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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原桂林市政协副主席、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九十六岁高龄的魏华龄老先生，三十多年来对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文章汇集。全书既有对桂林抗战文化的宏观描绘与思考，又有细节的微观刻画与探索，是较为难得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本书的出版，对更加全面细致地保存、再现、研究桂林抗战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内容简介

桂林抗战文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本书稿正是对这一值得研究的历史和文化现象的关注和探讨。书稿信息新、史料全、涉及面广，不仅对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桂林抗战文化的内涵、特征、现象、历史地位进行了详细论述，而且搜集了大量真实可感的史料，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作者简介

魏华龄：1918年2月生，广西龙胜人。中共党员。1942年毕业于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历任小学敎师、书店经理、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桂林市政协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现任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长期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和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桂林简史》(合著)、《桂林文化城史话》《桂林抗战文化史》《现代桂籍文化名人传略》，以及文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等。参与主编《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1～8）、《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桂林》《桂林历史文化研究文集》（1～3）、《桂林文史资料》等。

目　　录

第一辑形成与分期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盛况与形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桂林的统一战线工作/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及其特征/
试析“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

第二辑活动与地位
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前桂林的文化活动
——兼论桂林抗战文化活动时间的上限问题/
桂林沦陷后在敌后开展的抗战文化活动/
桂林抗战文化与延安抗战文化的内在联系
——对抗战时期“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初步探讨/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

第一辑 形成与分期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盛况与形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桂林的统一战线工作/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及其特征/ 
试析“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 
 
第二辑 活动与地位 
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前桂林的文化活动 
——兼论桂林抗战文化活动时间的上限问题/ 
桂林沦陷后在敌后开展的抗战文化活动/ 
桂林抗战文化与延安抗战文化的内在联系 
——对抗战时期“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初步探讨/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 
 
第三辑 内涵与意义 
桂林抗战文化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桂林文化城的传播与实践/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社会科学概况及其历史贡献/ 
振奋民族精神的不朽乐章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义勇军进行曲》创作70周年、《黄河大合唱》创作66周年/ 
继承和发扬桂林抗战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第四辑 戏剧研究 
中国戏剧史上的一次盛举 
——记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西南剧展40周年纪念座谈会综述/ 
西南剧展的历史意义/ 
新民主主义时期桂林的话剧运动/ 
 
第五辑 研究与回忆 
研究抗战文化建设先进文化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成立10周年（1993—2003）回顾/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30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光辉一页 
——纪念秦似80周年诞辰/ 
我为什么要写《桂林抗战文化史》/ 
 
第六辑 考证与书评 
抗战时期旅桂文化人笔名（化名、艺名）辑录/ 
抗战时期旅桂文化名人在桂住址调查/ 
台儿庄会战胜利的台前幕后/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在桂林/ 
日军毁灭桂林文化罪行辑录/对1944年桂林沦陷日期的考证/ 
任中敏办学的特点和启示/ 
新安旅行团教育实践的启示/ 
日军侵略广西的自供状 
——读《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 
不能忘却的记忆 
——《战时桂林损失调查研究报告》读后/ 
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记忆 
——读《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 
《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评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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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萨空了、俞颂华、刘思慕、冯英子等。
延安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首府，自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领导和指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开辟了光辉灿烂的抗日文化。由于它处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比桂林更为优越，正如诗人何其芳说的：首先是“延安的空气，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也如诗人田间满怀豪情吐心曲：延安是“革命之城，红色之城，心中之城”艾克思：《延安文艺运动纪实》，载《新文学史料》，1992（3）。。因此，延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
当时延安的物资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麻草鞋，可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却甘愿吃苦，奔向延安?因为理想、信念和事业给了他们力量。当年来到延安的有社会科学家范文澜、周扬、艾思奇、张仲实、何思敬、何干之、王学文、吴亮平、成仿吾、吕振羽、许立群、姜君辰等；有文学家丁玲、欧阳山、陈学昭、沙汀、萧三、萧军、周立波、周而复、郭小川、严文井、陈荒煤、林默涵、刘白羽、何其芳、周文、田间、艾青、方纪、公木、李季、杨朔、陆地、陈企霞、于黑丁、柳青、王大化、柯蓝、赵树理、康濯、吴伯箫、卞之琳、臧克家、柯仲平、草明、雷加、贺敬之、舒群、罗烽、严辰、鲁藜、孙黎、白朗、曹葆华、孔厥、韦君宜、秦兆阳、魏东明、朱子奇等；有戏剧舞蹈家李伯钊、张庚、沙可夫、王震之、阿甲、田方、金紫光、崔鬼、欧阳山尊、周巍峙、吴雪、吴晓邦等；有音乐家贺绿汀、冼星海、吕骥、马可、向隅、麦新、沙蒙、时乐蒙、舒强、塞克、张寒辉、郑律成、李焕之、李凌、刘炽、孟波等；有美术家江丰、力群、胡考、古元、罗工柳、马达、华君武、米谷、胡蛮、胡一川、蔡若虹、陈叔亮、张仃、华山、王朝闻等；有电影艺术家吴印咸、徐肖冰、袁牧之、袁文殊、陈波儿、凌子风等。
以上不惜篇幅将桂林、延安两地的主要文化人各列了100人左右，无非是：(1)如实地反映当年两地文化队伍的阵容，就实力来说，两地基本上是相当的，延安在音乐、电影方面强于桂林，而桂林则在社科、出版、戏剧等方面略优于延安。(2)两地文化人多因抗战由沿海各大城市内迁。两地都有不少“左联”时期的文化战士和共产党员，分别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文化工作。(3)其中一部分人是先到桂林工作，然后再去延安的，如周立波、艾青、方纪、严文井、杨朔、舒群、贺绿汀、陆地、姜君辰等；也有一部分人先在延安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到桂林的，如林山、温涛、茅盾、李凌、甄伯蔚、欧阳凡海、黄药眠、蒋路、苏蔓、屠天侠、高士其、孙亚明、何启君等。这样，就为两地抗战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加强了两地抗战文化的内在联系。

