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

本书主要研究了1895-1949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际交往，私人脉络，团体组织以及与城市公共媒体的关系。是一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史。书中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墨介绍了梁启超、陈独秀等众多著名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亲疏聚分。

许纪霖，195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及思想史。代表著作有：《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分子的历史生涯》、《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中国现代化史》(主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等。

第一章 总论：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在漫长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那么，到了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了?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余英时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①，他所提出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被边缘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多的认同和回应②。余先生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道出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下行的一般趋势，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的提升。
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一文中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就其人数而论，当然不能与传统士绅阶层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下于士绅阶层。……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余英时的话），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所以要了解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他们的政治边缘性和社会游离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的文化核心地位。”③事实上，这两种趋势在历史上乃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为什么掌握了舆论权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依然被边缘化？——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