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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幸福经济学的权威之作！
　　荣鹰两位诺贝经济学奖得主盛赞！
　　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作序推荐！
　　关于幸福感*科学、客观、全面的调查报告！

内容简介

　　从前，一位米达斯国王发现自己能够将手碰到的所有东西都变成金子，因此感到万分骄傲．但是后来，当他手里的食物和水也都变成金子时，他才意钮到点全水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毒药，有害无益．
　　什么使人幸福?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很久以来，这个问题吸引了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的注意，最近也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米达斯国王在黄金中寻求他的幸福，最终却落得悲惨的下场。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金钱并不能使人幸福。”但是如果金钱不能使人幸福，又是什么可以让人幸福呢?是不是金钱就可以决定一切?一般人在什么地方寻求幸福，如何寻求幸福呢?全世界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导致我们的幸福感受是否一样呢?翻开《这个世界幸福吗》，你定可找到一些答案。

作者简介

　　卡萝尔·格雷厄姆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她长期从事幸福感与经济学的研究，致力于改善公众的幸福感，她相信可以通过旨在改善幸福感的公共政策，让政府以极少的投入为公众带来*的幸福。她作为建议顾问服务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部门以及中美洲发展银行，并著有《追求幸福：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经济》(The Pursuit fo Happiness：An Economy of Well-Belng)等书。

目　　录

推荐序(汪丁丁)
译者序
前言
第一章　幸福经济学
　方法
　伊斯特林悖论
　幸福经济学的部分应用价值
　政策中的应用
第二章　幸福感和收入之争论：内容、方法和伊斯特林悖论
　问题的措辞
　国家选取问题
　结论
　附录2a
第三章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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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过去十年来，出现了大量关于幸福的经济学文章。究竟什么是幸福?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可谓众说纷纭。作者在本书中做了精彩的论述，为全世界追求幸福的人们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现在居住在阿富汗，但阿富汗人很幸福，至少比世界平均水平高那么一点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一样，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即使他们在最糟糕的困境也能微笑面对。金钱的多寡可能会造成一点差异，但它不能决定一切。作者在本书中很好地论证了什么使人幸福、什么使人痛苦，并揭示了新兴的幸福经济学对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意味着什么。
　　——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一部关于什么能够使人幸福的广泛而有深度的调查报告，包含有趣的原始调查以及重要激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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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汪丁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幸福问题，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显学——“幸福经济学”。不同于心理学的是，能够成为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必须是统计显著的现象。
　　心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往往集中于特例（个案），因为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很大限度上包括灵长目甚至其他哺乳动物）主要脑区的拓扑结构相同是统计显著的。例如，我从未读到过某一患者左脑和右脑的功能与大部分人类相反的研究报告。虽然，我不能否认有出现这类情形的极小概率。由于脑区的拓扑同构性质，心理学家可以研究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个案，而且往往可将个案研究结论推广为一般命题（从而需要接受统计检验）。
　　经济学没有脑科学这样坚实的数据支持，经济学家不能假设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同构的。所以，经济学家更注意研究那些统计显著的现象，以便可以直接得到统计显著的一般命题。
　　下面这一现象是统计显著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人们的幸福感通常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上升，直到人均收入增长到某一区间，例如以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5000～10000美元这一区间，大量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这一区间之上的收入增长，不再伴随着幸福感的增长。不仅如此，调查问卷显示，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可能低于低收入人群的幸福感。
　　这一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Easterlin），他是美国的“两院院士”（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还担任过美国人口学会和经济史学会的会长。多年以来，他的几篇论文几乎是我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行为经济学课程的必读文献，因为他的统计方法和分析视角，远比“幸福的社会学”研究更接近主流经济学。我记得，2008年我讲解过他当时刚刚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一名美国人毕生的幸福感曲线，在45～50岁这一年龄区间达到顶峰，在这一区间之前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在这一区间之后则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这一曲线，被称为伊斯特林“彩虹形”幸福曲线。但是，读者不妨怀疑一次：怎么会是这样呢？在中国，“中年危机”和中年人的“生活压力”不是人生的顶峰吗？怎么会同时还最幸福呢？至少，我很怀疑伊斯特林彩虹曲线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我更愿意推测，对当代的中国人而言，生命周期的“彩虹形”幸福曲线，应改为“澡盆形”。当然，你也可以怀疑我的这一推测，转而相信恰好因为纷繁复杂的中年危机，才有更强烈的幸福感。于是，这番对话就将我们的思路引入到关于幸福感的更深入议题里了。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表述过一个最近20年在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变得非常著名的见解：“真正的幸福，通常源于一个人内心的宁静。”在同一篇章里，斯密指出，人类混乱与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估两种永久状态之间的差异。例如，穷人往往高估富人的幸福感，于是为致富而付出得不偿失的努力（并造成混乱和不幸），最终以较低的幸福感了结此生。斯密提醒我们，一个人在晚年很可能为了自己太多的罪过与荒唐而后悔莫及，永无幸福之感。

