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以亲身回忆讲述一门学科的成长故事，将对一项学术事业的私人情感融于公共知识的整理与历史叙事之中，《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上编作为传播学创建者施拉姆的临终未竟遗稿，知识史写作表达着对那些激励这一学科创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深切敬意；而在下编，历史的叙事者变成了叙事对象，致敬者变成了被致敬者，知识增长与情怀寄寓都在延续……
　　独特的作者身份与独特的叙事方式使这本传播知识史著作具有了独特的学术价值，对于任何关心学术知识的起源与发展的人而言，《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都是一部值得研读的重要著作。对于大众传播与传播理论的学习者与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

作者简介

　　韦尔伯·施拉姆（1907-1987），传播学创建者之一，爱荷华州立大学博士。曾执教于伊利诺斯大学、斯坦福大学，编、著有《大众传播》（1949）、《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1954）、《我们儿童生活中的电视》（合著，1961）、《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1964）等。
　　
　　王金礼，武汉大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著有《新闻德性论：原则框架》（即将出版）。

目　　录

编者的话

第一编美国传播研究的先驱
第一章先驱之先驱
我们的先驱
大众传媒为现代传播研究提供了舞台
大学中传播研究的兴起
专业背景在传播研究发展中的重要性
先驱与研究新模式的兴起
第二章拉斯韦尔：政治、权力和意指符号
拉斯韦尔的事业雏形
事业的转折点
拉斯韦尔对传播研究的贡献
拉斯韦尔与一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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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相遇，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事件。面向交往、交流、沟通、共享，无疑是抗拒思想僵化的解毒剂，而通过译介、分析、转化西方传播学理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一般以此作为走出理论封闭圈的一种路径。只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常常是旧有的理论封闭圈还没有完全打破，就被新的理论封闭圈“套”住，生活在传播学“诸神”的阴影里，不能面对中国的传播问题进行自主创造，从而让知识习气障蔽、阻碍了传播研究的智慧。这种尴尬与我们如影随形，以至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面对西方传播学？
　　在面对外来的东西时，我们喜欢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出自《诗经·小雅·鹤鸣》的话，早已脱离赞美园林池沼之意，转向实用的立场。这样一来，从理解自然到模仿自然、创造自然的精神失落了，只剩下“攻玉”的现实之用，而不顾他山之石来源于何处，在什么环境下生成，所谓“用”就显得盲目起来，“他者”亦被悬置起来。这种拿来就用而非基于系统理解的态度，实际上使我们失去了面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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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
　　保罗说，他当时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毕竟，这正是他刚刚研究了的广播电台——好在弗瑞利（Friley）校长只把它当成了一个笑话，紧张气氛因此化解了。保罗说他后来思考过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这一尴尬场面的弗洛伊德式解释是什么呢？他说他的结论是，广播作为媒介对他来说实际上不是真实的。广播节目、人们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调查访谈——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切与发射塔与广播站联系起来。在整个广播过程中，他唯一认为真实的部分是电台发射之后发生的事。他几乎没有花时间考虑过那些节目如何播放出来、如何到达广播受众那里。
　　保罗用这个故事表明一个观点。我刚刚在大学里建立一个传播研究所，保罗则为此提供了帮助。“这正是我们非常羡慕你和你的同事的地方，”他说，“你们中间很多人曾在媒介工作过，你们知道广播电台或报纸编辑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实地调查（fieldresearch）方面比你们更有经验，但对媒体并没有什么真正了解。”他以富于经验的研究所所长面对新手这样一种慈父般的态度指点我说，“别离媒体太远！”
　　这是一次典型的拉扎斯菲尔德式的谈话，非常慷慨而坦率。在传播研究所的很多年里，我一次次想起这一切。我此时提起这些，则是为了解释20世纪中期新闻与广播学院现身于大学校园对于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里更加详尽地讲述这个发展。美国第一家新闻学院建立于1908年，到20世纪中期，这种学院超过100家。所有这些学院都致力于赞助者所称的专业（professional）而非行业（trade）的活动，并因此对研究和高级学位的兴趣不断增长。它们要求主要任课教师获得相应的高级训练，许多学生的未来职业规划至少部分是在研究或教学领域。学生和教师们都密切关注大学和研究所开展的媒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和内容研究～并询问这类研究为什么没有在专业学院里进行。不久之后，这些研究真的在这些学院里开展起来。专业学院的教师们获得了研究方面的训练，学生开始撰写研究论文。
　　某些专业学院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有一定重要意义的发展：它们建立了研究性机构。伊利诺斯、斯坦福、威斯康辛、明尼苏达，还有众多其他大学都在它们的专业新闻学院建立了这种研究所。研究所招募训练有素的研究型学者，开展一些与许多大学的顶级社会科学院系类似的研究与训练项目。这些研究所有很多优点，就像一些欧洲大学在发展学术新领域的过程中早已发现的那样。这些优点其一是，研究所使这些大学比较容易避开研究院系的传统模式；其二，研究所吸引了大批杰出学生从事高级学习和研究；其三，研究所使新闻学院更加轻松地发展大学传统里原本没有的研究新领域，也就是说，人类传播。

