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化传播与商业互动研究：以徽州出版与徽商为中心

秦宗财  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在站博士后。长期从事徽商、出版文化、区域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与专业教育教学等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及省厅级科研项目等多项。先后在《中国出版》《文化产业研究》《出版发行研究》《北大文化产业评论》等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担任“高等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系列教材”（8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编委会主任，合作编著《文化创意产业营销：理论与实践》等著作。

st;mso-hansi-theme-font:major-fareast'>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是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1868年明治维新后，具有深厚军事封建传统的日本，效法西方，“脱亚入欧”，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在促进近代化发展的同时，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大陆政策”。这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其核心是：第一步侵占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占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亚洲，达到称雄世界的终极目标。

  在中国历史上，600年徽商实在是一个奇迹。

    我们且不说徽商以经商人数众、活动范围广、商业资本大、经营行业多、延续时间长的独特魅力改写了中国明清经济史，也不说徽商的热心公益、仁心济世，演绎出多少感人肺腑的篇章，单论徽商与文化的关系，就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徽商的重要特点是“贾而好儒”。由于受到宋代大儒朱熹的深刻影响，崛起的徽商与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或则先贾后儒，或则弃儒服贾，或则亦贾亦儒，在在显示出儒商气象。所以明代中后期的著名学者谢肇涮在比较了徽商与晋商后说出这样的话：“新安（徽州）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山西）人近俗而多意气。”④对徽商有着深刻了解的清代徽州人戴震也说，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②。显然，从明到清，徽商的好儒是一以贯之的。正因为徽商“近雅”或“近士风”，所以他们和文化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步征服全亚洲，达到称雄世界的终极目标。

    第一章  明清文化传播与商人的文化自觉：徽州出版属性与徽商特色的视角

    考察商人的发展绝不能忽视文化因素。明中叶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说以来，新儒家的“治生”说，给了徽人经商的勇气，并建立起商人的意识形态，山越文化又培养了徽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徽商终于崛起。儒家思想中的“诚信”，民间宗教中的“不欺”，形成徽商的商业伦理和商业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历史经验又成为徽商经商谋略的源头。徽商之所以能执商界牛耳，就是因为具有较强的文化竞争力。文化因素在徽商兴起、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文化的传承是需要有经济作为保障的。明清时期，徽州文化成就辉煌，艺所以如此，徽商起到了“酵母”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第一，徽商培养了大批文化精英，他们创造了丰富的精英文化；第二，徽商直接资助各种文化事业，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第三，徽商通过侨寓、移居或子弟游学、人仕又将徽文化传播到“大徽州”（胡适语），并开花结果。因此，徽州文化的昌盛，徽商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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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缘由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是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长期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1868年明治维新后，具有深厚军事封建传统的日本，效法西方，“脱亚入欧”，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在促进近代化发展的同时，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大陆政策”。这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其核心是：第一步侵占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占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亚洲，达到称雄世界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