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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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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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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时间：2016年12月27日
开本：32开
纸张：纯质纸
包装：精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807097631

作者:张曼菱出版社: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编辑推荐

内容简介

1980年代，张曼菱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常有机会聆听季羡林先生教诲，其后一直和季老保持联系，在季老笔下，张曼菱是“小友”，在张曼菱心中，季老是学问大家，甚至拥有“大师”光环，但他在晚年“被过分使用”，失去了个人空间，只能终日生活在内心巨大的孤寂中。该书记录了张曼菱和季老的多年交往，用“亲历亲见亲闻”为季老辩，拨开困扰季老晚年生活的纷纭乱象，还原**真实的季老。

作者简介

张曼菱，汉族，女，云南人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小说《唱着来唱着去》；散文集《北大才女》；回忆录《中国布衣》《北大回忆》；评论集《张曼菱评点〈红楼梦〉》；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

目　　录

序言：《命运与担当》钱理群
自序：一个人的位置

上篇校园本色
一、相识于“竞选”风潮
二、朗润园：一条文化的长河
三、疾呼“研究‘文革’史”与“控诉”的权利
四、米寿：“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中篇高处不胜寒
五、在医院：先生失去最后的私人空间
六、“唐僧肉”的多角折射

序言：《命运与担当》 钱理群
自序：一个人的位置
 
上篇  校园本色            
一、相识于“竞选”风潮
二、朗润园：一条文化的长河
三、疾呼“研究‘文革’史”与“控诉”的权利
四、米寿：“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中篇  高处不胜寒
五、在医院：先生失去最后的私人空间 
六、“唐僧肉”的多角折射
 
下篇  一生真伪有谁知
七、批评者的背景与“乡愁”
八、“温不增华，寒不改叶”
九、“为自己不是右派而愧疚”的人品与宿命苦酒
 
后记：守望
 
别传附档
 
季羡林先生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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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言：《命运与担当》

钱理群

这是一本感情真挚、又大有深意的书。曼菱自由无羁地书写她和季老的“忘年交”，又随时放言议论关于北大的传统、关于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这些话题也都是我感兴趣的，边读边想，随手写下，算是对曼菱的回应。

