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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传描述了冰心的性格、知识结构以及审美走向，发现了冰心世界弥足珍贵的存在。这是穿越时空的一次对话，时代与人，人与文化，在多维的结构中形成一种隐喻。沉郁里的柔情，苦楚中的暖色，似乎圣母目光的流溢，让读者感到精神的力量。

文史专家孙郁

冰心的文字是清纯唯美的。
冰心的内心是博大精深的。
作者用朴实的文笔画出多条路径，我们得以走进她丰富的文学世界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轻风拂面，阳光普照，春水荡漾，繁星满天……

文学专家张水舟

内容简介

《爱是一切——冰心传》的作者王炳根是资深的冰心研究专家，掌握了大量冰心先生创作、生活的一手资料。在本书中，作者从纷繁的资料里抽丝剥茧，既将其中对读者了解冰心艺术创作和生命轨迹最重要的部分呈现出来，也从多侧面展现了冰心丰富多彩的一生，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的冰心传记。

作者简介

王炳根，男，1951年生，江西进贤人。现任冰心研究会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著有评论集《特性与魅力》《逃离惯性》，专著《侦探文学艺术寻访》《郭风评传》《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林语堂：生活要快乐》《郑振铎：狂胪文献铸书魂》《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散文、随笔集《慰冰湖情思》《雪里萧红》等20余种。曾获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冰心文学奖（纪实文学）等。

目　　录

引言/熟悉而又陌生的冰心

第一章/北京、东京、波士顿、罗马、伦敦、巴黎、柏林、列宁格勒、北平、昆明、重庆

第二章/威海、长乐、连城、侯官、上海、烟台、福州、北京

第三章/北京、横滨、西雅图、芝加哥、默特佛、威尔斯利、青山沙穰、绮色佳、曼哈顿、华盛顿、上海、北平、百灵庙、包头

第四章/东京、香港、天津、北京、福州、厦门、新德里、圣蒂尼克坦、洛桑、日内瓦、长崎、广岛、从化、扬州、上海、西西里岛、塔什干、莫斯科、明斯克、花园口、丹江口、大连、承德、武汉、湛江、鹰潭、进贤、南昌、井冈山、丰城、咸宁、潜江、名古屋、镰仓、大阪

第五章/北京、东京、静冈、京都、奈良、上海、北京医院、冰心文学馆、八宝山、八达岭、中国现代文学馆

附录一/冰心简表

附录二/参考文献、资料

前　　言

我已经写过多部冰心的传记，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永远的爱心·冰心》，到二十年后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而这后一部传记，竟已长达一百二十余万字，难道还有增加一个版本的必要吗？
确实，如果仅仅是一个“重复”的版本，人物的深度未开掘，史料没有新的发现，描写还是老一套，叙述的手法不出新，作者的主观投射也没有新的亮点，那就没有意义了。

