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兵学的魅力——中国兵学文化引论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中国兵学，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像儒学、易学、道学及其他几种主要学说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兵书，特别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种兵书，也同其余的重要学术著作一样，表现了中华文化的特有品质。只须浏览其中几本，便会感觉到其有一种独抵华屋之下，一览群小的气度。虽说言兵，但不限于军旅之事，而是拓宽视野，将经济、政治、人文意识、宗教心理、艺术以及其他相关的各种要素，统摄于一体，使人获得一种整体印象。常常通过形象而生动的例证，给人以哲学与文化的教益。
　　本书共分9个章节，对中国兵学文化和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了介绍，具体包括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学文化缘起、孙武和《孙子兵法》、孙膑和《孙膑兵法》、先秦其他著作中的兵学文化思想、中国兵学与中华文化等。

作者简介

　　张文儒，山西定襄人，1937年出生于太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研究兵学文化的杰出学者。历任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哲学教研室主任，全国军事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顾问等职。讲授过“中国现代哲学”、“中国兵学文化”、“东

目　　录

作者的话
序言
第一章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学文化缘起
第一节中国古代战争和兵学文化意识的产生
第二节中国兵学文化的初期形态
第二章孙武和《孙子兵法》
第一节孙武的军事业绩及《孙子兵法》问世
第二节《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第三节《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
第四节《孙子兵法》与现代科学思维
第五节《孙子兵法》在国内外
第三章吴起和《吴子兵法》
第一节战国初期的战争和吴起的生平
第二节《吴子兵法》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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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学文化缘起
中国兵学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一支，同儒学、道学等各种文化意识一样，有一个萌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它的缘起，既有社会历史背景，又有人文意识的根源。其中，远古时期的战争，是形成中国兵学文化意识的基础与前提。
　第一节中国古代战争和兵学文化意识的产生
谈到中国兵学文化意识，不能不先谈谈中国远古时期的战争。
同世界各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一样，中国社会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单就战争而言，有过原始社会各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有过奴隶制社会形成与奴隶制社会解体时所经历的战争，最后，还有封建社会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战争。正是从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中，孕育出中国特有的兵学文化意识。
一、中国远古时期的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人们知道，战争不是从有史以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人曾质疑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原始社会初期究竟有没有战争难以判定。然而，可喜的是，学者们采取迂回的途径，即不是去搜寻古代人类有无战争的直接证据，而是通过对地球上现存人类原始部落的细致观察，已经提供了在人类早期没有战争的间接证据。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米德早在1935年出版的《三种原始社会中的性别与性格》一书中，就提供出这样的资料：在新几内亚尚存的种族“阿拉佩什族性喜合作，人格特征是温和、亲切、相互依存、绝不侵犯他人，竞争和占有欲都极弱”。我国社会学家对云南省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美国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还发现：北美洲平原的印第安人，自从17世纪引进马匹以后，每年到一定季节才从事征战，在此以前没有战争。在一些彼此隔绝的爱斯基摩人部落间，战争之类的活动极为罕见。
我国近些年来通过考古和发掘，也已经对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距今约八十至六十万年之间的蓝田人，以及距今有六十万年至二十万年的北京人和相关的文化遗存进行鉴定，结果是从未发现有战争的遗迹。
