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

本书是艾晓明教授主持的项目“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的研究成果，这是中山大学发展研究基金资助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在西方，经历了1960年代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与民权运动之后，女性主义理论得到迅速发展，由此而得以发展的文化批判和理论、学科建设等已经改变并在持续地改变着知识的面貌和建构知识的方式。欧美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对经典男性作家的性别批判，对女作家文本的挖掘与价值重估，对人物、主题与语言艺术的研究，对阴性文类和跨性别文类的研究等过程，但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中，应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系统的成果屈指可数。因此，本书目的主要在于尝试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可行性，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对过去已有的定见能否有批判性的思考，做出新的解读。  

本书始终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来思考：
第一，重读经典文本，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理解女性经验对于作家叙事的意义。这里所说的社会性别，是指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份、气质的种种规定、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如何影响到女作家的生活；我们希望考察女作家对自己女性身份、经验的态度，辨析这一社会化的、性别的经验对创作的影响。
第二，发掘女性作家的写作传统，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更大目标是最终能够重建20世纪女性写作的传统。所谓重建，就是重新解释，重新评价女作家的作品，并由此思考女性创作的精神动力。
第三，考察男性作家、艺术家对女性形象的再现。“再现”（representation）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概念，这个理论概念在符号学、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对话中突显其重要性，并在文化研究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再现”指的不是我们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文学反映生活，文化研究中的“再现”重视的是语言符号本身的关系，而女性主义的文化研究则把语言符号意义与文化、社会性别观念、传统对妇女的建构联系起来。
第四，结合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概念分析主体与身份的建构。本项目把香港的西西、李碧华、黄碧云，美国的赛珍珠，美籍华裔的德龄、汤亭亭、谭恩美等作家的作品纳入考察范围，就是想要考察：这些身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的作家，如何想象、再现中国妇女？她们的国族、阶级身份对她们的写作有何影响？

艾晓明，生于1953年11月。1987年底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在香港、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研究。1994年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人文教育重点

第一篇 发掘女性写作的传统
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
　　艾晓明
故事有千百种。有些在叙述中才诞生；它们的本质就是语言，在某人把它们诉诸语言以前，它们不过是一缕若有若无的情绪、一时心血来潮、一个意象，或一段难以捉摸的回忆。其他则是明明白白的整体，像一个苹果，经过无数次重述也不必担心意义发生任何改变。还有的取材自现实生活，经过灵感到整理；更有的是从瞬间的灵感脱颖而出，经过叙述而变成事实。还有种秘密的故事，始终隐藏在心灵的阴影后面，它们像活生生的个体，会生根，会生出触须，从头到尾覆满赘疣和寄生虫，逐渐变成噩梦的素材。要消灭这种记忆的恶魔，有时必须用故事的形式把它说出来。
——伊莎贝拉·阿言德：《无法结束的生命》
关于萧红的《呼兰河传》，茅盾的序言是一个经典，多少年来的评论都无法绕过。所谓“童年回忆录”、“牧歌式的情调”、“自传体”的说法，无非都是茅盾引述的观点或茅盾观点的发展。至于茅盾所说的“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三个“一”更是不知被多少人重复来、重复去，从未引起过任何质疑。
实际上，“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评语，可以用于众多的乡土文学作品，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何尝不是如此。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是，茅盾对《呼兰河传》这些优点的首肯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那就是人们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而茅盾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一个要点，他只是觉得《呼兰河传》是不是一部小说，这个问题不重要。作为一本不像自传又不像小说的书，它有作为“叙事诗”、“风土画”、“歌谣”的优点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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