(汪丁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幸福问题，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显学——“幸福经济学”。不同于心理学的是，能够成为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必须是统计显著的现象。

心理学研究可以而且往往集中于特例（个案），因为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很大限度上包括灵长目甚至其他哺乳动物）主要脑区的拓扑结构相同是统计显著的。例如，我从未读到过某一患者左脑和右脑的功能与大部分人类相反的研究报告。虽然，我不能否认有出现这类情形的极小概率。由于脑区的拓扑同构性质，心理学家可以研究一些有学术价值的个案，而且往往可将个案研究结论推广为一般命题（从而需要接受统计检验）。

经济学没有脑科学这样坚实的数据支持，经济学家不能假设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同构的。所以，经济学家更注意研究那些统计显著的现象，以便可以直接得到统计显著的一般命题。

下面这一现象是统计显著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人们的幸福感通常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上升，直到人均收入增长到某一区间，例如以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5
000～10
000美元这一区间，大量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这一区间之上的收入增长，不再伴随着幸福感的增长。不仅如此，调查问卷显示，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可能低于低收入人群的幸福感。

这一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口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他是美国的“两院院士”（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还担任过美国人口学会和经济史学会的会长。多年以来，他的几篇论文几乎是我在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行为经济学课程的必读文献，因为他的统计方法和分析视角，远比“幸福的社会学”研究更接近主流经济学。我记得，2008年我讲解过他当时刚刚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一名美国人毕生的幸福感曲线，在45～50岁这一年龄区间达到顶峰，在这一区间之前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在这一区间之后则是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这一曲线，被称为伊斯特林“彩虹形”幸福曲线。但是，读者不妨怀疑一次：怎么会是这样呢？在中国，“中年危机”和中年人的“生活压力”不是人生的顶峰吗？怎么会同时还最幸福呢？至少，我很怀疑伊斯特林彩虹曲线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我更愿意推测，对当代的中国人而言，生命周期的“彩虹形”幸福曲线，应改为“澡盆形”。当然，你也可以怀疑我的这一推测，转而相信恰好因为纷繁复杂的中年危机，才有更强烈的幸福感。于是，这番对话就将我们的思路引入到关于幸福感的更深入议题里了。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表述过一个最近20年在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变得非常著名的见解：“真正的幸福，通常源于一个人内心的宁静。”在同一篇章里，斯密指出，人类混乱与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估两种永久状态之间的差异。例如，穷人往往高估富人的幸福感，于是为致富而付出得不偿失的努力（并造成混乱和不幸），最终以较低的幸福感了结此生。斯密提醒我们，一个人在晚年很可能为了自己太多的罪过与荒唐而后悔莫及，永无幸福之感。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与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长期合作，发表了关于幸福感以及社会认知的研究报告。2007年9月他们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论文显示，当人们评价自己“幸福感”的时候，所想象的是已经发生的幸福事件和尚未发生的幸福事件。对于尚未发生的幸福事件的想象，这两位作者的实验表明，很容易脱离情境，从而导致想象幸福感与真实幸福感之间的较大误差。这里，“情境”（situation）是一个关键词。归根结底，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的头脑尚未获得想象未来无数可能情境的能力，于是我们只能想象幸福事件或不幸事件的种类，并为这些可能的体验“赋名”。久而久之，当我们想象未来的可能体验时，我们习惯于简单的名称想象。例如，美食带来的幸福感可名之曰“美食”，荣誉带来的幸福感可名之曰“荣誉”，诸如此类可以很多，像“安全”、“金钱”、“权力”、“亲情”、“友谊”、“成就”、“升华”、“创造”和斯密最重视的“宁静”等。这些名称所意味着的幸福（或痛苦），其实只能在具体情境里发生并影响我们的情感。而我们可怜的头脑，由于演化所需的以“万年”为计数单位的漫长岁月，至今只能以“不确定性”（这又是一个名称）来涵盖未来可能发生的无数情境。

幸福感，脱离情境的想象，会偏离真实的（在具体情境里发生的）幸福感很远吗？是的。吉尔伯特的心理学实验表明，可以“南辕北辙”，也称为“偏好的逆转”。据此，他区分了两种幸福：其一，姑且译为“简单幸福”（hedonic
happiness），也就是类似“我欲求什么就得到什么”的幸福；其二，姑且译为“复杂幸福”（synthetic
happiness），那是一种更综合的感受，需要结合特定情境来评估。在他研究过的许多案例里，复杂幸福远比简单幸福持续得更久。原因是，简单幸福在欲望满足之后通常产生“失望”。对于人性的这一特征，叔本华的描写或许最透彻：“人，注定了要在欲望与失望之间永远徘徊。”

