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 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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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 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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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11年01月01日
  • 开 本:16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49502417
  • 丛书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
作者:(美)吉瑞德 著,段怀清,周俐玲 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年01月 
编辑推荐
作为中国基督教史和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理雅各漫长的一生可谓中西方交流的典范。这位文化巨人的传记呈现了19世纪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景观——西方人向东方文化的朝圣之旅。

1. 名师主编,史学奠基。本书隶属“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丛书主编为周振鹤教授,他在历史地理、中西交通史上的深厚学养,保证了这套丛书的高质量,已出版的《花甲忆记》、《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马礼逊回忆录》、《李提摩太在中国》、《千禧年的感召》等,获得学界、出版界一致好评,为基督教传播史、中西交流史研究作了奠基性工作。
2. **手史料,弥足珍贵。作者与传主同时代,其视角和笔触能够带给现代人以现场感,在叙述中提供了书信、日记等**手资料,使我们对晚清的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感性的认识。
3. 西方视角看晚清中国社会,极具启发性。作者不仅描述当时的历史,也从西方学者的视角提出精辟见解,具有学术启发性。
4. 译笔流畅,充满宗教感情。这既是基督教史学著作,也是通俗生动的人文读本,适于大众阅读。

 
内容简介
《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将精炼娴熟的传记叙事与扎实严谨的学术考证相结合,系统评述了著名来华传教士—学者理雅各漫长而多姿多彩的一生。在19世纪传教士传统、汉学东方主义和比较宗教科学的理论语境之中,作者将理雅各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生涯分解为传教士、朝圣者、异端者、阐释者、比较学者、翻译者、教师等几大侧面,对理雅各的传教士生涯和作为汉学家的学术经历、精神历程进行了条分缕析式的探究,由此呈现了理雅各这位文化巨人外表平静、内心丰富的一生,还原了19世纪东西方文明交流与碰撞的宏阔历史面貌。附理雅各的女儿海伦•蔼蒂丝•理 所著《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提供大量书信、日记等珍贵史料。
作者简介
作者: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美国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比较宗教学家、中国宗教史论家。 丛书主编: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
目  录
中文版序翻译之道001
插图目录001
前言联结东西方的传教士生涯:1815—1869001
第一章朝圣者理雅各和他的回归西方之旅:1870—1874059
第二章理雅各教授在牛津大学:1875—1876111
第二章附录理雅各:牛津的一个大人物156
第三章异端者理雅各:打通儒教与基督教,1877—1878159
第四章阐释者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找寻圣经,1879—1880209
第五章比较者理雅各:描述并比较中国宗教,1880—1882244
第六章开拓者理雅各:翻译佛教和道教经典,1886—1892292
第七章教育者理雅各:高扬人的完整责任,1893—1897358
附录一:理雅各主要出版著述406
附录二:理雅各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与课程(1876—1897)409
注释415
前  言
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美国理海大学)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15:23,理雅各译文 对我来说,能够为我这部篇幅颇长的学术著作《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翻译:理雅各的东方
媒体评论
本书荣誉: “美国宗教学会宗教历史研究著作奖”(Book Award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Religion,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John K. Fairbank Priz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作为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中声名卓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873年,随着法国汉学家儒莲的去世,理雅各成了西方世界唯一一位最有影响的中国经典的翻译者—阐释者。在欧美学术圈子中,理雅各所完成的那些中国经典,足以拓展并明确过去由耶稣会士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有关中国经典和儒家学说的那些老生常谈式的说法。与此同时,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也强有力地支持了一般东方学家的相关论点,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困陷于古代的伟大文明,尽管这种文明的发展被阻止了,而且也是非宗教的。但是,很平常地——引用理雅各的侄子约翰•理(John Legge)的说法——“面部为黄褐色,两眼闪烁着不真诚的蒙古人种”,他们并非“进化了的文化所散发出来的芬芳”,但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却将中国列入“人的普遍历史”之中。甚至令人更为惊异的是,理雅各给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和知识传统所带来的某种改变性的力量的冲击在于,中国文明的古代成就精华,尽管同样包含着《圣经》中所讲述的某些原始启示,但它是自我驱动的,是“未经神圣启示之触动的,而且也没有因为与其他种族的人民之交流而发生改变”。意识到中国的对外隔膜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对外孤绝”,随之而来的是他同样沮丧地意识到,即便没有《新约》和《旧约》中所提供的那些神圣知识,古代中国人也已同样意识到“真正的上帝”,并且已经实践了类似于基督教法则的道德。《中国经典》因此打开了人类历史和宗教的多色彩的地平线,它超越了已经发现了的那些族群的相似性,在一个更高的或者比较文献学的科学基础之上,而被列入所谓印欧语系的种族传统之中。
在最后一次逗留香港和中国期间,理雅各准备结束与伦敦传道会的定期联系的决定,乃为保持他作为一个固执独立的福音派新教会的苏格兰人,和一个将传教士身份与学者身份大胆地联系起来的神职人员的完整生活方式。甚至当理雅各最终将中国古代的那位孔圣人翻译成一个道德楷模和文化英雄的“孔夫子”的时候,与此同时,那些中国经典文献同样也逐渐将那个“好的基督徒”转化成为理雅各。理雅各与孔子二人,他们的一生都令人惊奇地产生出共鸣,因为两人都被不得要领的范例(福音派基督徒和耶稣会士)理解为这样的人,那就是能够平抑住人格修养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反复挣扎。借用《论语》(II.iv.6)中已经确立了的有关孔子个人传记性的材料,可以这样说,还在“年十五”的时候,孔子和理雅各二人都“志于学”。他们都“三十而立”(有时候立得太坚定了!),坚守着各自内心中的道德精神原则。“四十”之时,他们对于自己作为古代文献的教育者—阐释者—传承者的终生工作都已“不惑”。而且“五十”之时,两人也都清楚地断言,他们已“知天命”——即便是在有关术语学(天,上帝)方面和相关上天的使命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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