序言：《命运与担当》
 
                                钱理群
 
    这是一本感情真挚、又大有深意的书。曼菱自由无羁地书写她和季老的“忘年交”，又随时放言议论关于北大的传统、关于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这些话题也都是我感兴趣的，边读边想，随手写下，算是对曼菱的回应。
    说起北大传统，我总要想起杜威对蔡元培的评价：“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北大的评价。从这一角度看，北大在二十世纪曾经几次对国家、民族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产生直接与深远的影响，可以称作“世纪辉煌”。在我看来，所谓“北大精神传统”正是在这样的辉煌的历史瞬间所显现、培育的。这其中就有本书所着重讨论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的北大教授，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记得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周年校庆，我和北大部分师生一起编写、演出话剧《蔡元培》，着重展现的就是蔡先生在五四运动中四处奔走营救被捕学生的那历史的一幕，其中一个场面是被捕学生回到学校，蔡校长向全校师生深深一鞠躬，说：“把被捕同学如数交给诸位，我尽责了！”每回演到这里，现场每个演员、观众无不动容。但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就没有了这样的历史的一幕：那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如惊弓之鸟，自顾不暇，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为蒙难学生说话。这整体性的沉默，迟早引发良知尚存的北大人内心的不安。我自己是在北大百周年校庆时，发现一九五七年的历史依然被歪曲，突然产生了耻辱感，并和一些朋友一起编选了《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共三册），提出要建立“一九五七年学”，恢复历史的真相。我们这一还债之举得到了季羡林先生的全力支持，他亲任顾问，并为“文丛”题字。我读本书后才知道季老私下曾对人说，他“以为自己不是右派而愧疚”。那么，他也是为自己没有与一九五七年的受害者共同承担苦难而感到愧疚。后来，我们所作的重新评价反右派斗争的努力，受到了当局的注意与问责，并且牵涉到我，有关领导还专门来调查。在这关键时刻，季羡林先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样的保护后学、敢于担当的风骨，让我感佩不已，终生难忘。
    因此，那年夏天，季羡林先生的态度和举动，就绝非偶然。曼菱在本书里对此有一个相当精辟的分析：别人也会愧然，只是压抑于心；季羡林先生却可以因为愧疚而“自请入地狱”。这就“把道义责任的完成提高到了‘生命羞耻’的地步”，这样的“知耻近乎勇”是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其实，当时许多的北大老师都有这样的耻辱感，虽然心存不安，但大多数还是选择了沉默。因此在先生仙逝后，我从曼菱这里得知，季老当年就作出了“独往矣”的选择，“冲破知识界习惯性的沉默和隐忍，实践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我感到了极度震惊和无地自容！更联想到在那个历史关头，这样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的，还有朱德熙、王瑶等先生，就不由得对这些前辈学者顿生敬意。可以说，他们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将自己的，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骨气、正气，全部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这又是一个瞬间辉煌。而且，在我的感觉里，对于北大来说，很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的“辉煌”。
    既然谈“最后”，就不能不说到以后的事显示出的季羡林先生的另一面，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中更加严峻的方面。
    说到知识分子的厄运，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强迫“改造”。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知识成了原罪，知识分子被视为批判、打击对象，就像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里所描述的那样，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肉体折磨与精神屈辱，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打骂，还要无休止地自诬自辱。这自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不堪的一页。但人们却忽略了另一种命运——知识分子突然成了有充分利用价值的“香饽饽”，在“尊重知识”的旗号下，一切都向知识分子敞开：要荣誉有荣誉，要地位有地位，要钱有钱，甚至要权有权，但要一个条件：听话，配合。季羡林先生的最大不幸，就是应“上面”要求，由北大推荐，被定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一举推到社会的顶峰”，成为“中央领导的关注对象”。应该说，季先生至少在一开始对这意图是清楚的，他不无沉重地说：“在‘飞黄腾达’到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是一种新的屈辱，因而也是更严峻的人格考验。季老一开始是拒绝的。面对神化自己的种种谀辞，他回答说：“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他心里明白：“有人不让他‘做自己’，要做‘另外一个人’”。为此，他不断地申说，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坐冷板凳”，不受任何干扰地做学问，做自己想做，不顾及别人需要的冷学问。但在中国，就是不让季老和所有和他有类似追求的知识分子“坐冷板凳”。开始是永无休止的斗争与改造，不准“坐”，“坐”就是有罪，以致季老直到七十岁以后才“坐”下来，坐了十八年的冷板凳，完成近八百万字的煌煌大作，可见其创造潜力之大。但现在，却要用种种诱惑与干扰，让他坐不下来，久而久之，就习惯于，甚至安于不坐冷板凳了，一切创造性的独立的知识劳动生产也就此终止。季老说，正是这名不副实的吹捧使他陷入失去知识分子本分的危机，他为之“吃不安，睡不安”。也就是这样的“不安”，表明了季羡林先生对知识分子在所谓“新时期”面临的新厄运的清醒，以及他在新的历史困境下对知识分子本职的坚守。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他没有坚守到底。曼菱说，“他在抵御。可惜这抵御的声音，没法传递出去，终于越来越弱”，以致他说出了别人要求他说，而不是自己真想说的话，做了一些“恐怕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逐渐变成了被人们非议的人。而且他已经被有关方面有意与外界隔开来，人们也无法知道季老是否知道这一切，他对此作何反应。这里只能讲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我曾经对季老的某些言论在私下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出于对老师辈的尊重，没有公开发表，却被一个学生写文章捅了出去，不久就听人说，“大管家”对此颇有微辞，但以后记不得在什么场合，我有机会见到季老，他依然一如过去一样，对我表示好感，这让我有些尴尬，也很感动，心里想，或许这并不只是一种老人的宽容，他自己对事情的是非还是心里有数的。
