢叫了两声，便跳下去了。假如有哪位缩头缩脑不敢下水，便有可能被其他小朋友喊上半个月的胆小鬼。偶尔地，他们会在湖底碰到一些滑滑的硬片。捞起来一看，尽是些厚薄匀整、釉面锃亮的瓷片和陶片。他们颇为失望，顺手向湖面中心掷去，在水面上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然而，这些小伙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瓷片和陶片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竟然是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文化的遗物！

第一章　沧桑人间 　　斯山斯水斯人 　　从余秋雨1946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至今，他已经在人间度过了六十二个寒暑，而我们这个社会也历经了少有的沧桑巨变。 　　余秋雨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具体名称叫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车头村，是一个山明水秀的所在。村前是一垄垄的水稻田，村后是清澈的上林湖，而在湖四周的山坡上则遍植着郁郁葱葱的杨梅树。 　　在十余年前，浙江省因行政管辖的需要，将桥头乡划归了邻近的慈溪县，从此，使余秋雨先生在填报自己的籍贯时颇费踌躇，是填原先出生时的名称余姚？还是现在称呼的慈溪？不过，令余秋雨一直感到满脸荣光的是，在他出生的那块古称余姚县的土地上，曾经出现了一批诸如王阳明、黄宗羲、严子陆、朱舜水等诸多大师。他以余姚县自豪，并一直自称是余姚人。 　　他的童年是在极其穷困的境况下度过的。由于八年的抗日战争以及连年的内战，使得一直以富庶傲视全国的江浙一带也破败凋零，民不聊生。偶尔吃到的一餐白米饭，顿时会成为全村人议论与注目的中心，而如果在白米饭上再能够放上一撮乌黑发亮的梅干菜的话，那定会使幼小的余秋雨兴奋许久，认为是天底下最诱人的美食。而倘若在吃饭时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粗瓷碗时，那父母疯狂的追打也定会劈头盖脸而来。当时生活之贫乏，是可想而知。 　　然而，童年毕竟是有趣的。 　　在暮春时节。当上林湖畔山坡上的杨梅成熟的时候，余秋雨便迎来了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与小伙伴一起一头钻进杨梅树丛中，尽情享受着那些红得发黑、清甜微酸的果实。因为只有在这时，他才有可能整天与小朋友们在山上逗留，才有可能脱离家长的管束；而在家长，则是可以省去几碗饭菜。 　　到傍晚时分，当这些小伙伴一个个穿着果汁斑斑的布衫，腆着胀胀的小肚子，打着饱嗝，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便会不知不觉朝上林湖走去。一来可以用湖水漱漱口，清新一下已经失去感觉的嘴唇，二来也可以偷偷地背着父母，尽一下久违的游兴。 　　尽管才是暮春季节，湖水还明显透着凉意，但小朋友们已来不及等到夏天，欢叫了两声，便跳下去了。假如有哪位缩头缩脑不敢下水，便有可能被其他小朋友喊上半个月的胆小鬼。偶尔地，他们会在湖底碰到一些滑滑的硬片。捞起来一看，尽是些厚薄匀整、釉面锃亮的瓷片和陶片。他们颇为失望，顺手向湖面中心掷去，在水面上溅起一朵朵小小的水花。然而，这些小伙伴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瓷片和陶片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竟然是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文化的遗物！ 　　童年，就是如此的诗意盎然、耐人寻味。 　　至于读书方面，由于余秋雨只是一个普通山村农民的孩子，并不是出生于达官显贵或者书香门第，因而也谈不上浓郁文化氛围的熏陶与传染。既不可能如大诗人郭沫若儿时那样，在母亲怀中已咿咿呀呀背诵了几百首古诗，也不可能如文豪鲁迅先生儿时那样，已经在祖传的书橱中偷看了几箱子小说与闲书。 　　不过，余秋雨仍然有着读书的天分。他这样回忆道： 　　自从四岁时走进山村学校后，学校就成了我的基地，记得我们一开始学的是“开学了，我们上学，学校里同学很多”三段文字。对我来说，这是个具有仪式感的终身性文化行为。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学校。如果问，余秋雨的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那就是上学。可以说，我是一个永恒的读书人。（转引自陈竹《永远的读书人》，载《人到中年》1994年第1期） 　　喜欢读书，爱好读书，是余秋雨日后成为一个文化人的逻辑起点。他以读书为乐，以待在学校中为满足，构筑了他事业发展的基石。 　　不过，他在家乡余姚的读书生活只是到十一岁。其后，他便到上海去了。 　　发现了最虔诚崇拜的人 　　余秋雨这次去上海是为了读书。 　　原本，余秋雨的父亲一人在上海工作，母亲和家人都在余姚。这是上海开发初期江浙一带相当普遍的家庭生活模式。而现在，余秋雨已小学毕业了，要读中学，自然是选择上海。 　　1957年的夏天，余秋雨在山上吃过了杨梅，拜别了上林湖畔的祖坟，一个人怯生生地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在他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杨梅，一包黑乎乎的梅干菜，一副地地道道的山村少年模样。 　　上海毕竟是上海，与偏僻山村的余姚县车头村不可同日而语。余秋雨进的那所中学，芳草萋萋，典雅富丽，甚至还有欧洲式的大理石喷水池。