出现这种情况很好理解，因为原始人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处于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那时的人们都是以血缘为纽带而组成。由于工具落后，生产能力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很弱，靠一两个人单独生产和生活，几乎不可能；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可能获得一些生活资料，并能抵御猛兽或其他自然灾害的侵袭。显然，氏族成员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再说，原始人群相互之间由于地域广阔，人员稀少，彼此很少有矛盾和冲突，也难以发生战争。

第一章　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学文化缘起 中国兵学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一支，同儒学、道学等各种文化意识一样，有一个萌芽、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它的缘起，既有社会历史背景，又有人文意识的根源。其中，远古时期的战争，是形成中国兵学文化意识的基础与前提。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战争和兵学文化意识的产生 谈到中国兵学文化意识，不能不先谈谈中国远古时期的战争。 同世界各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一样，中国社会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单就战争而言，有过原始社会各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有过奴隶制社会形成与奴隶制社会解体时所经历的战争，最后，还有封建社会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战争。正是从这些不同类型的战争中，孕育出中国特有的兵学文化意识。 一、中国远古时期的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人们知道，战争不是从有史以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人曾质疑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原始社会初期究竟有没有战争难以判定。然而，可喜的是，学者们采取迂回的途径，即不是去搜寻古代人类有无战争的直接证据，而是通过对地球上现存人类原始部落的细致观察，已经提供了在人类早期没有战争的间接证据。如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米德早在1935年出版的《三种原始社会中的性别与性格》一书中，就提供出这样的资料：在新几内亚尚存的种族“阿拉佩什族性喜合作，人格特征是温和、亲切、相互依存、绝不侵犯他人，竞争和占有欲都极弱”。我国社会学家对云南省一些原始部落的考察，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美国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还发现：北美洲平原的印第安人，自从17世纪引进马匹以后，每年到一定季节才从事征战，在此以前没有战争。在一些彼此隔绝的爱斯基摩人部落间，战争之类的活动极为罕见。 我国近些年来通过考古和发掘，也已经对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距今约八十至六十万年之间的蓝田人，以及距今有六十万年至二十万年的北京人和相关的文化遗存进行鉴定，结果是从未发现有战争的遗迹。 出现这种情况很好理解，因为原始人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处于原始社会的低级阶段。那时的人们都是以血缘为纽带而组成。由于工具落后，生产能力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很弱，靠一两个人单独生产和生活，几乎不可能；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可能获得一些生活资料，并能抵御猛兽或其他自然灾害的侵袭。显然，氏族成员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再说，原始人群相互之间由于地域广阔，人员稀少，彼此很少有矛盾和冲突，也难以发生战争。 也就是说，在原始部落里，之所以没有战争，不是因为那时的人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或没有某种过盛的欲望，而是由于当时的生存方式和环境所致，使他们不可能产生相互仇杀的动机。 那么，我国古代战争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的回答是：大约是到原始社会后期，也就是距今约两万年的那个时候。或如历史书上说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有两项我国的考古资料值得重视。 一项是在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音：士玉）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出土物有石镞，说明此时的人类已经知道使用弓箭，而弓箭恰好也是一种兵器。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弓箭对于蒙昧时代，乃是一种“决定性的武器”。除了石簇（双棱石镞）外，还有对称的石斧、石粟鉴、陶弹及纺轮等。 另一项资料是在西安半坡村遗址中，有一道围绕着氏族村落的壕沟。