我已经写过多部冰心的传记，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永远的爱心·冰心》，到二十年后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而这后一部传记，竟已长达一百二十余万字，难道还有增加一个版本的必要吗？
确实，如果仅仅是一个“重复”的版本，人物的深度未开掘，史料没有新的发现，描写还是老一套，叙述的手法不出新，作者的主观投射也没有新的亮点，那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我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在向冰心走近，向冰心的内心世界走近。我专志于冰心研究，已经二十余年。我对学院式的研究怀有不言而喻的恭敬，但我的研究更多的却是非学院式的，我不是不相信文本的研究，但我认为如果仅限于文本的研究将会无法穿透文本，尤其是对冰心这样一个“单纯”而又“多向”的女作家。因而，我主张并实行“文本解读”与“非文本解读”并行的方式，尽管这样做，有被人诟病的危险，但这个冒险在我看来是值得的。我从成立冰心研究会，建立冰心文学馆，在五百平方米的大展厅，在“冰心生平与创作展览”中，阅读冰心一个世纪的人生与七十余年创造的作品。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与冰心面谈，与她的家人交谈，访问她的同辈与晚辈的朋友；我几乎是沿着冰心的人生轨迹，走遍了她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冰心全集》自然是熟悉的，但我还发现、阅读了不少未收入全集的佚文、未刊文字的手本与手稿，还有大量的日记、笔记等；我主编的“冰心研究丛书”已达三百余万字，还有大量未收入丛书的文章，仅是这些文章题目的索引便可编成一本厚书；同时，我主编了二十余年的冰心研究专刊《爱心》杂志。
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二十余年，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写文著书，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是一个阶段认识的冰心。过程向前延续、流动，过程并非平静如镜，不时有惊涛骇浪，包括韩寒、陈丹青对语言的抨击，吴山对墓碑的涂鸦等等。因而，文在写、书在写，思考没有停止，而思考促使我不断地走近冰心，翻开一页又一页不曾被人翻动过的冰心作品，真实的冰心越来越接近，每一次的思考与发现，都令人兴奋，也令我痛苦。我在走进冰心的内心世界时，随时驻足，犹豫再三，不敢贸然。因而，诉之于世的文与书，不是以新的颠覆旧的，不以新的研究成果否决前头的公论，而是始终指向人——不断加深对冰心的认识，不断地接近与探索一个真实的冰心，揭示出真实的灵魂，我最终的目标是要写出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冰心，写出一个读者熟知而陌生、单纯而芜杂的冰心。
作为一个晚辈，之所以敢于如此深究不懈，完全是遵从冰心本人的意愿。她说：“研究是一个科学的名词。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细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点儿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着尖利的手术刀的生物学家，对于他手底的待剖的生物，冷静沉着地将健全的部分和残废的部分，分割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对学生详细解说，让他们好好学习。我将以待剖者的身份静待解剖的结果来改正自己！”（《上冰心研究会同仁书》）可见我是多么的幸运，而同时又是多么的艰难，因为她比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更加苛求自己，也“苛求他人”。她希望研究者像无情的生物学家那样，她则是“待剖者”，“静待解剖的结果”，除了可以供人学习之外，还要显示“不健全”与“残废”的那个部分，予人以警惕，而不是一味地颂扬与吹捧，一色的“冰清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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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京、东京、波士顿、罗马、伦敦、巴黎、柏林、列宁格勒、北平、昆明、重庆
一、迟到的谢文秋
就在谢文秋飞越太平洋，迈着蹒跚的脚步，前来探望闺密时代的老友谢婉莹时，我尚是一个远在南方的局外人。
一九七二年早春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敲开关闭二十三年的中美大门时，冰心和她的丈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著名学者吴文藻，既是这个伟大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受惠者。半年前他们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被召回北京，日夜兼程地赶译这位敲门者的著作《六次危机》，以供中国高层了解当代美国与尼克松。
参加这本书翻译的还有吴文藻燕京时代的学生、留英博士、功能社会学派创始人马凌诺斯基的高足费孝通等人，他们从同一个干校被召回，布置这项秘密政治任务的人是中央民族学院军代表、中国安全部领导人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这些刚从“五七”干校湿漉漉的棉花地里请回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作家，在干爽的、有暖气的教研室里，只用一月有余的时间便将一部五百多页的著作翻译完成。
之所以说他们是受惠者，是因为从此他们走出了“文革”的厄运，又可以教书、做研究了，同时，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那时中国作协尚未恢复）、作为学界的领军人物，开始接受国家的使命，接待尼克松“带来”的客人们，在世界面前，显示中国的“文革”并非是“打倒一切”，作家、学者还是有政治地位，有会见外国人的权利的。当然，他们的接待并不能自由进行，必须到民族学院专门设立的接待室。