    无论如何，季老在被“奉为圣贤楷模”后的违心配合，已经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史、精神史上的一个典型现象，值得认真研究。曼菱在书中介绍了一位年轻人的解释：按照自己的意志制造知识分子典范是当局一个举措，先生对此“心知肚明”，而他自己“见过中国的乱世，他也希望维稳”，也就“配合”之。这算是一种说法吧。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季老自己也承认的“人格不过硬”，这其中也有我们在下文还会提到的人性的弱点；而善于利用人性弱点，利用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以及国民性的弱点，又是中国体制的特点与问题。不可忽视的，还有曼菱所提到的，季羡林先生在有关部门的特意安排下，与北大人交往受到限制，以至隔绝。这对季老更是致命的：他的生命本来是与北大休戚与共、生死相依、融为一体的，把他硬生生地从北大这一生命之根拔出，他就失去了支撑和力量，这是他最后的软弱与屈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他自己心里是明白的，和曼菱的越来越难得的见面，他每次表现出的温情与依恋，似乎有什么难言之苦，这是特别让人心酸的。
    季老和当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和厄运，还不止于此。随着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扩大，其地位与影响本身，在商业社会里，就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财富”，而像季羡林这样被中央领导关注、为万众瞩目的“大知识分子”，其拥有的文化资本就更加可观。而他因为个人兴趣积累下来的文物字画，更具有直接的同样可观的市场价值。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季羡林这样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又有了商业的利用价值：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季老身边形成了“几个利益圈”，彼此恶斗，他自己成了“唐僧肉”，就绝非偶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季老的暮年，而如曼菱所分析，“老年人在生活料理上与外界交流时都必须依赖他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屈从的心理，一种恐惧感”，这样的老人的人性弱点竟然被利用来加强对他的控制和利用，这是“不人道的，对季老是一种残忍”：他终于没有逃脱“寿则辱”的命运。
    但季老并不总是糊涂，甚至可以说，在最后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太多的不幸的世界时，他还是保持了清醒。他最后嘱咐曼菱要写《浮生六记》那样的作品。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意愿，如曼菱所分析，这“蕴含着文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巨大悲哀”，又表现了对“生命处在自在自为状态”的向往。他临终前特地交代要把曼菱父亲为自己写的祝寿辞送还，而祝寿辞上所写的八个字“温不增华，寒不改叶”，恰恰表明了季羡林先生自己一生的信念与追求：无论寒、温都不改本色。联系前文所讨论的季羡林和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多世纪所面临的各种历史厄运，尽管曾经有过妥协，甚至屈从，但他最后还是坚守了知识分子的本分。
    曼菱书中谈到，陈四益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引述鲁迅在他的老师章太炎逝世后所作的历史评价：虽不免“白圭之玷”，但其“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者：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世的楷模”，认为鲁迅的态度对我们今天如何总结和评价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有启示意义——这也是此刻我想说的话。
    我还注意到，鲁迅在悼念文章里特意提到，章太炎先生去世后，有人“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并表示了他的愤怒与悲哀。历史竟然也如此相似：在终于离开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人世，季老依然不能入土为安，除陷入打着他的旗号的没完没了的官司，还遭到了国内，特别是海外的种种幸灾乐祸的指责和嘲笑。曼菱说，面对这样的隔岸观火的义正词严的“高论”，她每有“夏虫不可以语冰”之感。我能理解曼菱的感受，我自己在国内常常对现实有尖锐的公开批判，但到了国外，特别是面对那些居高临下的说辞，无论是对国内政治的批评，还是对国内知识分子处境的同情，我大都沉默以对，心想，国内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曼菱说得好：“国内学者经历的曲折与辛酸，是难以对外人道的。国内学者所承负的责任，和那种‘跌倒又爬起来’的弘毅精神，虽九死而不悔地推动中国的艰难前进，这种奉献与作用，海外人难以取代。”因此，“为季羡林辩”是必要、必须的，这也是为处境艰难、历经坎坷的国内知识分子辩。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经历集中代表了始终没有离开中国这块土地的知识分子的不幸，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设身处地的对待。他（他们）在磨难之中对知识分子本色、本职的坚守、承担应该得到尊重和尊敬。而深陷泥泞之中发生的精神迷误，暴露的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的理解。其所暴露的人格的缺陷，在分清是非、吸取教训以后，也应该得到宽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求“完人”“完美无缺”的苛责，不过是道学家者言。这恰恰是应该抛弃的传统，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理解与宽容。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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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先获盛誉后遭质疑