据专家推断，这可能是为防御其他氏族的侵犯而构筑的障碍。如果这一推断成立，就等于我国最早的战争（即使是防御性的战争）有了物证。这个遗址反映的年代比上一资料出现的时代要晚，是仰韶文化前期，大约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传说中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先祖黄帝生活的那个时期。 暂且抛开考古资料，单就世界范围内的情况看，最初的战争也不外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原始部落内部上、下层的分化及部落与部落之间关系的演变所造成的。中国古时的情况也不能例外。 本来，在原始氏族内部，长时期里维持着一种低水平的原始公有制。由于部落的分散，部落之间基本没有交往，这种情况延续了很久。此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原先以打猎为生的部落，逐渐学会了驯养动物，为此又需要寻找丰盛的草地。氏族范围扩大，人口增加，并且有了流动。氏族成员的繁衍也产生了同一氏族分化的现象。一个母系氏族分化出若干女儿氏族，还会继续不断地分化。这样，不同氏族间的相互接近、摩擦与冲突的机会有所增加。摩擦的极端形式是战争，起初是带有明显的血亲色彩的原始战争，后来便逐步演变为有经济目的的战争。战争促使了氏族内部上层与下层的分化；反过来，氏族内部的分化又带来了氏族首领更强烈的占有欲和统治欲，酿成了更大的和更频繁的战争行为。不过，目的只有一个，掠夺对方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也包括财富和劳动力。 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及后人对史前时期的猜测与追忆，提供了在中华大地上一幕一幕战争的鲜活的画图。 中国最早出现的氏族部落是黄帝部落，居于姬水流域，也就是现今陕西一带，黄帝又号轩辕氏、有熊氏。另一个著名部落是炎帝部落，居于姜水流域，以姜为姓。还有一个部落是蚩尤部落。蚩尤部落亦称九黎族，居于长江、淮水之间。他们都是一些部族联盟。由于经济利益的摩擦，开始有了部族联盟间的冲突。起先是炎帝部落向东发展，和黄帝部“战于阪泉之野”，黄帝部落取得胜利。蚩尤部又北上，黄帝部落又和蚩尤部落“战于涿鹿之野”。黄帝部落再次取得胜利。这样，黄帝部落自然成为了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 既然黄帝部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部落联盟，此部落及其后裔对周边的其他部落也就起了统治和监督的作用。史称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夏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帝汤受命，号称三千；周武王会八百诸侯于孟津。上面说的八百、三千、万国云云，是形容不胜其多，当然不会是实际数目。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观察，这样的数字也很可观。 上面说过，黄帝部落原本住在中国西北方，由于接连打败了九黎族与炎帝部落，就闯入了中原地区。由于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融合，创造出了为世人瞩目的中国古代文化。如人们所熟知的，炎帝即神农氏，是我国远古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用木制耒耜（音四），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黄帝部下也有许多有才能的人，发明了养蚕、舟车、文字、音律、医学、算数等。炎、黄代表中华民族的祖先为举世所公认。 可以断言，中国最古老的战争正是从黄帝、炎帝、蚩尤等部落联盟间的争斗开始的。 根据传说与神话，中国远古时代居民分布大约是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既然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已入主中原，那么，处于其他方位的部落群则是东夷、西戎、南蛮与北狄。 在东边的夷族群中，太嗥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首长，太嗥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一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一族。夷族演进到春秋时，还留有任、宿、须句、颛臾四个小国，大抵是太嗥后裔。居住在北方、西方的人，被称为狄族、戎族。其中的犬戎族，自称其祖先为两只白犬，大约以犬为图腾。其中的熏鬻族号称强族，它是秦汉时期匈奴的祖先，与黄帝族发生过多次突。居住在南方的统称蛮族，其中的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所谓九黎族是九个部落的联盟，其著名首领为前面提到的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分掌八十一个氏族。神话里说他们全是兽身人首，吃沙石，又说他们铜头铁额，目上生毛硬如剑戟，头有角能触人，大约是以猛兽为图腾。由于九黎族人勇悍善斗，相传曾驱逐过炎帝部落，直到涿鹿（今河北省怀来县或涿鹿县）。只是由于炎帝部落联合了黄帝部落，同九黎族来了一场大械斗，才使得蚩尤被杀，九黎族一部被迫退回南方，另一部则留北方，建立了黎国，还有一部分被炎帝部落俘获。后来，西周时有黎民的称呼即由此而来。 在黄帝族击败炎帝族后，族与族之间的战争从未休止。其中另一个强大对手是南方的苗族。苗族的首领叫祝融，是重黎的后代，以后又分化为昆吾、苏、顾、温、董等八大姓。下面又分若干小姓，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群。苗族又称三苗或有苗，在许多史书里都有记载。 