第一章
北京、东京、波士顿、罗马、伦敦、巴黎、柏林、列宁格勒、北平、昆明、重庆
一、迟到的谢文秋
就在谢文秋飞越太平洋，迈着蹒跚的脚步，前来探望闺密时代的老友谢婉莹时，我尚是一个远在南方的局外人。
一九七二年早春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敲开关闭二十三年的中美大门时，冰心和她的丈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的著名学者吴文藻，既是这个伟大事件的参与者，也是受惠者。半年前他们从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被召回北京，日夜兼程地赶译这位敲门者的著作《六次危机》，以供中国高层了解当代美国与尼克松。
参加这本书翻译的还有吴文藻燕京时代的学生、留英博士、功能社会学派创始人马凌诺斯基的高足费孝通等人，他们从同一个干校被召回，布置这项秘密政治任务的人是中央民族学院军代表、中国安全部领导人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这些刚从“五七”干校湿漉漉的棉花地里请回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大作家，在干爽的、有暖气的教研室里，只用一月有余的时间便将一部五百多页的著作翻译完成。
之所以说他们是受惠者，是因为从此他们走出了“文革”的厄运，又可以教书、做研究了，同时，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那时中国作协尚未恢复）、作为学界的领军人物，开始接受国家的使命，接待尼克松“带来”的客人们，在世界面前，显示中国的“文革”并非是“打倒一切”，作家、学者还是有政治地位，有会见外国人的权利的。当然，他们的接待并不能自由进行，必须到民族学院专门设立的接待室。
一九七三年夏天，冰心在接待室里，与原《中央日报》记者、美国耶鲁大学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有过多次谈话。一九五一年之前，赵浩生在南京与东京，多次访问过冰心，他想跨越时代的鸿沟，了解冰心“这位过去以多愁善感歌颂母爱闻名的作家，如何变成爱国革命工作者的故事”。首先从由东京回国的原因问起，冰心告诉他：“从我们做学生起，中国就没有抬起头来，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中国人民抬起头来。你说我在日本听说有这么一个中国的时候，当然想回来，那没问题。”赵浩生专门问到，如果让她重写《寄小读者》会怎样写？冰心说：“那我就写美国人民的情况，写美国人民的斗争，我就会比较注意到受压迫的阶级。美国人民为什么那么贫困？百万富翁为什么会那么阔？百万富翁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情？黑人的孩子是什么感情？印第安人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情？”冰心对自己人生观转变做了专门的解释，说：“就是跟人民接触嘛——”同时也是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冰心认为，对她人生观转变有最大决定性的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那时候起，她才知道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外界谣传她在“文革”中死掉了是错的，说“文革”非常可怕也是错的。她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革‘四旧’嘛！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思想，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些写作的人就有‘四旧’嘛，年轻人觉得‘四旧’不好，就来跟我们谈谈，辩论，这有什么可怕？”赵浩生自然也提起在台湾与美国的知名文化人，梁实秋、苏雪林、谢冰莹、李济等等，冰心对他们也都有微词，认为“梁实秋当年走开不必要，他有点苦恼，他以为他跟鲁迅打过笔墨官司”。苏雪林是“胡适劝她走的，她其实不必走，没有什么，就是说，你是中国人，你要是下定决心为人民服务的话，人民是知道的”。谢冰莹“也是一样的，只要她肯为祖国人民服务，都有前途”。
这些话中的意思在当时的媒体上比比皆是，从冰心的口中说出，只不过是增加一些个人的经历，除了对几位作家的前途预测外，其他都是官方语言。在民族学院这间专门的接待室里，冰心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先后接待了大量的来自欧美、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学者、专家、记者、归国华侨、左翼青年、国会议员、旅行者、猎奇者、驻华大使、国家元首等，仅一九七二年接待与会见的重要人物便有乔纳森·米尔斯基（Jonathan Mirsky）、丹麦作家M.A.尼克索夫妇、米勒（Miller）、韩素音、陆文星、费正清、费慰梅、许烺光夫妇、罗伊·梅森、伊朗王后、田中首相、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Wright Alsop）、海伦·斯诺、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接待达百余次，足见尼克松和他带的客人，一下子将谢冰心们推到了什么位置！还处“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仍然是“臭老九”，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冰心虽可以会见外宾，但同时受到严格监视与控制是不奇怪的。自然，他们操持的必是“文革”语言，因而有时会受到外宾拂袖而去的“礼遇”。一次是美国著名学者拉铁摩尔，一次是会见美国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在接待的来访者中，有一些是冰心燕京时代的朋友，比如韩素音、海伦·斯诺等，还有吴文藻清华与留美的同学顾毓琇等，虽然在接待室无以私语，但老朋友相隔几十年后重逢，还是十分高兴。但是忙碌的会见中，冰心最想见的三个人却迟迟没有现身。