萨空了、俞颂华、刘思慕、冯英子等。 
延安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首府，自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领导和指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开辟了光辉灿烂的抗日文化。由于它处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比桂林更为优越，正如诗人何其芳说的：首先是“延安的空气，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也如诗人田间满怀豪情吐心曲：延安是“革命之城，红色之城，心中之城”艾克思：《延安文艺运动纪实》，载《新文学史料》，1992（3）。。因此，延安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 
当时延安的物资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麻草鞋，可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却甘愿吃苦，奔向延安?因为理想、信念和事业给了他们力量。当年来到延安的有社会科学家范文澜、周扬、艾思奇、张仲实、何思敬、何干之、王学文、吴亮平、成仿吾、吕振羽、许立群、姜君辰等；有文学家丁玲、欧阳山、陈学昭、沙汀、萧三、萧军、周立波、周而复、郭小川、严文井、陈荒煤、林默涵、刘白羽、何其芳、周文、田间、艾青、方纪、公木、李季、杨朔、陆地、陈企霞、于黑丁、柳青、王大化、柯蓝、赵树理、康濯、吴伯箫、卞之琳、臧克家、柯仲平、草明、雷加、贺敬之、舒群、罗烽、严辰、鲁藜、孙黎、白朗、曹葆华、孔厥、韦君宜、秦兆阳、魏东明、朱子奇等；有戏剧舞蹈家李伯钊、张庚、沙可夫、王震之、阿甲、田方、金紫光、崔鬼、欧阳山尊、周巍峙、吴雪、吴晓邦等；有音乐家贺绿汀、冼星海、吕骥、马可、向隅、麦新、沙蒙、时乐蒙、舒强、塞克、张寒辉、郑律成、李焕之、李凌、刘炽、孟波等；有美术家江丰、力群、胡考、古元、罗工柳、马达、华君武、米谷、胡蛮、胡一川、蔡若虹、陈叔亮、张仃、华山、王朝闻等；有电影艺术家吴印咸、徐肖冰、袁牧之、袁文殊、陈波儿、凌子风等。 
以上不惜篇幅将桂林、延安两地的主要文化人各列了100人左右，无非是：(1)如实地反映当年两地文化队伍的阵容，就实力来说，两地基本上是相当的，延安在音乐、电影方面强于桂林，而桂林则在社科、出版、戏剧等方面略优于延安。(2)两地文化人多因抗战由沿海各大城市内迁。两地都有不少“左联”时期的文化战士和共产党员，分别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文化工作。(3)其中一部分人是先到桂林工作，然后再去延安的，如周立波、艾青、方纪、严文井、杨朔、舒群、贺绿汀、陆地、姜君辰等；也有一部分人先在延安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到桂林的，如林山、温涛、茅盾、李凌、甄伯蔚、欧阳凡海、黄药眠、蒋路、苏蔓、屠天侠、高士其、孙亚明、何启君等。这样，就为两地抗战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加强了两地抗战文化的内在联系。 
首先，从两地的外部环境来看，桂林当时虽然处在国民党统治区，但由于蒋桂之间存在矛盾，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矛盾，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并获得国民党民主派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使桂林“政治环境还可以，出版书刊还比较容易通过”；其次，“印刷条件优越，这里有十多家印刷厂，每月约可印二千令纸，排七百三十万字，并且纸张来源也较容易，而又便宜，如湖南、江西出产的浏阳纸、赣纸等，都可以供给这里的需要而不会断货”；再次，“交通便利，水路、公路、铁路、航空都可以畅通”，是当时“沿海东南各省与华西、西北的必经要道。因此，不但当地许多出版物，就是上海、香港和重庆出版的书刊运来也较容易”邵公文：《桂林出版物巡礼》，原载生活书店内部刊物《店务通讯》，第104期，1940年11月15日。。以上这些优越条件特别是印刷条件和交通条件是延安所不及的。这样，就使得延安和桂林在开展抗战文化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两地抗战文化的内在联系及其互补性，是与两地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紧密相连的。 
然而，国统区的桂林和解放区的延安毕竟是不一样的，国统区文网森严，出版书刊、上演戏剧都要经过国民党的严格审查，进步文化工作者随时都有被捕、刊物也随时都有被查封的危险，作家要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也是不容易的。以上这些情况，桂林都有别于延安。因此，桂林抗战文化除了直接或间接传播延安抗战文化之外，又有其自身特点，比如当时杂文的崛起，历史题材的大量涌现，这是国统区文网森严的必然反映。尽管如此，桂林抗战文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仍然是以革命文化和进步文化为主导的，对在抗日大后方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历史必由之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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