《韩非子·五蠹》里便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日：‘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意思是：舜为了使有苗臣服，乃修改偃兵，加强教育与感化工作。三年之后，派车队手执盾牌和大斧作道具对着苗人跳起舞来，苗族就降服了。像此类事件，在《尚书》、《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齐俗训》里都有大致相仿的记载。 黄帝部落既打败了炎帝部落，又打败了夷族与黎族，现又同化了苗族，于是，便成就了黄、炎、夷、黎及苗的一部分的大融合，成为春秋时期的华族，也就是我国汉代以后汉族的基础。 黄、炎、黎三族部落联盟，涵盖了近一百个或一百多个小的氏族，这些氏族的人统称为百姓，战争中俘获的人称民，如黎、苗人当俘虏称黎民、苗民。我们通用的黎民百姓的称谓也缘于此。 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苗族部落通过战争而融合的过程，是传说中（形成文字的尧典有少量资料）尧、舜、禹三位部族首领的禅让过程。此三位首领也是三位大酋长，他们的共同祖先是传说中的黄帝。不过，在这中间有一点明显的变化是：以禹为界限，在禹的前后有很大的不同。在禹之前，原始公社所有制还处于发展和巩固时期，到禹这一段，由于生产力发展，劳动工具改进，例如，人们已学会凿井、造车，并开始用上铜制兵器，同时，剩余产品也在增加，再加上攻苗大胜，许多俘虏加入了生产者队伍；这些因素的渗入，加速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级的形成，使得原先的原始公社公有制开始呈现瓦解的态势。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与战争行为的嬗变 前面说过，中华民族的最初形成，是通过无数次的战争行为实现的。只是那个时期的战争还属于原始部落之间为争夺自然资源，如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气候条件而进行的战争，很少有经济内容。虽说，偶然也出现过大的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如《国语·周语》里记载的华民族与藏民族之间的战争。但大量的战争是发生在华族内部，也就是作为华族最高统治者的王子与分散在周边地域的地方长官——诸侯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目的逐渐地由夺取自然资源演变为侵吞其他部落的劳动成果，争夺劳动力，以及把战争俘虏作为奴隶。这在河南嵩山、商丘一带，从黄河岸边接受贡物较为方便。 书中还记载着：禹按照各个地区土质肥沃程度及草木丰盛的情况，将赋税分为不同等级，如山东兖州地区赋税属九等，徐州地区属五等，豫州地区属二等或一等。 再比如，禹在治水后，实行严刑峻法，督促各级官员尽职尽责，保守采邑，上缴赋税。 应当指出的是，此时收税的人，已经不是各小部落原先的首领，而是变成了禹的亲属及其后代，如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褒氏等。证明了私有制正在取代公有制。不过，禹对这些收税人仍不放心，请了当时享有盛誉的法官皋陶行督察之责。 从原始公社所有制进入奴隶主所有制，还有一点明显的变化：在禹之前，部落首领的更替是采用禅让制，也就是王位传贤不传子，将王位传给品德最为高尚且受到众人仰慕之人。禹本人在生前也打算这样做，如他拟将王位留给皋陶，只是皋陶尚未来得及继位就死了。禹又把帝位让给益。益同禹并无亲缘关系。十年之后禹死，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服丧三年完毕后，益并未去继承王位，却把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自己到箕山之南去躲避。据《史记》里的说法，是因为益辅佐禹时间不长，政绩不明显，天下不顺服他，而顺服品格更为贤德的启；但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服众，难道连一天都没有辅佐过禹的启反而会有政绩。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在禹的时期，由于农业进步和军事胜利，部落中私有财富增加，人的私有观念及私有欲望也增加，奴隶成为一种重要财产，统治奴隶成为权力的象征。禹既然有了那样大的权力，照当时人们变化了的眼光，为了保持权力与财产的稳定，当然应把王位传给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史记》里其实也不否认这一点。当诸侯们离开益去朝拜启时，只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这是我们君主禹帝的儿子啊！”于是，启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禹的位子。 自启之后，再也没有恢复禅让制，虽然有与夏同姓姒的部落有扈氏（今陕西鄂县）起兵，反对启破坏禅让制，启却战败有扈，罚其做牧奴。启死后，儿子太康继位，太康之后有仲康、少康，直到帝胤甲和帝祭，共十三代，经历四百余年，都是子承父业，再也不曾看到禅让的影子；反而是父传子，子传孙变成了天经地义。也就是说，由于私有制度的确立，禅让制蜕变成了世袭制。 　　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样大的变化呢？用一句作答，就是私有财产的大幅度积累。是初是私有财产出现，后来是私有观念随之而兴；再后来是私有财产增加，私有观念更加膨胀；在这种连锁反应的状况下，部落里出现遗产继承。与财产继承相适应，部落首长祥让制变为部落首长力世袭制。也就在这个时候，奴隶主占有制作为一种新制度被最终稳定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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