一个是梁实秋，曾经严厉批评过《繁星》《春水》的人，在留学美国时，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冰心后来视其为“一生知己”。梁实秋与许多撤至台湾的学者一样，后来去了美国，但他关心北京，关心吴文藻与谢冰心。当他看到谢冰莹的《哀冰心》，明言“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后，十分悲痛，写下了《忆冰心》，动情地回忆了与冰心从相斥到相知的往事。后来自然是知道了吴、谢并未“双双服毒”，虽然不见新作，位置好像移到了美国“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上，就通过留在北京的女儿梁文茜与冰心联系，希望她帮助疏通关系，创造回国探访的条件。冰心每次都请梁文茜转告她父亲：“来吧，回来看看吧，时过境迁了，我和文藻都很想见你。”但与鲁迅论战、访延安被拒的阴影一直伴随着梁实秋，大陆之行终未成行。
另一个最想见到的是浦薛凤，吴文藻抗战时期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同僚，歌乐山上的“家庭成员”。因为太太留在无锡老家，他公休日常常与吴文藻一同上山，一杯酒可分两盅，一盘刚刚收获的南瓜，把酒论天下，打牌、赏月、观嘉陵，哪样也少不了他。胜利后他复员南京，吴文藻去了日本，冰心就住在浦公馆，被小公主浦丽琳认了干妈。一别几十年，音讯全无，中美关系松动之后，冰心不时打探他们的消息。年前，梅贻琦夫人从美国回来，带来浦薛凤的信函，令吴、谢激动、兴奋，吴文藻当即回信邀其回国访问：“故旧都近八十，如早成行，尚有一面之机。”但不知何故，却是没有打动浦薛凤的归心。最后是女儿浦丽琳代父归来，在冰心干妈家长住一月，满足了相隔经年的亲情。
还有一个最想见的人就是谢文秋，冰心留学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同学，虽为不同院系，但中国二字足以把她们连结到一起。那个时代，有几个留学的女生？冰心还是她与雷温乌兹陆军参谋大学高材生朱世明的月下红娘。儿子吴宗生羡慕英武的朱世明那套少将军服，便认了干爹，谢文秋自然也就成了干妈，虽然民国时期这种认干爹干妈的现象不在少数，但也足见两家的深交。二战结束，战胜同盟国共同管理日本，朱世明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吴文藻应邀担任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盟国谈判顾问，冰心自然也前往东京，正是这一段生死之交，再次将两家捆绑在一起，但最后却天人两隔。朱世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长眠东瀛，谢文秋远在美东，每次与美籍华人相见，冰心都要打听她的下落。终于有一天，谢文秋出现了。
迟到的也有好处，这一回，时局有了变化，冰心可以在家里接待谢文秋了。
酒店经营的日本皇冠出租轿车，将谢文秋从王府井华侨饭店送到海淀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区，举头望去似乎有些破败与荒凉，完全不能与美国的大学校园相比。低矮的平房之间，有一栋三层高的灰墙楼房，谢文秋看到了三个并不起眼的字“和平楼”，心里才有了一些踏实。她从第一个门洞进入，踏着水泥板的楼梯，正欲举手轻敲208号房门时，先是闻到了一股久违的红烧肉的香味。“这一定是婉莹的家了，她在电话中说要留我吃午餐，红烧肉招待，久违了三十多年的香味！”
相聚是轻松而欢快的，北京果脯、福建茉莉花茶、美国巧克力，话题是随意的，没有接待室的定规，也没有外人在场，从日本谈到美国、从归来谈到“文革”，一切在三位老人面前，似乎都有些云淡风轻了。午餐有炒青菜、红烧肉，这对于西餐几十年的中国人，是最高的享受了。也许因为“茅台”，冰心想制止而不能，吴文藻劝酒、自饮，谢文秋竟然一杯杯喝下，酒后的饮茶就不像餐前的气氛了。
大概是在美国生活太久了，八十三年的生命留在自己的祖国只有二十多年，谢文秋举茶杯的姿势有些像喝鸡尾酒，汉语的词汇似乎不能表情达意，干脆操起了英语。她说，回大陆之前，途经东京，到叶山墓地，去看了长眠在那里的朱世明，“这个冤家”！谢文秋说到这里，长久地停顿下来，冰心示意她喝茶，吴文藻意识到也许这是要在老友面前说出压抑了几十年的话了，两人都不插话，也不规劝。谢文秋呷了一口茶，继续说，她多次在清明时节飞抵东京，到叶山墓地蓄满青苔的石阶上静坐，和他说会儿话，但每次到东京，看到日本的飞速发展，听到大街高音喇叭右翼势力的叫嚣，知道她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吗？“你们当年的愚蠢！美国人在改造日本，你们却在宽恕日本，除了梅汝璈的东京审判坚持处死战犯外，你们，包括你这个政治组长，你们作为一个代表中华民国的代表团，却没有要求日本的战争赔偿！我的美国朋友说，当然他们是商人，战争赔偿是中国最基本的要求，但你们只字未提，还主张什么‘以德报怨’，一片宽恕之心。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还有婉莹你，对日的许多讲话与文章，都是这个主张！你们，都太善良了，也太天真了！看看正在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朱世明在世时，和他有过多次争论，他死了，婉莹，你能回答我吗？”
冰心还有吴文藻，完全没有预料迟到的、文静的谢文秋会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比拉铁摩尔、艾尔索普还要尖锐十分、复杂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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