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的海洋---斯托梅尔自传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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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斯托梅尔（Henry Stommel），是20世纪*负盛名的物理海洋学家，他留下的《探索者的海洋》，是一本非常有趣的自传书，一本用心写成的物理海洋高级科普书，也是一本带有温度的职场指导书。阅读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对海洋的深情热爱，他在追求科学真理过程中百折不回的精神，你可以享受到他思想的光芒，也可以学会一些探索创新的方法。这本书就是一个探索者的寻宝指南！

内容简介

《探索者的海洋》是一本非常有趣又有思想的书，作者是世界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亨利·斯托梅尔，斯托梅尔在书中把他的生活和研究海洋的重要阶段进行了精彩回顾，特别详细地描述了他在科学研究中的原创性思维过程。在这本书中，你还会看到海洋研究的发展变化、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发展变迁，等等精彩内容。

作者简介

亨利·斯托梅尔（Henry Stommel，1920—1992年），生于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194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历任耶鲁大学教员（1942—1944年），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人员（1944—1959年），哈佛大学（1960—1963年）和麻省理工学院（1963—1978年）教授，1978年后又回到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1959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83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还被选为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和法国科学院院士。先后荣获H．U．斯韦尔德鲁普奖（1964年）、信天翁奖（1966年）、A．阿加西奖（1979）、克拉福德奖（1983）、美国国家科学奖（1989）等。

目　　录

第一章　参照系

第二章　初始条件

第三章　教区长公馆

第四章　从百慕大观海

第五章　湾流和深海

第六章　两者之间

第七章　中间通道

第八章　失落感

第九章　修改定律

第十章戈兹伯路变异

第十一章隐喻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混乱困苦的青少年时代

二、科学不能解决一切
有一次他（迪肯，英国国家海洋研究所所长）来访教区长公馆时，我们的下水道出了问题。只要楼上的马桶冲水或者浴盆排水，厨房的下水口就有很响的汩汩声。我们正在厨房里围着桌子吃意大利面，下水道又开始汩汩响了，我在下水口处划了根火柴，那里就冒起挺高的蓝火苗。
作为科学家，我们当然自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需把化粪池的盖子打开一点，放放气减点压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化粪池在哪里？多年来割草或扫落叶时，我们可是从未见到过一个化粪池！于是大家决定动用手中的各种技术手段来寻找它。那可真是一个忙碌的周末。瓦因提供了一个探矿仪，折腾了好久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也可能是我们中间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用这个仪器。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电器工程师赫尔姆斯决定从我们的住房开始用仔细测量电势场的方法一步步跟踪从房间到化粪池管道的路线。在管子离开地窖处施加一个适当的电压，把一些金属棒插到地底下不同测量深度上，电势就测到了。
我们匆匆地把测量值勾画成图，可是模棱两可的结果令我们十分困惑，要是那时有计算机的话，我们也许会试着用反演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既然精密的技术和理论没能解决问题，我们只能转而用铁棍作为探棒，在满是石头的地上到处硬往下捅，希望捅到那个盖子。可是土质多石，最后我们只能用镐头发疯似地硬挖，从管子离开地窖的位置挖起。可是没有挖几米，管子突然拐弯往下，我们没法挖下去。在这个科学和技术都焦头烂额的时候，迪肯博士决定还是返回英国去做他简单得多的管理研究所的工作去了。
用尽了各种手段也未能找到盖子，也使每个人在那个礼拜都精疲力尽、心灰意懒。第二个周末，海洋所食堂关门，教区长公馆厨房吃饭时也格外地冷清。克劳德·龙尼想出的糊黑墙纸的主意也没有改善大家的心境，下水口更起劲地汩汩响，真叫人心烦。

