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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使领馆翻译生的选拔招聘与培训录用，带来新的培训模式。这种成人招考、带薪学习、制度管理、择优分配、计划招生、长年开办的外籍职员外语教学模式与管理经验，对当今的汉语国际推广与汉语国际教育，应该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作用。当时的培训内容及成效也可从对相关教材的研究中窥见一斑。

内容简介

《近代海关洋员汉语教材研究》选取赫德等12名洋员汉学家汉语教材，从第二语言教学、西人自编汉语教材的视角，做专人专书研究。书稿主要依据《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中英文版、《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以及目前整理得见的两册《赫德日记》等十多部历史文献，梳理了晚清海关汉语学习的起因与过程，评述其培训成效与经验。

作者简介

王澧华（1961— ），男，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吴颖（1966—），女，博士，女，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化本科专业负责人。

目　　录

夏德《新关文件录》及其《文件小字典》研究…………………………董丽娟（16）
穆麟德《官话学习指南》研究…………………………………………何玉洁王澧华（30）
赫美玲《南京官话》《英汉国语词典》研究…………………………韩笑蔡琦玲（85）
帛黎《铅椠汇存》及其《圣谕广训》法译本研究…………………………付碧（110）
穆意索《公余琐谈》研究……………………………………………………傅永莹（133）
孟国美《温州方言入门》研究……………………………………………………蔡瑱（144）
文林士《海关汉语必须》研究………………………………………………………韩笑（182）
费妥玛《学庸两论集锦》…………………………………………………………何玉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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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赫德的汉语推广与晚清洋员的汉语学习（代序）
王澧华

19世纪在华外国人的汉语学习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冷落、最近复苏的课题。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及其主妇、子女，是当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主要群体。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对各种学习群体逐一归纳分析，探讨其学习缘由、学习方式与过程，分析其学习成果，评价其经验得失。
随着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签订与实施，其所谓“条约口岸”即沿海及内地通商城市逐步增加，更由于清帝国一再遭受内乱与外侵，国家主权陷入重大困境，晚清海关基本被外籍税务司掌控，各级洋员遍布全国66个海关。而英国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大力推行的汉语学习制度，使得洋员的汉语学习与培训，历时长，人数多，力度大，成为当时来华西人中最大的汉语学习群体。因此，它更值得重视与发掘。

赫德的汉语推广与晚清洋员的汉语学习（代序）
  王澧华
 
    19世纪在华外国人的汉语学习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冷落、最近复苏的课题。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及其主妇、子女，是当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主要群体。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对各种学习群体逐一归纳分析，探讨其学习缘由、学习方式与过程，分析其学习成果，评价其经验得失。
    随着一系列中外条约的签订与实施，其所谓“条约口岸”即沿海及内地通商城市逐步增加，更由于清帝国一再遭受内乱与外侵，国家主权陷入重大困境，晚清海关基本被外籍税务司掌控，各级洋员遍布全国66个海关。而英国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大力推行的汉语学习制度，使得洋员的汉语学习与培训，历时长，人数多，力度大，成为当时来华西人中最大的汉语学习群体。因此，它更值得重视与发掘。
    为此，本文依据《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中英文版、《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以及目前整理得见的两册《赫德日记》等历史文献，梳理晚清海关汉语学习的起因与过程，评述其培训成效与经验。
 