一生真伪何人能知

斯人远去尘嚣未已

且读张曼菱风云之辩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先生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与季羡林相识，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一九八〇年秋末，北大第一次用竞选方式来选举人民代表。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女竞选者。
北大成为中国开放之初各种思想的舞台，当时社会上的各类风云人物来到北大，如：倡导“启蒙”的刘青峰夫妇，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等。
水涨船高，竞选者们的调子节节攀升，年青的学子们开出一套套“治国良策”。国际重要媒体纷纷登陆北大，记者们从礼堂追踪到宿舍楼。
我的竞选口号是“东方美”。我在“宣言”里以张志新烈士为先例，标榜中国女性在当代为社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也讲到“大学生分配原则”和“出版自由”，当时却没人注意。
而我关于“男性雌化，女性雄化”的言论，却触怒了许多人。
当年北大有三面旗帜：一面是激进改革派，一面是稳健改革派；我有幸被列为第三面旗帜——“人性解放派”，可谓恰如其分。
这与我的人文理想以及后来的作家道路是相通的。
从电影《青春祭》开始，直至二〇一四年，我在北大的演讲《压抑的胜利》，都是顺着这条路走下来的。其他各位竞选者，也基本“不改其道”。
从这一点说，我们这些竞选者没有辜负当年选民们的信任。
在北大经历的这一段，正好套上那阕令我们这代人所喜爱的吟诵不厌的伟人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北大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产生了大量吸引社会各界的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内容，后来直接影响和介入了社会改革进程。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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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与季羡林相识，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一九八〇年秋末，北大第一次用竞选方式来选举人民代表。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次。
我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女竞选者。
北大成为中国开放之初各种思想的舞台，当时社会上的各类风云人物来到北大，如：倡导“启蒙”的刘青峰夫妇，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等。
水涨船高，竞选者们的调子节节攀升，年青的学子们开出一套套“治国良策”。国际重要媒体纷纷登陆北大，记者们从礼堂追踪到宿舍楼。
我的竞选口号是“东方美”。我在“宣言”里以张志新烈士为先例，标榜中国女性在当代为社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也讲到“大学生分配原则”和“出版自由”，当时却没人注意。
而我关于“男性雌化，女性雄化”的言论，却触怒了许多人。
当年北大有三面旗帜：一面是激进改革派，一面是稳健改革派；我有幸被列为第三面旗帜——“人性解放派”，可谓恰如其分。
这与我的人文理想以及后来的作家道路是相通的。
从电影《青春祭》开始，直至二〇一四年，我在北大的演讲《压抑的胜利》，都是顺着这条路走下来的。其他各位竞选者，也基本“不改其道”。
从这一点说，我们这些竞选者没有辜负当年选民们的信任。
在北大经历的这一段，正好套上那阕令我们这代人所喜爱的吟诵不厌的伟人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北大所爆发的这一次民主竞选产生了大量吸引社会各界的观点、思想，其丰富、激进、开放和全方位思索的内容，后来直接影响和介入了社会改革进程。
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
我生性自由，时常口出狂言，爱唱爱跳，还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小平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这样一个任性的女生，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象。
一方面，我与竞选者们共同承担着尝试“民主选举”的风险；另一方面，我还要承受作为“女性竞选”所遭遇的嘲笑和打击。
有人说我“不懂政治”，劝我退出。有人把我当作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典型。
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女生因为受不了人们对一个女竞选者的羞辱，愤而撕碎了手中的选民证。我的职责是找到她，说服她再去领取一张选民证。
而一场风波正来自我所在的中文系七八级文学专业（“文学七八”）。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写大字报反对我，贴满了校园三角地最醒目的大字报栏。一时间，我成为校园的“重头戏”。
班上多数同学其实并不了解我的过去。我的“平反证”从云南寄到中文系，班上书记尚新找我谈话，说“没想到你是个反‘四人帮’的英雄”。
我在昆明医学院当工人时，是那里的团支部书记，以此身份，一九七六年四月，我组织了全院悼念周总理大会，将花圈送到昆明中心广场，后被打成“反革命”。
当我看到王军涛的《竞选宣言》里的那句“让我们推动中国”时，我决定成为竞选者中的一员。
同班同学却说我是“为了找朋友而竞选”。事实是，由于我竞选，在社科院读研的“红学”男友与我分手了。
大字报所揭发我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我在宿舍里说过“我不用买书，以后找一个有书的男友就行了”。
事实上，我那位男友交代过我，他有的书我不必再买。
有外系的同学批注“文学七八”的大字报，说“‘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我与“文学七八”的任何一位同学都没有个人恩怨，就像我哂笑所言：“我没有抢过谁的男朋友。”
除了创作，我没有什么雄心，也不管别人的闲事。
同班人为什么看我不顺眼呢？我认为主要是他们“观念陈腐”。
我爱说一句话：“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自成一处。”
为此，系领导找我谈话。而今，这句话风靡北大师弟师妹群，成了校园佳话。
毕业前夕，班上书记老田对我说，要“重新认识”我。他说，一直把我当“重点”，认为我是“要出问题的人”。
我这才毛骨悚然起来：原来“反革命”虽然平反了，事还没有完。水很深！
在校园里，告密之风是合理的。“整人”的一套体系没有变。
但是，好在北大总有一道公平正义的目光注视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
对于特立独行的精神，校园会做出一种呼应。
一天，七七、七八级合并上美学大课。
金开诚老师登上讲堂时，讲了几句题外话：
“同学们，我刚才走来，看了一份大字报，很多人反对一个女同学，好像不是对同学的态度。我不明白你们的事情，但是，北大‘反右’时的教训请你们吸取。好了，讲课。”
下课后，我目视金老师离去，一股坦荡之气洗涤心怀。
一个夜间，晚自习后，我独自漫步，走向未名湖。
忽然，我感觉后面的树丛里站了一个人，好像在跟着我。
 
