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情报研究必读图书、国家安全前沿力作、洞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新中文译本重磅推出！)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编辑推荐

　　●一本名副其实的情报分析教科书

　　●一部人类窃密与反窃密技术简史

　　●美国中情局“情报官书架”推荐作品

　　●情报研究必读图书，国家安全前沿力作

　　●解读华府情报运作思维，洞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常列于西方当代情报、军事、决策机构的必读书单

　　●被诸多教育和学术组织选作教材或参考书

　　●国家安全、外交、保密等领域的人士快速入门、进行业务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读物

内容简介

　　针对美国情报界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中的情报失误，作者创造性地提出运用“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分析方法，完善情报分析的逻辑过程，形成“确定目标—问题分解—建立模型—评估数据—填充模型—进行预测”的情报分析流程：
　　·确定目标：对需要分析的情报目标进行界定；
　　·问题分解：对问题进行准确、详细的定义和分解；
　　·建立模型：利用已掌握的情报建立一个目标模型；
　　·评估数据：核心是选择适用于眼前事实的最简单解释；
　　·填充模型：不断地把新情报纳入到模型中并进行提炼；
　　·进行预测：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的结构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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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M. Clark），电子工程学博士，法学博士，美国资深情报分析人员，新生代情报分析家代表，从事情报分析工作40余年。他先后担任美国空军电子战军官和情报官，中情局分析员和情报分析支持小组负责人；曾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参与“情报官课程”的开发和教学，后来还担任“情报界入门课程”的课程主管。目前，他是一位为美国情报界提供太空威胁分析的独立咨询师，还在一所大学的情报与安全学院担任教职。

目　　录

序言
第一部分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分析
第一章情报流程
第二章情报问题的界定
第三章对目标的分析方法
第四章分析领域
第二部分创建模型
第五章情报模型概述
第六章情报信息来源
第七章评估和整理数据
第八章搜集策略
第九章拒止、欺骗与信号传送
第三部分预测性分析
第十章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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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的形式和结构将自然随之产生。“‘9·11’委员会”和“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二者都关注了失误流程。因此，本书的首要目标就是重新界定情报流程（IntelligenceProcess）——具体地说，就是分析流程——以便使通常被称为“情报周期”（IntelligenceCycle）的所有环节通畅而有效地运行。
情报流程应当完成三项基本任务。首先，它应当便于用户提出问题。其次，它应当利用现有的情报信息基础，对用户需求立即做出响应。再次，它应当设法迅速获取新的信息，以回答尚未回答的问题。为此，情报分析人员必须擅长合作，擅长预测：合作是让所有参与者都参与进来，为用户提出问题和得到答案提供便利；预测是因为情报用户最想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的形式和结构将自然随之产生。“‘9·11’委员会”和“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二者都关注了失误流程。因此，本书的首要目标就是重新界定情报流程（Intelligence
Process）——具体地说，就是分析流程——以便使通常被称为“情报周期”（Intelligence
Cycle）的所有环节通畅而有效地运行。
   
情报流程应当完成三项基本任务。首先，它应当便于用户提出问题。其次，它应当利用现有的情报信息基础，对用户需求立即做出响应。再次，它应当设法迅速获取新的信息，以回答尚未回答的问题。为此，情报分析人员必须擅长合作，擅长预测：合作是让所有参与者都参与进来，为用户提出问题和得到答案提供便利；预测是因为情报用户最想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我所说的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流程是：让所有参与生产可靠情报的各方聚集在一起，帮助分析人员和情报用户完成上述三项任务。虽然情报界是围绕层次体系组织的，但以目标为中心的流程则为情报搜集人员、分析人员和情报用户勾勒出一种合作方法，以对付越来越复杂的敌人。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向用户提供更多的情报，他们拥有的信息已超出了其处理能力，而且信息过载易于造成情报失误。情报界必须提供与用户需要相关的情报，也就是所谓“可供行动用的情报”（Actionable
Intelligence）。合作可产生这样的情报。计算机与多媒体通信的融合，使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能够从传统的层级体系向网络迈进，进行更加密切的互动。2004年《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The
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the 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实施后，美国情报界进行了重建，这种互动在重建之前即已开始。
   