这在看惯了上林湖畔杨梅树的余秋雨眼中，简直就像是海市蜃楼、异域天堂。 　　然而，1957年是祖国不寻常的一年。大鸣、大放、大字报成了学校里最热门的事情。政治斗争挂帅，学习已不重要。 　　余秋雨与他的中学同学们一起，投入到没完没了的运动之中。当时，国家倡导大炼钢铁，认为只要钢产量超过英国、美国，那么，中国就跃身于世界第一流强国的行列。余秋雨和他的同学们也在学校的号召下，停止了大好的学习光阴，挨家挨户搜寻着一块块锈迹斑斑的废铜烂铁，然后，看着这些心爱的宝贝在简陋的火炉旁炼成一团团丑陋不堪的黑疙瘩。 　　炼完钢铁，上级领导又进一步要求学生们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能老坐在课堂里读死书。于是，余秋雨又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工厂参加劳动。有时，余秋雨还要跟着机械厂老师傅和纺织厂女工值夜班，常常累得打瞌睡。就这样，余秋雨在短短几年中，就把学校周围所有的工厂都劳动遍了。 　　那么，学业方面呢？余秋雨就这样白白地耽误掉了大好的中学光阴吗？如果他不来上海仍然待在余姚，或许还要比这样好一些吧？ 　　其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那时学校的教学秩序。还没有像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那样遭到彻底的破坏，一大批教师仍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因此，劳动 活动一结束。那些正直而学养丰富的老师便一个个如抢夺珍宝似的，争取时间给同学们补课。后来，余秋雨回忆到中学时期的往事，深情地说道： 　　我很感谢当时的那些具有崇高使命感的教师，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不忘授道解惑，尽管如此，我们学问主要还是来源于自学。（同上注） 　　一方面由于老师的辛勤教学，另一方面也由于余秋雨本人的刻苦自学，他在中学时期还是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根底。尤其是在语文方面，仅仅是在三年初中阶段，他的写作能力已经能够达到语句流畅无碍，几乎不犯语法错误的地步。 　　到了高中阶段，余秋雨的语文水平更加提高。他悄悄地学过了全本的《论语》，背诵了屈原的《离骚》，接触到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也许是余秋雨在作文方面显示出的特殊天赋吧，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非常喜欢并器重这位学生。他惊讶地看着余秋雨的每一篇习作，默默地为余秋雨的语文学习提供着精心的教学与辅导。即使相隔三十几年之后，师生之间的往来已并不密切，在穆尼老先生即将离开人世时，他还希望将他的所有藏书都无偿地赠送给余秋雨。这是一份淳朴的师生之情。在他的心目中，他肯定认为在所有学生中余秋雨的语文水平是最好的。 　　也就在中学时期，一件决定着余秋雨终生命运的事情发生了，他的作文在整个上海市的比赛中得了大奖。 　　联系到余秋雨在中学时对语文的特殊偏爱。再联系到他在劳动之余背诵《离骚》、《论语》，他的作文得奖其实是可以预见的。然而，对于一个普通中学生来说，对于一个刚刚不久才从余姚山村出来的少年来说，这该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在授奖大会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极其庄严的主席台，看着那位风度不凡的担任这次作文评奖总裁判的大学教师，他陡然崇拜起来： 　　他讲话了，音色浑厚，知识渊博，潇洒幽默，在全场一阵阵的笑中把文章之道讲得那样清楚，我几乎全身心地被他收服了。散会之后，我悄悄跟在他后面。他在给另外一些大人讲话，我很想再听到一点什么，再看看他走路的姿势，怎么摆手，怎么迈腿。此后，我读书写作时常常会想起这位大学教师，揣想着如果他在我眼前，会叫我怎么读、怎么写，这种揣想常常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变得很苦恼。总之，这位根本不认识我的大学教师既向我展示了一种高度，一种风范，也取走了我的轻松和自在。我终于因他而告别了少年心态。（《三十年的重量》，见《文化苦旅》第271页） 　　这是一种崇拜，是少年在确定人生理想时常会发生的崇拜，这也是一种成功，在成功荣誉后的更大期待。 　　余秋雨日后曾说，这位大学教师曾是他最虔诚地崇拜的人，他曾作过一次决定余秋雨终身的指点。从此，余秋雨更加喜爱文学，更加痴 痴地做着一个作家的梦想。 　　这时，余秋雨才十四岁。 　　枫落吴江冷 　　1963年夏天，十六岁的余秋雨以优异成绩从上海晋元中学毕业。 　　毕业后选择什么专业？报考什么样的大学？继续做作家的梦吗？ 　　尽管余秋雨热爱文学，醉心于创作，然而，在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眼中，前面的路还很多很多。他觉得不应该报考中文系，因为觉得自己在中学时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 　　那么，到底应该报考什么呢？他真是有些犯愁了。他觉得那个夏天是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自己的偶然决定便会成为自己的终身选 择。 　　苦恼与无奈之余。余秋雨与另外两个要好的同学决定以抓阄儿的方法来确定，一个学理工科，一个学医科，再一个学文科，这样可以在二十年以后，三个人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这真是少年时期的豪情与幻想。 　　