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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的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同进，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目　　录

第三十八辑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新挑战
　三十年改革及中俄转轨路径比较
　前沿
　　机制设计：如何实现社会目标
　　经济实验：实验经济学方法评论评述
　海外特稿
　　中美贸易的动态理论：对失衡的解释
　社界
　　决定各国奥运成功的因素
　金融评论　
　　全球化、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
　　越南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外部原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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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辑
　中国改革开融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知道有许多人都在进行回忆、思考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相关的文章和书籍。当中国50人论坛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鹤先生提出，希望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一书作序，我欣然同意。我觉得这是我的荣耀，因为这些作者许多都是在过去30年中结识的朋友，我们拥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足以让我花费一番工夫，贡献自己的点滴之力。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称之为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将被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国内外人士对这段历史都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却缺乏详尽的了解。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一句话，后来常被引用。他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因此，可以说，由制定过改革方案、参与过改革进程的众多中国经济学家及决策者们，以自己的视角撰文荟集的这本书，在此刻出版，意义非同寻常。分享这一伟大历程的经验及分析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以为对经济学界本身，对世界各转型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乃至世界上还正在为快速促进本国经济进步而奋斗着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来说，都受益无穷。
我作为国际组织的一员，并以其有利的身份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特别是参与了这一过程中的前十年，这对我来说是一份难得的殊荣。
我的参与始于1979年7月的一个夏日，尽管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一天的重要性。
那一年，我携家人来京旅游，住在北京饭店。那是我第一次带两个孩子回福建老家，很兴奋。当时，外国人来华并非易事，像我们这样的华侨也不例外。当时我在世界银行东亚处工作，南、北越统一后不久，世界银行便开始了越南业务。当时的越南仍很封闭，抵达河内最便利的航线就是经北京转机。当时的中国尚未恢复世界银行席位，与世界银行没有业务关系。我必须以主管越南业务官员的身份，到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申请特批过境中国（北京）的签证。1977-1979年间，我本人曾在赴河内途中几次过境北京。
即便这是短暂过境中国的机会，我们这些海外经济工作者也很向往。当时，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都极想了解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

第三十八辑 　中国改革开融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知道有许多人都在进行回忆、思考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相关的文章和书籍。当中国50人论坛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鹤先生提出，希望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一书作序，我欣然同意。我觉得这是我的荣耀，因为这些作者许多都是在过去30年中结识的朋友，我们拥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足以让我花费一番工夫，贡献自己的点滴之力。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称之为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将被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国内外人士对这段历史都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却缺乏详尽的了解。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一句话，后来常被引用。他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因此，可以说，由制定过改革方案、参与过改革进程的众多中国经济学家及决策者们，以自己的视角撰文荟集的这本书，在此刻出版，意义非同寻常。分享这一伟大历程的经验及分析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以为对经济学界本身，对世界各转型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乃至世界上还正在为快速促进本国经济进步而奋斗着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来说，都受益无穷。 我作为国际组织的一员，并以其有利的身份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特别是参与了这一过程中的前十年，这对我来说是一份难得的殊荣。 我的参与始于1979年7月的一个夏日，尽管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一天的重要性。 那一年，我携家人来京旅游，住在北京饭店。那是我第一次带两个孩子回福建老家，很兴奋。当时，外国人来华并非易事，像我们这样的华侨也不例外。当时我在世界银行东亚处工作，南、北越统一后不久，世界银行便开始了越南业务。当时的越南仍很封闭，抵达河内最便利的航线就是经北京转机。当时的中国尚未恢复世界银行席位，与世界银行没有业务关系。我必须以主管越南业务官员的身份，到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申请特批过境中国（北京）的签证。1977-1979年间，我本人曾在赴河内途中几次过境北京。 即便这是短暂过境中国的机会，我们这些海外经济工作者也很向往。当时，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都极想了解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 在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曹桂生公使的帮助下，我的家人获准与我同行。我们在北京仅停留3天。第二天，我们意外地接到中国银行的邀请，在前门烤鸭店设宴招待我们。到了烤鸭店，我才知晓，原来，宴请的主人是中国银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可行性调研团的团长。在座的调研团其他成员还有：王连生（当时在财政部地方财政司工作，是中国随后派往世界银行的首位执董）；戴乾定（当时在中国银行研究部工作，后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及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张晓康（当时在外交部国际机构司工作，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作为调研的内容，他们当时已经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了解这两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打交道的经验。 