利用现有的各种预测方法，澄清和提炼分析流程，是本书的第二个目标。这些预测方法使用于组织计划、问题解决、科学与工程、法律以及经济学领域。尽管信息技术在过去50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技巧都已经过考验。即便在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领域，这些方法在进行情报预测时都是有用的。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些学科中提取许多统一的概念，并在创建未来情景想定、进行力量评估和监视各种征候时加以运用。本书在各种“分析原则”（Analysis
Principles）的方框内强调了这些概念，并将它们作为情报分析的根本原则。即使世界在继续发生变化，这些原则也应该使本书成为一部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本书对所有情报专业人士、学者和情报用户都有帮助，但它主要是为正在从事情报工作的分析人员撰写的。情报专业人员可能会将其整个职业生涯用于研究如“行为分析”这样的专门主题，而且有许多著作专门论述了这些主题，但本书对此只做简要的介绍。更准确地说，本书旨在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指南，为引导读者对特定的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提交情报报告提供参考。然而，在更好地界定情报分析流程、实际运用这些具体的情报分析方法、展示这些分析方法在情报分析流程中如何相互联系方面，本书的作用还不止于此。本书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情报用户和情报分析人员同样需要更加积极地改变情报世界，尽可能提取更为有用的情报。
   
本书讨论了许多情报失误案例，这也许会使读者得出这一印象，即我们的失误多于成功。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也许，每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在分析方面取得的成功都多于失误，但失误更为明显。出于两大目的，本书集中探讨失误问题，其一，公开分享我们的成功经验，确保将来少犯些错误；其二，相比于经验，我们从失误中所获更多。
   
本书前两版在学术界、政府组织和签约部门普遍使用，读者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在新版中，我一直在努力吸纳这些建议。本书第三版主要根据读者的建议进行了修订，导致本书的所有章节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第六章“情报信息来源”全部重写，以对情报搜集提出一个更符合逻辑的解释。第十五章“分析人员与用户”也得到了相当的扩充，以讨论如何使情报为用户所理解和接受。
   
书中表达的所有事实陈述、观点或分析，均系作者个人意见，不反映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其他美国政府组织的官方立场或观点。不应当将本书中的任何内容理解为美国政府肯定或暗示其真实性，或表明政府部门认可作者的观点。为防止泄密，本书已经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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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本书为情报分析新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也为资深分析师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参考。克拉克描述了一种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来分析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情报……

——中情局科技分局前副局长助理加里?古德里奇（Gary W. Goodrich）

克拉克这本关于情报分析的书给我提供了一套新的工具, 不仅可以应用于情报教学，还为学生提供了一套严谨的方法，让他们能够测试自己的假设、分析新的数据，并质疑已有的设想。在政治科学与公共政策领域，鲜有什么工具能像克拉克的方法这样有如此广泛的应用。

——中情局退休高级科学家黛安?斯奈德（Diane C. Snyder）

本书一经问世就有效填补了情报文献文本上的重要空白。在变化甚剧的情报工作领域，包括分析领域，本书*版的出现, 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是一种福祉。这本书可读性强，来得及时，别具一格。

——美国国家情报大学校长威廉?诺特（William Nolte）

在本书中，克拉克为读者呈现了一整套分析方法，这套方法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情报分析师而言都十分有用。在我讲授的情报与政策这门课上，克拉克的方法获得了一致好评。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教授威廉?雷纳格尔（William Rennagel）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引言
　　
　　
　　
　　最大的思想紊乱是相信人们想要相信的事情。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
　　
　　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成功中学到的东西更多。正如本书序言指出的那样，我们从美国在本世纪出现的两大情报失误（“9·11”袭击和误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因此，本书开篇就概述一下我们为何失误。
　　
　　一、我们为什么失误
　　
　　需要提醒的是，情报失误并非美国所独有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上一世纪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某些失误进行回顾。
　　
　　·1941年的“巴巴罗萨行动”。约瑟夫·斯大林（JosefStalin）自己给自己充当起情报分析员，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非常蹩脚的分析员。他对与纳粹德国的战争毫无准备，虽然收到大量情报表明德国人正准备发动突然袭击，他却对此视而不见。告诉俄国人德国即将发动袭击的德国叛逃人员被视为挑拨离间者，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们被枪毙。当代号为“巴巴罗萨”的攻击于1941年6月22日发起之时，斯大林的将军们吃惊不已，他们在前方的各师陷入陷阱，遭遇灭顶之灾。
　　