 
一个人影走出来，她自报姓名“李玉洁”，并说是副校长季羡林要她尾随我，以防“发生意外”。
见我疑惑，她将我带到了季羡林的家中。
那时候，季师母还在，坐在客厅里，一双扎绑的小脚，青布衣衫。我打过招呼，就随先生去书房。
初次见面，我们却没有谈“竞选”。
他只是问我“是哪里人？”然后就说，昆明他去过，是好地方。
他没有提及大字报的事情。他仿佛是天然地就信任着我。
我们一见如故。看我大大咧咧的，“已摒忧患寻常事”，他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颇为融洽。
当时在大字报栏里，我的种种另类怪癖和曾经当过“反革命”的经历全然曝光。
我那位社科院的“红学”研究生男友与我断然分手，似乎在说明我的“不可救药”。
我以为，若是思想“老派”一点的老师，是不会喜欢与我接近的。因为我的形象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没有现出一点“有出息”的样子来。
这个时候能够慨然与我交往的，当视为知音。
身为副校长的肃然学者，季羡林总是含笑对我，他从来不提我受到非议的事，而是对我说：“没事可以来。”
相见时，我们所谈都是随意和淡淡。双方都想见面，其实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事情”要办。当我愣头愣脑闯进入朗润园那荫庇下的房间时，那分轻松、惬意，是一种享受。
记得有人对我与季羡林如何达到这种随心所欲的交往感到惊讶。他们说他“不理人”。
“理”与“不理”，先生是有深刻的观察和选择的。他静穆待我，久之，如有默契，如是同谋。
也许，我以“南蛮子”自命的本色打动了他，使他想起自己上京求学的青春。季羡林是以“乡下人”自居的。他蔑视豪门与市井小人。
也许，我于孤独中“无所谓”的性格，成为他堪以为“忘年交”的依据。他看到我虽为孤军却并不退畏，我行我素。
李玉洁说，我那个奇异的竞选口号“东方美”,让季羡林这个东方学者正中下怀。
    孤高的天性，使我不愿意贸然往那些知名教授家里去。记得地理系的侯仁之先生也很慈爱地叮嘱过我“可以来”，而我有所顾忌，错过良机。
但是李玉洁会找来，说，先生让你去一趟。对于我这个来自边地的蛮子的孤僻，季羡林心知肚明，他宽让迁就，令我不觉得交往有委屈。
每次，我“得令”后，就摇摇摆摆地穿过后湖去看他。
别人觉得我说话是“天一句，地一句”，季羡林却视为平常，他笑着，回应我，从来不做硬性的教诲。他没有挑过我一句的“刺”。
现在，我知道，我那时候确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并且，我也缺乏逻辑的训练。很多东西都是后来在暗中“恶补”的。
先生给我的感觉是，他真心盼望我来。我在他那里并不是一个弱势者。
在后湖那边，有一个世界在接纳我。先生好像看到，在我的野性下面，流淌着一条文脉的小溪。总有一天会奔腾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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