从席间的讨论中我发现，调研团成员最关心的是如何从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开发协会（IDA）”获得软贷款的问题（那时，软贷款是免息的，偿还期为50年），讨论主要集中在申请软贷款的条件上。我告诉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无论是硬贷款（按照市场利率），还是软贷款，关键步骤是世界银行要派员对那个国家进行一次经济考察。申请软贷款的资格取决于经济考察的结果。为此，那天晚上我们主要讨论了准备世界银行经济考察的程序。 1980年初，林基鑫的调研团向中央提交了题为“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的程序和安排的报告”。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中国银行随即邀请世界银行集团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行长访华，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席位的相关事宜。 · 麦克纳马拉率领的世界银行代表团于1980年4月抵京。单独会见麦克纳马拉行长时，邓小平强有力地说：“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可能会更快、更有效率些；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我们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在双方的积极配合下，谈判很顺利。一个月后，世界银行董事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世界银行席位。麦克纳马拉行长从中国回去不久，我即被任命为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分管经济调研及与中国政策对话的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并任首席代表。我的这一任命直至1990年。 就在前门烤鸭店那次意想不到的晚宴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我便身临其境，不仅可以就势观察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而且从一定程度上亲历其中。根据我当时的工作身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主要领域自然是对外经济思想的开放过程。因参与这个过程的许多前辈已故去，反映这方面的文章不像讲述改革过程的文章那么多，我愿借此作序的机会与大家分享我所了解的相关情况。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演化，有几个阶段，我将分几个主题来讲述：首先是如何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想，随后是如何引进我称之的主流现代经济学思想。这里只讲述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如何接触外国经济思想，以及如何与外国经济学家和外国改革实践者们接触，主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件，不涵盖中国内部发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辩论与纷争，那些内容在从计划到市场演变过程中远比这里所谈的内容重要。 认识思想引进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于新思想和创新想法。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正走出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极度知识封闭境况，尽管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是那么努力、富有勇气和能力，但没有几个领域像经济学那么严重地与外界隔绝。 中国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学习外国思想及先进经验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的“第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然而，事与愿违。在随后的20年间，传统的苏维埃中央计划体制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与苏联情况千差万别的中国经济中来。学习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和经验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政治罪过。 中国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发端之一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高层领导发现世界他国的经济进步是那么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落后。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邓小平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讲话主题再次重现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的必要性。“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引进外国思想和学习外国经验，早年在协助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们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引进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和很多经济工作者对于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但对于改革目标和步骤却还很陌生。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东国家的情况与中国较相近，加上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们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其实，中国改革的先驱孙冶方和顾准的改革思想与东欧早期的改革思想理论几乎是一致的。所以，开放改革思想从学习苏东的改革理论开始是很自然的。这一举动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特别是经济研究所，所里的很多主要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留学。 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交流活动频繁，其中包括孙冶方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刘国光和柳随年1982年访问前苏联，廖季立1983年访问匈牙利。1979年，苏东经济学家频繁受邀访华，首位来访者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访问活动莫过于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ins）和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他们于1979年12月及1981年6月的应邀来华讲学。 　　布鲁斯是与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及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齐名国际的波兰经济学家。他对波兰经济改革思想的最大影响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兰格和卡莱斯基一起供职于波兰经济委员会，任副主席，为波兰政府经济改革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提供建议。后来，部分由于波兰政府领导人哥穆尔卡（Wladyrslaw Gomulka）对改革失去了兴趣，加上布鲁斯有犹太血统的原因，他丢了官位，在波兰的影响日渐消隐。1972年，布鲁斯流亡英国，到牛津大学任教。 1979年，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董辅初赴牛津大学访问时结识了布鲁斯，遂邀请布鲁斯年底赴华讲学。布鲁斯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楼会议室连续讲课两天，会议室里挤满了听众。听众中有来自社科院的学者，也有来自国务院决策部门的官员。