结果，余秋雨抓到了文科。 　　他的初步意向是报考外文系。中文基础已经初步具备，再进外文系学好外文，不就中西兼备了吗？正在傻想当中，班主任孙老师找到他，向他介绍了一位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老师。“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是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这其实是招办人员的标准说辞。 　　余秋雨心动了：“那你们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他在中学里成绩优异，心里有这个把握。 　　“还没有作这种排列。”招办老师说，“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吗？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里发现 了一个能写剧本的高材生，决定终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还有巴金的女儿，她也要来参加竞争……” 　　一长串名人的名字，一个个都令人肃然起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余秋雨当即下了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决心。 　　经过九门课程的考试，余秋雨终于顺利跨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门，成为那几千名投考者中幸运的三十分之一。 　　然而。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生活，却使满怀希望的余秋雨彻底失望了！ 　　专业主课叫“剧本分析”，讲解与评论的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等一批政治思想性极强的宣传品，没有艺术欣赏与分析，只讲思想内容，与枯燥乏味的政治课无异。本来抱有希望与兴趣的古典文学课，来了一位似乎稍有名气的教授，用不标准的普通话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后，便要求学生们写作古诗，使余秋雨本来有的那点兴趣都消失了。 　　我们觉得，平心静气想来，这也怪不得上海戏剧学院，因为当时全国所有的学校都不把教学质量放在第一位了。余秋雨后来这样说道：“进大学后不久就下乡劳动，那年月下乡劳动特别多，上一趟大学有一半多时间在乡下。”（《乡关何处》，见《山居笔记》第200页）这确实是当时教育界的实际情形。 　　余秋雨与他的大学同学们去的乡下，是江苏省太仓县的浏河镇。 　　这是一个长江下游南岸的小村庄。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则是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码头所在。不过到现代，历史人物已全然隐去，只剩下这个贫困的小村庄蹲在长江岸边。 　　余秋雨与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似乎真正要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农民。好在余秋雨本来就出生于浙江余姚农村，对各种农活都驾轻就熟，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困难。难得的是晚上，当他拖着疲乏的身体从田里回到陋室。吃下几碗难咽的饭菜以后，他又想起了读书，想起了那些似乎已经久违了的文学大师。在这时，他抽空看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亚等作家著的西方文学名著，在文学的星空中度过了一个个有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 　　‘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在这里，余秋雨交代清楚了他参加“编写组”的经过。至于在编写组中的活动与表现，他这样介绍道：“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1975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1975年到1976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这些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有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 　　这便是余秋雨自称的在写作组中的全部情况。他没有参加那些名目繁多的批判运动，也没有成为罪恶的御用文人，其原因是生病让他避开了。说到养病，他这样介绍：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80多岁的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统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霜冷长河•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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