一、混乱困苦的青少年时代 
 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关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范布伦街828号的房子。我母亲离开她的丈夫从瑞典回来后就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那里。我被告知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我的第一个朋友是街里的一个男孩，他奶奶总是把我们锁在阁楼上的储藏间里，说怕妖怪把我们抓走。有时候她还真用手指甲抓小屋的门。到后来，每当在冬夜树枝刮蹭到窗户发出声响，甚至粉笔在黑板上的声音都让我觉得：妖怪又回来了。1927年，我们搬到纽约布鲁克林，在那里又搬过好几次家，在第217小学毕了业。这时候姥姥也搬过来并且一道操持家庭，再后来，一个离婚的姨妈也来了。这里常是脾气火爆、爱争吵的三个女人的一团混战。她们之间好像从无和平。我自知，我身上那个老不让我休息的很厉害的魔鬼就是由此而来的，也知道为什么自己老是想要在内心里和在科学中寻找一个避难所。
 家里的生计主要靠母亲玛丽安的辛劳工作。起初，她把精力全放在曼哈顿的全国假释协会的工作上，后来她成为为纽约和新泽西州的医院募集基金的自由职业者。在可怕的大萧条时期，要作募款人的工作，她就不得不以一个“穷亲戚” 的身份出现在那些拥有自己赛马的捐赠者面前。在社会地位巨大悬殊面前要保持自我尊严，对于她一定是个不小的负担。那时她的月薪不到300美元，要供养她的姐姐、父母、祖母、我的妹妹和我，1938年以后还帮我一直读完耶鲁大学。 
 这些压力，无疑使她愤愤不平，而且对在事业和财富方面赶上她而背景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们也比较嫉妒。这也无疑地毒化了家庭的气氛， 所以我很高兴能离开这个家。经过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我才能够理解这位既聪慧又能干的妇人所有的无奈和压抑，她身陷于一个无保障的工作，没有多少钱可以拿回家，但却有个歇斯底里的母亲、孤僻和无助的父亲、固执的祖母和两个被压抑的吓坏了的孩子等在家。我曾经认为她势利，现在我看到的是她的绝望。在30年代，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单身妇人全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绝非易事。 
 家里唯一操持家务的男人是我的外祖父列文·梅尔森，一位从未开业的律师，他是东岸农民的一个宗族的后裔。他是家里唯一上过大学（迪金森大学）的人。白天他在一家当铺做点找契约的事。晚上回到家后，总是缩到阁楼顶自己的小书房和寝室，他也常和我说说话。由于失去了儿子，又加上长期要和自己的嗜酒斗争，他变得无所作为。他是个安静和善的老人，喜欢以严格的卫理公会教派方式研究弥尔顿和佩利，读科克和布拉克斯东。他很喜欢我。他对于微积分一知半解。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学习的世界总是一个比楼下的狂乱一团糟要好得多的生活方式。 
 我11岁那年，外祖父的腹部肿胀起来，好几天他自己在阁楼床上翻来覆去，在那个还没有抗生素的时代，最后只能被担架抬去做没有任何用处的手术。我没有被允许看到摆在前厅的棺木里的外祖父，他的脸由于痛苦而扭歪了的样子。我一直为没有在他的最后时刻守在他身旁而深感内疚。外祖父有一本伊拉·莱姆森写的无机化学教科书。他从药店买化学药品给我做过些化学实验。是外祖父把我引进了科学，尽管那还是些肤浅的、类似《大众机械》杂志那种水平的、一些变戏法的科学。一直到我在列克星敦大街和第23街的汤森·哈里斯中学上高中的第一年， 我所做的也就是从第12街的爱米尔和艾蒙德商店里搞一些金属钠、黄磷、镁带、硫酸、硝酸等做一些引火纸之类的事。外祖父去世之后，是一些别的孩子给我鼓励：如热心于印刷和摄影的罗伯特<a name="OLE_LINK5"></a><a name="OLE_LINK4"></a><a name="OLE_LINK3"></a>·劳，热衷于细菌学的斯图尔特·史密斯，哈罗德·乔勒，等等。后来我们搬到长岛的自由港，在那里读完了中学最后三年。在那里我搞到危险化学品的方便之门被切断。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那时我已是好几次爆炸事故的幸存者了。我曾要证实把熔化的锑掷到地窖地板上它会弹回来，结果手上落下的疤痕留存至今。所幸的是，在学校里有位很有学问的自然科学老师哈里·夏皮罗，他教的课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更严谨的科学。
在上中学的年月里，我养成了一种嗜好，就是对一些简单想法加上为数不多的事实进行推敲：这些事情可以全部记在我脑子里，不必要写笔记、读笔记。原因是我戴上配错了的眼镜阅读有困难。本来我的轻微远视仅需要配一副0.375屈光度的远视镜，麦克切斯内大夫却给我配了一副3.75屈光度的镜片。我就是戴着这副眼镜费劲地一直读完中学。其实，大夫就是在配镜处方中的小数点差了一位。从此以后我对于公制就一直怀有戒心。
考进耶鲁大学后，所有新生都要进行一次学习能力倾向测验，并根据结果给予咨询。当时我被告知，我缺乏搞科学的天资，应该去试试法律类专业。每当我想到自己在抽象推理方面的困难和在数学方面不强的时候，真的对于那次测试心悦诚服。测试的确是相当准确的，不过这种测试忽略了人的主动性和韧性。从事法律职业要阅读浩瀚的材料，会使我头痛。那副度数太深的眼镜的问题又来了。 
 