一、赫德掌管晚清海关，严令洋员学习汉语
（一）外籍总税务司掌控晚清海关，全权招募洋员来华就职
    1842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上海列为五口通商城市，第二年，参与攻占并且驻守上海的英军炮艇舰长巴福尔(G.Balfour)，被战争期间英国全权代表、战后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H. Pottinger)任命为首任上海领事（副商务监督衔），11月17日，巴富尔行文通告，宣布上海对外开埠通商，后在县城之外洋泾浜租地开馆。随着外洋商船先后入境装卸，江海关的派出机构“西洋商船盘验所”也随之设立，后来进驻外滩，号称“洋关”，就近监管外国商船的出入境申报与关税缴纳。
    1853年3月，洪秀全太平军攻占南京，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下大小官员遇难无数，东南军政濒临瘫痪，各地秘密帮会纷纷暴动。9月7日，天地会分支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击杀县令；第二天，外滩洋关遭到暴力劫掠和焚毁，上海道台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也被拘押，次日经美国领事交涉逃入租界。随后10个月，吴淞口外，黄浦江畔，各国商船陆续进出，起初是英美驻沪领事代收外商将来缴税的书面承诺，继而是吴健彰设立的流动征税船遭外商与领事拒绝，最后是美国政府否决领事代征权限，美领事宣布上海为自由港，英商、英领事继而效仿，上海海关税收完全失控。
    在历经长时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1954年6月29日，在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Alcock)的操持下，美、法领事同意各派一人，临时参与上海海关税务监督，而一直在租界避难的吴健彰，除了签订协议也无能为力，连这个协议的对外宣布，都是三国领事以联名通函的方式登载在当年7月8日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上。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围绕领事、道台对外籍税务监督选任的互相制约：海关必须任用洋员，领事推荐人选，交由道台任命，接受双重领导，负责对外通关征税，领取中方薪金。 7月12日，英国副领事威妥玛(T.F.Wade)、美国领事馆贾流意(L.Carr)和法国领事馆史亚实(A.Smith)，面向三国领事宣誓就职，组成一个临时的关税管理委员会。而此前一天，清廷已经下旨将吴健彰罢官治罪，所以，这个外籍关税委员会也就基本独立行使职权了。1855年5月，威妥玛辞职，副领事衔的英国译员李泰国(H.N.Lay)接替威妥玛，美、法两国，也分别派出飞佘(N.W.Fish)和伊担(B.Edan)接替前任。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方再败，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及《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10条，议定通商各口“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各口划一办理”。1859年5月，前任上海道台、现任江苏布政使兼署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宜薛焕，解聘飞佘（默认）和伊担（抗议），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在领事馆的支持下，李泰国坚持自行招募各口岸外籍税务司，这就不但否决了吴健彰与三国领事的最初协定，即洋员“应由道台慎选遴委”（“the persons of foreigners,carefully selected and appointed by the Taotai”），随着该职位在1861年1月被清廷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行文认可，洋员招募的权利便完全被外籍总税务司把持。
    1861年4月，李泰国回国休假，安排上海海关英籍税务司费士来(G.H.Fitz—Roy)与广州海关英籍副税务司赫德联合代行其职。1863年11月，李泰国因阿斯本舰队事件解职，上海海关税务司赫德正式接任总税务司。随即，赫德协助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卜鲁斯 (F.Bruce)起草《通商各口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1864年6月21日，由总理衙门以《海关衙门章程》颁发各地。在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欧美各大国的应聘者便络绎不绝来到中国，成为海关洋员。历年洋员总数，保守估计，也当在2000人以上。  
（二）赫德严令洋员学习汉语，坚持不懈
    总理衙门下发《海关衙门章程》的同一天，据赫德日记，他在凌晨四点亲笔起草“致各税务司有关其职责的通令初稿”，“指出他们应遵循的原则等”，这就是随即颁布的《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第8号》，“海关应弘扬之精神、应遵循之方针与应履行之职责之思考及诸专项规定”，第八条是：“为提高海关效率，诸税务司应以身作则……应关心汉文学习，能学之人都学汉文。汉文并不枯燥乏味，一旦贯通汉文，日后将于个人有益，于海关有用。”此后近半个世纪，赫德在一系列通令中，一次次地重复和强调了这一基本方针：
    1866年2月20日，赫德在担任总税务司后第一次返回英国之前，他特别下达当年第4号《通令》，要求各地税务司须事先通知所有洋员，总税务司将在数月后巡视各口岸，届时“将亲自检验各员对海关业务与条约之相关知识、汉文写作与口语以及其他中国事务之熟悉程度”。因为“此类知识内容，乃每一在中国海关中取得晋升者所必须具备者”。
    1869年11月1日，针对部分洋员对汉语学习的抵触情绪，他一连颁发第25号、第26号《通令》，一再强调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先是反复论证“余推行讲汉语之理由”：第一，“任何政府部门之雇员均应讲雇佣国语言”，这是国际通例；第二，“中国海关监督时有来信，要求勿调派不懂汉语之税务司至其所在口岸”，这是现实需求；第三，如果“雇佣不能操汉语之税务司，令译员在困境中左右局势，显属反常”，因此，“此类意见绝不可取，即使暂时有说服力，本总税务司也绝不支持”。最后，他还用带有感情的笔调这样写道，我“寄予厚望”的，是“有如此众多有教养有才能之在华雇员，发愤学习汉语”。接着，他又用“不学汉文不得担任税务司职务、只留任原职、不如学汉文者之事实”，“促使关员努力学习汉文”。这是因为，“缺乏学习汉文之能力者”，“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落后于在中国海关中得到升职者”。与此同时，赫德也规劝这些落后者“无须过于灰心”，因为“在海关内尚有时间学习汉文以弥补不足”。刚性制度之外，再三温语劝导，赫德可谓用心良苦。
    就在下达这两份《通令》的同一天，赫德还颁布了《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其中关于“税务司职位与副税务司职位之任命”，明确规定，“总税务司将按下列各点遴选”，在七个任职条件中，第四点为“汉文知识”，第七点为“凡各类考试不及格，或其汉文知识不足，在处理特殊事务时需要译员帮助者，则不能任命为税务司”。力度如此之大，堪称罕见。
赫德本人于1854年以使馆翻译生身份来华，进入海关之前，他曾经在领事馆担任过5年的专职翻译。他深知汉语学习的困难，需要自身的毅力和必要的外力督促，1884年3月21日的总税务司《通令》规定：“各关税务司本人须对汉文学习产生兴趣，并以不时测试确保其下属人员之汉文学习不致中断，以时而劝导，促使学员以更多时间致力于汉文学习。所有人员尤应重视汉文作文之提高。尽管‘汉话’已达良好水平，但海关中极少人员之‘公文’造诣能胜任襄办汉文文案副税务司职务、胜任汉文文案税务司职务者，更属凤毛麟角。望所有人员为之努力。”
    长达半个世纪的海关通令数十次的明文规定、严格督促，运用行政的权威、制度的力量，结合职位的聘用、职级的升降，在近代中国，如此推广外籍人员的汉语学习，这样的力度，不但为欧美各国基督教的诸多差会所不及，而且在各国外交部（甚至包括亚洲的日本）及其驻华领事馆中，也是很少见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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