引言 
　　 
　　 
　　 
　　最大的思想紊乱是相信人们想要相信的事情。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 
　　 
　　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成功中学到的东西更多。正如本书序言指出的那样，我们从美国在本世纪出现的两大情报失误（“9·11”袭击和误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因此，本书开篇就概述一下我们为何失误。

一、我们为什么失误 
　　 
　　需要提醒的是，情报失误并非美国所独有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上一世纪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某些失误进行回顾。 
　　 
　　·1941年的“巴巴罗萨行动”。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自己给自己充当起情报分析员，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非常蹩脚的分析员。他对与纳粹德国的战争毫无准备，虽然收到大量情报表明德国人正准备发动突然袭击，他却对此视而不见。告诉俄国人德国即将发动袭击的德国叛逃人员被视为挑拨离间者，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们被枪毙。当代号为“巴巴罗萨”的攻击于1941年6月22日发起之时，斯大林的将军们吃惊不已，他们在前方的各师陷入陷阱，遭遇灭顶之灾。

·1942年的新加坡。13万装备精良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士兵向3.5万名疲惫不堪且装备不良的日本士兵投降，这是英国在军事上遭受的最重大失败之一。在滑向这场灾难的道路上，英国情报机构对其对手做了一连串的拙劣分析，如低估了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实力、断定日本人不会在丛林中使用坦克等。在将英国人赶出马来半岛并迫使其撤回新加坡的过程中，日军坦克被证实效率奇高。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据称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但是在1973年，以色列情报机构领导层与内阁结合太紧，经常充当内阁的政策顾问和信息评估人。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过去的胜利也导致其狂妄自大和对以色列固有优势的自信。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阻止其对手发动进攻的威慑力量。他们认为，埃及在发动进攻之前需要重建其空军力量，并与叙利亚结成联盟。在这种氛围中，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易于成为埃及欺骗行动的牺牲品，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一位情报军官准确预测了埃及即将发动攻击，但这份报告被其上司即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部首席情报官扣压。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埃及没有重建空军,并严守叙埃协议的机密，发动了突然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措手不及。虽然攻击最终被击退，但以色列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阿根廷想要英国交出其于1837年占领并在那里进行殖民统治的福克兰群岛。英国的战术是进行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而不放弃该岛。当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阿根廷企图入侵该岛，有报告说一支阿根廷海军特遣部队与一支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一起向福克兰群岛开进，但因为慑止或击退进攻将要付出高昂代价，英国外交部不愿意直面阿根廷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当时由外交部主管的拉美动态情报组（Latin
America Current Intelligence
Group）于1982年3月30日断定，阿根廷不会立即入侵。4月2日，阿根廷海军在福克兰群岛登陆并占领该岛，此事引发英国集结海军特遣部队并夺回了该岛。

这些例子和本书讨论的其他情报失误都不是因为没有搜集到情报。在这些案例中，情报都已经搜集到。情报失误有三个主题是共同的 
　　 
　　1.不能共享信息 
　　 
　　从珍珠港事件到“9·11”恐怖袭击，再到误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搜集人员和分析人员不能够或不愿意共享信息，已经成为情报失误反复出现的一个原因。

情报工作是一项团队活动。有效的团队需要的是凝聚力、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合作、共同的思维模式（Mental
Models）和类似的知识结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信息的共享。没有这样一个共同流程，任何团队——尤其是必须处理当今复杂问题的跨学科团队——都将迅速解体。

然而，“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即“美国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能力委员会”，该委员会于2005年3月向总统提交了正式报告）发现分析人员不能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他们不能有效地共享信息。在美国情报界以及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情报机构，不能共享信息的根本原因依旧存在。

