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西人汉语教材研究丛书近代来华外交官汉语教材研究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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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的汉语教材，是在传教士汉语教学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去粗取精，从拼音体系、官话口语与书面语以及应用阅读与写作，其教学规模、教学组织与教材编订，都具有欧洲二语教学的学理与示范性意义。

内容简介

《近代来华外交官汉语教材研究》选取威妥玛等10名著名外交官汉学家汉语教材，从第二语言教学、西人自编汉语教材的视角，做专人专书研究。包括：密迪乐《随笔》汉语论述研究，威妥玛《寻津录》研究，翟理斯《字学举隅》研究，布勒克《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研究，禧在明《华英文义津逮》体现的清末汉语句法词汇特征，吴启泰郑永邦《官话指南》编纂考述，金璋《官话指南》英译本研究，微席叶《汉语初阶》研究，芮德义《适用新中华语》研究，麦克猷《华语新捷径》研究，奥瑞德《华语须知》研究。

作者简介

王澧华（1961— ），男，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吴颖（1964—），女，博士，女，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化本科专业负责人。

目　　录

密迪乐《随笔》汉语论述研究-…………………………………………………………曹春静（1）
威妥玛《寻津录》研究……………………………………………………………………黄畅（28）
翟理斯《字学举隅》研究………………………………………………………………沈之杰（54）
布勒克《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研究……………………………………………………陈丽（90）
禧在明《华英文义津逮》体现的清末汉语句法词汇特征………………………………杜轶（141）
金璋《官话指南》英译本研究…………………………………………………………黄忠敏王澧华（171）
微席叶《汉语初阶》研究………………………………………………………………温利燕（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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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20世纪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学生的汉语学习（代序）
江莉

一、英国在华殖民与外交活动和翻译学生制度的确立
1842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获得了在香港进行殖民统治和在沿海五个通商口岸设领馆的权利。
香港殖民地的居民组成成分复杂，包括外国人和说不同方言的中国居民。殖民政府在进行统治和管理的过程中，语言不通成了最大的问题。由于政府工作人员中精通汉语的人寥寥无几，政府的各项律令、公告得不到正确的传达和有效的贯彻执行，治安和司法部门处理各类纠纷时无法顺利展开工作。

19—20世纪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学生的汉语学习（代序）
江  莉
 
一、英国在华殖民与外交活动和翻译学生制度的确立
    1842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获得了在香港进行殖民统治和在沿海五个通商口岸设领馆的权利。
香港殖民地的居民组成成分复杂，包括外国人和说不同方言的中国居民。殖民政府在进行统治和管理的过程中，语言不通成了最大的问题。由于政府工作人员中精通汉语的人寥寥无几，政府的各项律令、公告得不到正确的传达和有效的贯彻执行，治安和司法部门处理各类纠纷时无法顺利展开工作。
    领馆的情况大致相同。各领馆并不直接与英国外交部联系，而是要通过一名领馆事务总管。这名总管常驻香港，有时候由香港总督兼任。如香港第一任总督璞鼎查（H.Pottinger）就身兼二职。虽然主管名义上只是在驻华各领馆和外交部之间起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但是由于英国本土与中国相隔甚远，不少事务实际由主管决定。这其中包括领馆人员的任用。香港殖民政府在汉语人才原本稀缺的情况下，要为领馆选派译员绝非易事。璞鼎查只能竭尽所能，在一些出于兴趣或家庭背景而学过汉语的年轻人中选择，其中包括密迪乐（T.T. Meadows）、威妥玛（T.F. Wade）和麦都思（W. H. Medhurst）。
    汉语人才缺乏带来的种种不便使得历任总督开始注意到语言培训的问题。1844年德庇时（J. F. Davis）宣称以语言能力作为英驻华外交人员晋升的重要指标，1846年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和他的继任者阿礼国（R. Alcock）也提出了确立奖励机制促进汉语学习的建议。英国外交部对于这些建议表示肯定，对初级职员提出了学习汉语的要求，并规定以汉语语言能力作为晋升的衡量标准。但这些规定并未能落到实处。究其原因，除汉语难学外，师资、教材的缺乏，远离北京、地处各方言区的通商口岸没有学习官话的良好环境是使领馆人员面临的实际困难，此外，外交部也并未采取具体的措施为使领馆人员的汉语学习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和时间上的保证。使领馆新录用的初级职员虽然被称为“翻译学生”（student interpreters），但实际上终日忙于抄录文书整理报表等杂务。
    为使领馆人员汉语培训制度打下切实基础的是威妥玛。威妥玛1842年鸦片战争时来华，由于其出色的翻译能力，1846年被英国外交部任命为香港殖民政府的专职译员。1852年任上海副领事，后又在英、法、美联合接管上海海关时任海关税务司。1855年任香港总督包令（J. Bowring）的中文秘书。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军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的中文秘书。英国公使团进驻北京后，威妥玛任中文秘书，1869年任驻北京公使。
    身为外交官的威妥玛一生对汉语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对驻华外交人员学习汉语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包令治下任中文秘书期间，他说服英国外交部，新录用的外交人员——“翻译学生”的首要任务不是抄录文书，而是学习汉语。英外交部最终明确了“翻译学生”入职后接受为期两年的汉语培训的做法，由威妥玛负责教学和管理工作，并从1859年起，每年补贴给他250英镑，作为这一项额外工作的津贴，从而表示了对其所做工作的肯定 。
    1859年，罗便臣（H. Robinson）任香港总督。针对香港殖民政府翻译人员严重缺乏的状况，罗便臣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翻译学生计划”（Student-Interpreters’ Scheme），建议在英国国内通过考试竞争选拔出翻译学生，前往香港学习两年汉语，然后分派到香港殖民政府各职能部门任翻译，三年之后，如果工作能力得到肯定，即被晋升为高级官员。1861年，罗便臣的提案得到英国外交部批准。第一批派往香港殖民政府的翻译学生共6人，以学习广东方言和汉语书面语为主 。1861年英国公使团正式进驻北京后，驻华使领馆的翻译学生以北京公使馆为培训驻地，培训结束后被派往各领馆。驻北京使馆的翻译学生培训历史很长，直到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英国驻华大使随之迁往南方，原北京公使馆成为领馆，翻译学生的培训仍然在那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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