二、科学不能解决一切
有一次他（迪肯，英国国家海洋研究所所长）来访教区长公馆时，我们的下水道出了问题。只要楼上的马桶冲水或者浴盆排水，厨房的下水口就有很响的汩汩声。我们正在厨房里围着桌子吃意大利面，下水道又开始汩汩响了，我在下水口处划了根火柴，那里就冒起挺高的蓝火苗。
作为科学家，我们当然自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需把化粪池的盖子打开一点，放放气减点压就解决问题了。但是化粪池在哪里？多年来割草或扫落叶时，我们可是从未见到过一个化粪池！于是大家决定动用手中的各种技术手段来寻找它。那可真是一个忙碌的周末。瓦因提供了一个探矿仪，折腾了好久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也可能是我们中间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用这个仪器。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电器工程师赫尔姆斯决定从我们的住房开始用仔细测量电势场的方法一步步跟踪从房间到化粪池管道的路线。在管子离开地窖处施加一个适当的电压，把一些金属棒插到地底下不同测量深度上，电势就测到了。
我们匆匆地把测量值勾画成图，可是模棱两可的结果令我们十分困惑，要是那时有计算机的话，我们也许会试着用反演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既然精密的技术和理论没能解决问题，我们只能转而用铁棍作为探棒，在满是石头的地上到处硬往下捅，希望捅到那个盖子。可是土质多石，最后我们只能用镐头发疯似地硬挖，从管子离开地窖的位置挖起。可是没有挖几米，管子突然拐弯往下，我们没法挖下去。在这个科学和技术都焦头烂额的时候，迪肯博士决定还是返回英国去做他简单得多的管理研究所的工作去了。
用尽了各种手段也未能找到盖子，也使每个人在那个礼拜都精疲力尽、心灰意懒。第二个周末，海洋所食堂关门，教区长公馆厨房吃饭时也格外地冷清。克劳德·龙尼想出的糊黑墙纸的主意也没有改善大家的心境，下水口更起劲地汩汩响，真叫人心烦。
故事进展到这个时候，希拉里·摩尔登场了。他是一位有点古怪的生物学家。在战争时期他在百慕大负责过信件检查。希拉里以爱尔兰式的自负，说克劳德听信“小人物”，这大大刺激了克劳德这位胡格诺派教徒的神经，使得他们关系一直很紧张，顶多能维持在下午喝咖啡时生硬地点点头。希拉里常给我们讲他在普利茅斯海洋实验室里潜水的故事。希拉里主动提出愿为我们找井盖。一次当我们去教区长公馆路经弗兰克·瑞德的房子（现在是沃辛顿的）时，看见希拉里正踏进草地要把一个柳树枝砍断。弗兰克家里正在举行一个茶话会，就走出来看发生了什么，希拉里告诉他们这里要发生什么。他要求我们把各自的浴缸都灌满，然后听他一声令下一起拔掉塞子放水并冲厕所。希拉里折下一个柳树枝，在他前面把它压弯在地上，树枝颤抖着像一只高大笨拙的昆虫触角。他权威地迈着步子在院子里转，最后转到车库。在这儿，抵着水泥地板的树枝抖动得特别厉害。这时天已经昏暗，茶会的老太太们都出来看热闹，我和希拉里争辩说这个地点不对头，他的妈妈尖叫着：“我的儿子不会错！”这时候，一个更老一点的太太，乔治·克拉克的妈妈大声说：“这不是吗？！”我们大家转身看见她正在用她的拐杖扒拉路边的沙土，露出一个大铸铁盖。
大家的欢欣鼓舞延续到第二天早晨，直到发现那不过是个老蓄水池的盖子而已。我们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所幸的是，一位教区成员格里芬的兄弟是水管理专员。在我们的请求下，水务部门派一个人带来探矿仪，他知道怎么使用。结果往下挖了一英尺，盖子就露出来了。把它撬开，立即发出吱吱声，我们的压力问题也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我们遇到的问题，无论科学、法术还是老太太的智慧都没有解决，最后还是依靠教堂和水务部门的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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