分享需要开放，但任何需要秘密行事的组织都会对开放感到头疼，因此经常拒绝开放。包括美国情报界在内的大部分政府情报机构，强调得更多的是保密而不是效率。对于产出劣质情报的惩罚比较温和。对于保密信息处理不当，当事人得到的惩罚则是情报生涯的终结。不进行信息共享确有合法理由，由于过分广泛地共享了搜集项目的细节情况，美国情报界有许多搜集“资产”
遭到损失。所以，在保护资产与行动高效之间保持平衡，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商业组织在情报分享方面更为高效，因为较之保密性，他们往往更注重效益。而且，他们损失关键情报来源的风险也比较低。

任何学科的专家都拥有信息优势，他们往往利用这种优势为自己的日常工作服务。情报搜集与分析人员也是如此。在情报机构的较低层，囤积信息或许还有保住工作的好处。在高层情报机构，垄断情报可能有助于保护本单位的预算。因此，拿出最少量的必要信息进行分享，既避免遭受批评，又保护了真正有价值的材料，这是一种自然倾向。任何一个官僚组织都有囤积信息的手段，而本书对其中最常见的部分进行讨论。

最后，情报搜集人员和分析人员都会发现，与世隔绝轻而易举。他们不愿意利用外单位的资源。沟通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从其他来源获取情报具有长期收益，但短期收益几乎很少。

总之，情报搜集人员、分析人员和情报机构隐藏信息的动机很多，共享信息的好处却很少。在共享的动机还没有超过隐藏的好处之前，这个问题有可能一直存在。

2.不能客观地分析所搜集的材料 
　　 
　　·在本书引言开头所引用的各个案例中，情报分析人员或国家领导人都被固定在一种思维模式之中,这是分析出现失误一以贯之的原因。我在前面引用了巴斯德的警示，他们恰恰落入了这一陷阱之中。他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事情就是如此。思维模式本身可以通过多种偏见（Bias）和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包括如下表现：种族中心主义偏见（Ethnocentric
Bias）包括将自己的文化信仰与期望强加于人。这导致“镜像思维”（Mirror-Image）模式的产生，即以看待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他人，并导致这样的一种假定，即别人都会按照自己所定义的理性来进行“合理”行动。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预测到赎罪日战争，是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埃及人在没有进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发动袭击并不理智。

·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包括在分析中所表现的过度乐观或对不愉快选择的刻意避免。英国外交部之所以没有预测到阿根廷会入侵福克兰群岛，是因为尽管有情报表明入侵迫在眉睫，但外交部不想面对。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约瑟夫·斯大林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狭隘利益（Parochial Interests）导致组织的忠诚度或个人的日常工作影响了分析流程。 
　　 
　　·维持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es）使得分析人员以为事情将沿着直线发展。毕竟，最有把握的天气预报是“明天的天气将像今天一样”。英国情报军官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例子。1950年，该军官在服役47年之后退休。他回忆道：“对战争爆发进行可怕的预测，年复一年的不安与忧虑总是困扰着我。每次我都抵制这种不安与忧虑。我只误报过两次。”维持现状的偏见造成分析人员无法捕捉模式的变化。

·提前做出结论（Premature
Closure）。分析人员对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过早做出判断，然后就固执地捍卫最初的判断。这会导致分析人员（通常是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挑选支持自己所偏爱方案的证据，而拒绝接受与该方案相冲突的证据（或认为不重要而不予考虑）。

如果不进行质疑，所有这些思维模式就会产生糟糕的结论和劣质的情报。而且，正如“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分析人员经常以未经辩驳的假设来驱动自己的分析。

3.用户不能根据情报采取行动 
　　 
　　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巴巴罗萨行动”和福克兰群岛事件中，情报用户不能理解或不能利用现有的情报。 
　　 
　　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曾经这样半开玩笑地评论说：“没有什么政策失误，有的只是政策的成功和情报的失误。”这句评论虽然激怒了情报官员们，但应该将此理解为对采取行动的一种呼唤。当用户不能利用得到的情报时，情报分析人员应该承担部分责任；在分析过程中，分析人员也应该接受挑战，让用户参与其间，确保在用户必须采取行动时，这样的情报可考虑予以使用。

