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学：第二辑

中国电视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50年的历程。在这50年中，前20年的岁月受到中国政治运动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并不快；而后30年是中国电视发展最快的时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即便我们现在说中国是电视大国，也不为过。但是通常理论的发展是要滞后于实践的，尤其是那些强烈依赖实践发展的学科。这种滞后表现在，理论需要等待实践有一个初步的发展，然后才能介入。电视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电视发展的半个世纪中，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可以称得上是电视研究的东西几乎都产生在最近的30年。
在讨论中国电视学的时候，我们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就是电视学和广播电视学的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播和电视是不分家的，广播是老大哥，传统上大家把广播电视统称为电子媒介。但是，当我们要建立电视学时，就产生了一些疑问，电视学是要从传统的广播电视学中分离出来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不是也要建立广播学？电视学是一种单纯的理论研究呢，还是全方位的探讨？如果是后者，那么这种探讨对我们目前仍然在沿用的广播电视学教学和科研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们的《电视学》（第二辑）中，发表了英国诺丁汉大学张晓玲的论文《全球化与中国电视剧出口》和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的论文《对英美电视学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期待这种探讨可以拓展电视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同时，我们还开设了《电视学笔谈》栏目，希望专家学者通过这种形式来讨论电视学的建设。

【电视学专题研究】
　 对于中国电视节目类型界定问题的思考
　　学界·业界·精神·历史的共鸣选择
　　一、学界展望
电视节目作为电视研究的本体对象所在，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分析样本——这是任何之于电视节目类型界定研究的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原因。“电视节目”的基础意义，就好比新闻学领域的“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信息”、电影学中的“影片”以及美学中的“什么是美”。因而关于电视节目类型界定的研究，可以称得上是电视学科领域中的基础性分支学科范畴。“在眼前的往往会被漠视”，“最熟悉的陌生人”——节目类型作为研究对象，以界定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在电视理论学界的意义是极具现实性和及时性的。
试看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最红火的显学——新闻传播学和影视研究，电视学科同以上两者的关系是那么的“水乳交融”，电视学理论发展的实力和潜力，由此彰显。但是，作为研究的基础样本——电视节目，其分类标准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观众群、表现形态、主题内容、播出时段、播出方式、剧情时空、播出背景，等等，都在被提及，甚至标准的标准也在被不断提出。那么随着这股似是而非的理论趋势，电视节目界定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的……”将不断有进行下去的可能。特别是对于不甚严谨乃至本身就只是滥竽充数的学者来说，这是他们混饭的金窝窝；但是，对于整体电视理论研究的发展而言，却有百害而无一利。
另一种因界定不清而导致的学术危害在于，由于对相关电视节目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不够明晰，致使在研究论证的过程和结果中出现了混淆不清、逻辑混乱的尴尬状况——这一现象在当下中国大陆电视理论研究界可谓具有典型性意味，甚至成为进一步拓展理论空间的一大瓶颈。比如对“电视专题节目”和“电视纪录片”、“综艺节目”和“娱乐节目”、“偶像剧”和“青春偶像剧”等等长期受到学界和业界关注的节目界定的不清晰、不分明，致使相关研究者和制作单位出现一定程度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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