讲课报告以简报形式送到中央领导人手中，反响积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布鲁斯得到主管经济学的副院长于光远和主管外事的副院长宦乡的热情接待；在中央，布鲁斯得到薄一波副总理的接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由副总理出面接见一位流亡英国坦率直言的波兰人，意义非同寻常。在华讲课期间，布鲁斯由赵人伟全程陪同。 继布鲁斯成功访华后，刘国光（经济所副所长，后任经济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遂邀奥塔·锡克于1981年5月来华讲学。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改革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主要因“新经济模式”而闻名，该模式被解释为“在苏维埃计划体制框架下减少中央指令，扩大市场经济的作用”，一种被看做是介乎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锡克的经济理论在1965年及1968年4月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纳。“布拉格之春”期间，锡克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1968年8月华沙公约组织的部队入侵布拉格，锡克正在国外访问，因无法回国而流亡瑞士，直至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政权更迭。 锡克在北京的讲学同样很成功，吸引了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众多经济工作者，还安排了他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廖季立和马洪等座谈。大概因为在指导经济改革计划方面经验丰富，与布鲁斯比起来，锡克更加受到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视。负责全程陪同锡克的吴敬琏跟刘国光商议，以后还是应当多请一些东欧的经济学家，来华介绍苏东改革经验。 那时，中国已经恢复世界银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讨论世界银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报告草稿（详见后文）。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界银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 我们邀请的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Peter Kende）。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格兰尼克（DavidGranick）教授。中方参会者由薛暮桥、廖季立和刘卓甫带队，以他们三人名义起草的大会讨论报告会后提交到了国务院领导人手中。 即便是后话，也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们的影响有多大，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但是，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当时中国经济工作者们的情况，及后来对近30年的观察，我觉得对以下三方面影响意义深远。 首先，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引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苏维埃计划体制弊病的方法。东欧经济学家们不像中国经济学家们那样脱离国外的经济理论。如奥斯卡·兰格和米哈尔·卡莱斯基其实是在西方接受的教育。那段期间应邀来华的东欧经济学家都身居国外。布鲁斯在英国牛津大学，锡克在瑞士圣加仑大学，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其他东欧专家分别居住并工作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因此，他们可以在中国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这就把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例如，1979年来华讲学时，布鲁斯就介绍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概念，并提出买方市场在改革转轨期间的重要性。这一概念和理论一直被中国经济工作者们沿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东欧专家们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剖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使这个方法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finos Komai）。1985年，科尔奈首次受世界银行之邀来华参加“巴山轮会议”（详见后文），用诸如“投资饥饿症、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等概念进一步阐明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向他们的中国同行论证了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由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们原本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通过一套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才能加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的改革经验加剧了中国经济工作者们对于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然可以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专家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模式”，都暴露了重大的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但中国的改革前辈们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高速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特别是价格调整依据的是计算机精确计算出的数据。即便用高速计算机和使用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也不可能同时计算出经济中数以万计的价格呀？ 再次，当东欧这些专家们开始搞清楚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中国经济体制实行基本消费品严格配给制、人才流动很受限制、经济生活全面由国家掌控，这是一种极端的“指令性经济”。在东欧，市场机制较发达，企业和家庭消费层次有更大的自主权，具有较成熟的信息和管理系统。即便这样，所有的改革尝试仍以失败告终。中国向他们学什么？除非另谋改革出路。 当东欧专家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也欣然接受了中国需另谋改革出路的说法。一件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莫干山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中国改革是采用“一揽子”的方法还是分步进行的方法。与会所有东欧专家强烈建议“一揽子”的方法。会后，东欧专家们到中国几个城市进行考察。考察途中，他们回话，说他们改变主意了。鉴于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落后，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中需要的人才、资金和物资储备薄弱，考虑中国仍是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鉴于上述情况，他们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要有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可一步一步地进行。因此，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与会的东欧专家、世界银行专家（伍德和我本人）以及中国专家之间获得了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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