吉尔伯特在2008年接受《纽约时报》特邀记者克劳迪娅·德赖弗斯（Claudia
Dreifus）访谈时谈到他早年痛失亲人和心灵导师的生活经历，以及在这一经历的激发中，他意识到人类对幸福感的预期严重低估了人类在演化过程中获得的对于生存情境的极强适应性。他认为，正是因为人类适应情境的能力极强，想象中不幸事件的心理影响几乎总是在之后的短时间内就被生活中的幸福事件抵消。西蒙教授在1955年发表的论文里表示，这一现象可用一个刻画预期满足感的参量“期望水平”（aspiration
level）来解释。在不幸的情境里，我们通常会调低这一参量值，从而使得真实事件更容易带来幸福感；另一方面，在幸福情境里，我们会习惯于不断调高这一参量值，从而使得真实事件越来越不容易带来幸福感。

本书的作者卡萝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也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她的研究方向我们不妨称之为“幸福的世界地图”。虽然，其他研究者发表过类似的地图，但她利用各种渠道的数据，致力于改善公众关于幸福感的想象，尤其是，她相信可能通过旨在改善幸福感的公共政策，以极少的开支带来极大的幸福。2011年，她最新的作品发表，标题是“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 Economy of
Well?Being”（姑且译为“追求幸福：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经济”）。怎样的公共政策可以改善我们的幸福感？伦敦经济学院的资深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相信，那些能够改善我们社会地位的公共政策远比那些单纯增加我们收入的公共政策更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于是，这位老教授邀请卡萝尔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并亲自主持了她的公开演讲。

现在放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这部作品是2009年出版的，原作标题“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adox of Happy Peasants and Miserable
Millionaires”（直译为“世界各地的幸福：关于幸福的农夫和悲惨的百万富翁的悖论”）。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布的作者简介，这部作品已有中文译本和葡文译本。最后，根据这份简介，她出生于秘鲁的利马，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之后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和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世界各地收集的调查问卷显示，我们之所以在致富之后并不感到很幸福甚至与如阿富汗的农夫相比更不幸福，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情境的适应能力实在太强，以致收入增长能够带来的“简单幸福”很快就被迅速扩张的欲望以及与此相关的迅速提升的幸福预期抵消，并且由于收入增长不能如此迅速，我们对简单幸福的追求很容易归于失望。

如我在以往10多年的课程中反复强调的那样，事实上，千差万别的幸福感，可归纳为三大来源：1）物质生活，2）社会生活，3）精神生活。它们构成一个想象中的三维空间，例如，我通常想象有一个“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平面，垂直于这一平面的，是一个“精神生活”维度。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从小到大的人生轨迹，大致是沿着物质生活的维度发展到某一水平，然后有了更多的社会生活体验。随着幸福感的增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数目不大），由于不同的体验，可能有了更多的精神生活。依照这样的描述，我们有一条想象中的芸芸众生的典型人生轨迹。完全由于偶然因素，在例如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可以涌现出这样一条人生轨迹：从幼年或童年开始，他就有了显著的转入精神生活的倾向，后来的发展，如果没有被扼杀，可能造就一位足以引领大众向着更高境界升华的精神领袖。雅斯贝尔斯刻画过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特别指出，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以及西方的耶稣，都是这样的精神领袖。基于类似的洞察，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遗憾的是，每一位罕见的精神领袖，都难免有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过程。有鉴于此，韦伯悲观地预言：“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必定要在具有卡里斯马魅力的精神领袖和具有官僚化倾向的理性管理者之间徘徊。”五百年出现一位卡里斯马人物？那么，我们注定要在官僚化趋势下生活400年。怎样获得幸福呢？无望之余，我的建议是，关注社会生活这一维度。沿着社会生活维度，事关我们幸福感的两项核心元素是（如休谟论证的那样），“正义”和“仁爱”。当代重要的伦理哲学家阿格尼斯·海勒（Agnies
Heller）论证过，“美好人生”（good life）的三大核心元素是：1）基本安全，2）正义，
3）深度情感交流。殊途同归，海勒教授的三大元素与我的描述很大限度上是相通的。 
　　
所以，在马斯洛论证的需求层次中，我们这些处于“基本安全”层次和“自我实现”层次之间的普通人，最可获得幸福感的生活方式是，寻求改善我们的政治体制，从而满足我们想象中的正义感和仁爱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深度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我观察最近走进北大校园的“90后”学生们，意识到他们的生活颇符合我的上述想象。故而，我愿意将这篇序言献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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