在本书中，我用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情报分析人员“客观评估和了解客户、客户业务或领域”的极端重要性。本书第一部分阐述了一种合作性的、“以目标为中心”的情报分析方法。该方法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情报用户在内，都建立起紧密的工作关系，从而最清晰地了解用户需求、取得最有效的成果或产品。本书最后一章讨论了各种方法，确保用户在决策时考虑所有可获得的最佳情报。

情报分析人员常常不愿同决策者这种情报用户密切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曾试图远离其从事政策制定的情报用户，以避免自己在国家情报评估过程中丧失客观性。二者之间存在分隔，不利之处显而易见，因为情报分析针对的不是用户当前感兴趣的问题，情报对政策制定就变得不那么有用，这种做法的不利之处显而易见。20世纪70年代期间，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人员开始加强与决策者的接触。正如福克兰群岛之战和赎罪日战争这两个案例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密切接触也有风险，但在许多情况下，分析人员已经能够与决策者密切合作，在不丧失客观性的前提下，使得情报分析贴切中肯。

二、本书论述什么 
　　 
　　本书是为情报分析人员撰写的，它提出了成功进行情报分析的流程——包括避免情报失误的三个主题。 
　　 
　　研究表明，美国情报界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标准分析方法。大的情报界都由许多情报门类（Discipline）组成，每个门类都有自己的分析方法。而且，情报分析人员一般都会创造出一些专门方法，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这种个性化的分析方法（Approach）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分析手段（Method），其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员采用的分析手段有160多种。

分析手段的扩散具有充分的理由。为了解决非常专门的问题，人们开发了各种方法，这些方法通常是某一学科所独有的，如经济分析方法或科技分析方法（它很可能拥有最多的解题方法）。例如，苏联解体后，那些一辈子从事计划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家，突然面临自由市场价格和私有化问题。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种经济过渡的模式，分析人员必须从头做起，发明各种方法，以衡量俄罗斯私营经济的规模。

不过，所有的情报分析方法都来自一个基本流程。本书讨论的就是这个流程。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路，即创建情报目标模型，从该模型中提取有用信息。这两个步骤——第一步称为综合，第二步叫做分析——构成了人们所称的情报分析。所有的分析人员都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做。避免失误的关键是，情报分析人员应与信息搜集人员和情报用户共享这种模型。尽管不存在解决所有问题的统一方法，但基本的流程事实上是存在的。

也有各种标准的、广泛使用的方法。分析人员必须全部掌握它们，以便在解决情报问题时应用。它们可能包括模式分析（Pattern
Analysis）、趋势预测（Trend Prediction）、文献评估（Literature
Assessment）和统计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等。本书从头到尾以分析原则的形式介绍了这些技巧。这些分析技巧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流程，便有助于避免此前讨论过的情报失误。

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指出，一名分析人员具有三个愿望：“知晓一切，得到信任和对政策施加积极影响。”本书不会培养出能够知晓一切的分析人员——这就是评估将继续存在的原因。但是，本书第一章至第十四章可帮助分析人员学会各种分析技巧，而第十五章则可帮助分析人员朝第二个和第三个愿望迈进。

三、小结 
　　 
　　情报失误具有三个由来已久的共同主题： 
　　 
　　搜集人员与分析人员不能共享信息。出色的情报工作需要团队行动和共享信息，但在庞大的情报机构中，大多数激励措施都是鼓励隐藏信息而不是共享信息。

分析人员不能对所搜集的材料进行客观分析。存在思维模式是这些失误的共同问题，偏见和先入之见妨碍了客观性。 
　　 
　　用户不能根据情报采取行动。这不完全是用户的过错。分析人员有义务确保用户收到情报，而且完全理解情报。 
　　 
　　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可以减少这种失误的情报流程。庞大的情报机构会开发出许多分析方法，用以处理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方法在基本分析流程中都行之有效：创建情报目标模型（综合），并从该模型中提取有用信息（分析）。成功来自情报分析人员与搜集人员和用户分享这种目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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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情报研究必读图书、国家安全前沿力作、洞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新中文译本重磅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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