<div class="book-detail-content">　　《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br />　　保罗说，他当时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毕竟，这正是他刚刚研究了的广播电台——好在弗瑞利（Friley）校长只把它当成了一个笑话，紧张气氛因此化解了。保罗说他后来思考过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这一尴尬场面的弗洛伊德式解释是什么呢？他说他的结论是，广播作为媒介对他来说实际上不是真实的。广播节目、人们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调查访谈——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切与发射塔与广播站联系起来。在整个广播过程中，他唯一认为真实的部分是电台发射之后发生的事。他几乎没有花时间考虑过那些节目如何播放出来、如何到达广播受众那里。<br />　　保罗用这个故事表明一个观点。我刚刚在大学里建立一个传播研究所，保罗则为此提供了帮助。“这正是我们非常羡慕你和你的同事的地方，”他说，“你们中间很多人曾在媒介工作过，你们知道广播电台或报纸编辑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实地调查（fieldresearch）方面比你们更有经验，但对媒体并没有什么真正了解。”他以富于经验的研究所所长面对新手这样一种慈父般的态度指点我说，“别离媒体太远！”<br />　　这是一次典型的拉扎斯菲尔德式的谈话，非常慷慨而坦率。在传播研究所的很多年里，我一次次想起这一切。我此时提起这些，则是为了解释20世纪中期新闻与广播学院现身于大学校园对于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br />　　我们将在后面的一章里更加详尽地讲述这个发展。美国第一家新闻学院建立于1908年，到20世纪中期，这种学院超过100家。所有这些学院都致力于赞助者所称的专业（professional）而非行业（trade）的活动，并因此对研究和高级学位的兴趣不断增长。它们要求主要任课教师获得相应的高级训练，许多学生的未来职业规划至少部分是在研究或教学领域。学生和教师们都密切关注大学和研究所开展的媒介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和内容研究～并询问这类研究为什么没有在专业学院里进行。不久之后，这些研究真的在这些学院里开展起来。专业学院的教师们获得了研究方面的训练，学生开始撰写研究论文。<br />　　某些专业学院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有一定重要意义的发展：它们建立了研究性机构。伊利诺斯、斯坦福、威斯康辛、明尼苏达，还有众多其他大学都在它们的专业新闻学院建立了这种研究所。研究所招募训练有素的研究型学者，开展一些与许多大学的顶级社会科学院系类似的研究与训练项目。这些研究所有很多优点，就像一些欧洲大学在发展学术新领域的过程中早已发现的那样。这些优点其一是，研究所使这些大学比较容易避开研究院系的传统模式；其二，研究所吸引了大批杰出学生从事高级学习和研究；其三，研究所使新闻学院更加轻松地发展大学传统里原本没有的研究新领域，也就是说，人类传播。<br />　　这样，新的新闻和广播学院为那些受过社会科学训练而主要兴趣又在传播研究的教师们提供了栖身之地。它们向那些拥有卓越社会科学传统的大学源源不断地供应优秀学生，而这些关注媒介的学生不会让社会科学的老师们忘记，传播是他们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学院与研究院系的合作为研究大众媒介、它所受到的控制、它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提供了新的机会。专业新闻学院和它们的研究所使学术共同体开始熟悉“传播学”这一名称，以及传播研究这一理念。<br />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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