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养老、家庭功能与代际反哺危机

    本书是对当前中国养老现状和家庭养老的系统研究。 

    中国当前面临着社会转型、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问题对养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给个人、家庭和政府带来了压力，如何适应宏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构建完善的制度化养老保障和服务体系日益成为全民普遍关注的问题。
    从我国近二十年的养老事业的实践看，我国制度化养老保障体系已逐步建立，并得到不断完善，而深受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影响下的家庭养老功能在进行自我改变的同时依旧发挥着作用。本书着重研究制度化养老和家庭养老两种典型的模式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刘燕，女，天津市人。现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硕士，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管理，组织行为研究等。近五年的研究主题集中于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分析和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并获得相关领域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曾赴美国杜克大学做访问学者项目。在相关研究领域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相关教材或研究报告数本。

    衔接家庭福利体系
    国家是家庭养老政策和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责任主体。制定国家层面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将多种养老保障和服务整合起来，并且将家庭福利体系、职业福利体系、住房福利体系、社区服务体系协调起来，建立起以家庭福利为基础的福利政策框架和福利服务体系 。我们又回到起初的问题，福利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国家还是家庭？讨论到这里，我们的观点还是家庭，因为只有家庭才能有这个责任心，但是国家的责任在于当家庭需要支持的时候，有持续提供资源的能力。
    在重视家庭政策构建过程中，要注意与其它政策的协调与衔接，减少政策制约并避免政策冲突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景，大城市的离婚率超过结婚率，并且呈现每年快速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复婚率也呈现增长态势。除了一部分夫妻是感情不和问题外，很大一部分与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关，通过离婚、复婚的过程，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房产税收方面的优惠。这就体现了制度的风险性特征，国家设计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家庭的稳定反而起到负面的效应。因为在制定这些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头脑中没有维护家庭功能的概念，因此必然带来民众的工具理性选择行为，当然民众家庭伦理的缺失也是引发因素之一。所以有学者建议，国家应该组建专门的家庭政策研究和开发机构，来统筹家庭稳定、社会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关系，促进家庭能力建设，推行家庭政策的普惠性。因为每个家庭都将面临育幼和养老的困难。
    当代中国家庭政策制定的目的不是帮助家庭成员从家庭走向市场，而是需要考虑一个适度的逆过程，或者学会适应和驾驭这种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本章小结：从以往的实证研究中，无论是居家老人还是机构老人，仍然对社会支持网的强关系存在较大的依赖性，尤其是居家老人，离开了亲属或子代的支持将面临“老无所依”的困境。由此可见，家庭养老功能是任何其它养老模式不可替代的。但是如前文所述，由于制度和文化变迁的缘由，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式微，并呈现加速衰退的趋势。本章重新诠释和拓展了家庭养老功能的概念，即使在时空分离状况下，家庭仍然需要承担养老的最终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国家层面的社会政策支持。基于此，将制度化养老与家庭养老功能有机融合的家庭养老社会政策呼之欲出。然而，目前我国家庭养老政策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呼声也是一味呼吁建立社会化养老体系，而忽视家庭功能的发挥。本书认为平衡性和发展性是制定我国当前家庭养老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并在重构家庭伦理、完善法律保障、提供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支持，承认家庭劳动价值，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福利体系，注重与其它政策的协调与衔接方面提出了初步的家庭社会政策构思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