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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姚中秋、张祥龙、陈明联袂推荐

《论语》是中国的，更是人类的。《论语》是时代的，更是永恒的。李竞恒先生基于强烈的现实感，会通中西古今各种知识资源，疏解阐明《论语》大义。新义迭出，而言之成理，诚为我们这个时代《论语》诠释的开创之作。

——姚中秋

《论语新劄》吸收许多考古发现，又借鉴不少今人研究成果，常能发表一些新见解，或对旧解的新解释，体现了王静安先生主张的纸上地下互证的研究方法，丰富了深化了我们对这本儒家“圣经”的理解。但那些有意思的旧解也不一定就要废掉，“敬崇文本，宽待众训”是我对经典的态度。

——张祥龙

陈寅恪先生评王国维先生：“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竞恒这书，就内容而言，也是“或有时而可商”，甚至“可商”之处很多，不过，他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精神，则是颇为可贵的。

——陈明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古来解说《论语》之书甚多，常有鱼珠混杂之嫌，今世更有心灵鸡汤化之无聊。本书独辟蹊径，以出土文献、文物及古文字为参照，理性还原了《论语》的历史语境，梳理出了一个鲜活而自由的孔门世界。

著名学者姚中秋、张祥龙、陈明联袂推荐

《论语》是中国的，更是人类的。《论语》是时代的，更是永恒的。李竞恒先生基于强烈的现实感，会通中西古今各种知识资源，疏解阐明《论语》大义。新义迭出，而言之成理，诚为我们这个时代《论语》诠释的开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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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竞恒，大陆新儒家新锐。字久道，1984年生，四川江油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出版过专著《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在《读书》、《文史知识》、《原道》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

目　　录

《论语新劄》目录

序（陈明）
自序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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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论语新劄》作者自序

在这个“心灵鸡汤”大行其道的年代，谈《论语》，有时会沦为一个笑话。这不仅仅因为两千多年以来，《论语》的传播和研究已经蔚为壮观，以传统朴学注解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早已堆积到了最高峰，几乎不可能再有超越的余地，更是在于，任何一个三家村学究，像模像样地大笔一挥，也能“著作”迭出，赢得叫好一片。一本稍微严肃的《论语》研究著作，也非常容易在铺天盖地的浓烈鸡汤味中被深深掩埋，最后与鸡精浓汤一起沉入到不断熬煮的鼎镬深渊。
可是，任何一位对于传统经典、知识、思想史具备了严肃态度与责任感的人，必然肩负某种义务，必须捍卫这些知识的严肃性。在最低限度上，至少能认识到，诸如《论语》一类的古书，不是可以拿来“防雾霾”的“空气净化器”，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先秦文本，需要以一种敬畏的态度去面对。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则需要通过智识的方式，尝试对此类经典进行深入的解读，同时面向我们当下的语境，化解“古今之争”，以正确的观念去回击错误的观念。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阅读、研究和理解《论语》的最佳方式。
先谈谈书名，之所以叫“新劄”，自然与研究《论语》的“新”思路有关。晚清、民国时代以来，由于以甲骨文发现为代表的古文字学的长足发展，金文、汉简、古印、封泥等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新成果。裘锡圭：《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载《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2页。以于省吾先生为代表的“新证派”，便开始以甲骨文、金文订正先秦古籍的文字，“一直在学界享有盛誉”。刘钊：《卜辞“雨不正”考释：兼〈诗·雨无正〉篇题新证》，载《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第71页。于省吾先生以出土新材料，先后做出了《尚书》、《易经》、“诸子”、《论语》的“新证”，取得了很多前人未获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正是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的重要意义所在。于省吾先生曾谈到，《论语》一书，看起来似乎是人人都容易理解的，但其实难度非常大。必须既跳出朱熹的注解，也跳出汉代经学家的解释；既尊重他们合理的观点，也具备“疑古”而不盲从的态度，通过对古文字本身的形音义源流考察，自然就能有新的发现。于省吾：《论语新证》，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第132页。
实际上，本书书名中的“新”，就与“新证派”意义上的“新”大有联系——尝试通过地下出土文献、古文字资料、古音学知识对《论语》进行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研究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云梦秦简之后，先秦、秦汉古书大量出土。由于《论语》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版本众多，传抄混乱，汉代的《齐论》版本，甚至比现代人看到的《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可见古书流传的讹杂程度。传世本《论语》的现代面貌，也决非今人想象中那么理所当然。因此，运用这些古文字、早期文献材料来尽可能复原《论语》的原始面貌，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论语》的文字面貌，直接决定了现代人对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的理解状况。

《论语新劄》作者自序


	


	


	在这个“心灵鸡汤”大行其道的年代，谈《论语》，有时会沦为一个笑话。这不仅仅因为两千多年以来，《论语》的传播和研究已经蔚为壮观，以传统朴学注解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早已堆积到了最高峰，几乎不可能再有超越的余地，更是在于，任何一个三家村学究，像模像样地大笔一挥，也能“著作”迭出，赢得叫好一片。一本稍微严肃的《论语》研究著作，也非常容易在铺天盖地的浓烈鸡汤味中被深深掩埋，最后与鸡精浓汤一起沉入到不断熬煮的鼎镬深渊。


	可是，任何一位对于传统经典、知识、思想史具备了严肃态度与责任感的人，必然肩负某种义务，必须捍卫这些知识的严肃性。在最低限度上，至少能认识到，诸如《论语》一类的古书，不是可以拿来“防雾霾”的“空气净化器”，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先秦文本，需要以一种敬畏的态度去面对。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则需要通过智识的方式，尝试对此类经典进行深入的解读，同时面向我们当下的语境，化解“古今之争”，以正确的观念去回击错误的观念。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阅读、研究和理解《论语》的最佳方式。


	先谈谈书名，之所以叫“新劄”，自然与研究《论语》的“新”思路有关。晚清、民国时代以来，由于以甲骨文发现为代表的古文字学的长足发展，金文、汉简、古印、封泥等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新成果。裘锡圭：《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载《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2页。以于省吾先生为代表的“新证派”，便开始以甲骨文、金文订正先秦古籍的文字，“一直在学界享有盛誉”。刘钊：《卜辞“雨不正”考释：兼〈诗·雨无正〉篇题新证》，载《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第71页。于省吾先生以出土新材料，先后做出了《尚书》、《易经》、“诸子”、《论语》的“新证”，取得了很多前人未获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正是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的重要意义所在。于省吾先生曾谈到，《论语》一书，看起来似乎是人人都容易理解的，但其实难度非常大。必须既跳出朱熹的注解，也跳出汉代经学家的解释；既尊重他们合理的观点，也具备“疑古”而不盲从的态度，通过对古文字本身的形音义源流考察，自然就能有新的发现。于省吾：《论语新证》，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第132页。


	实际上，本书书名中的“新”，就与“新证派”意义上的“新”大有联系——尝试通过地下出土文献、古文字资料、古音学知识对《论语》进行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研究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云梦秦简之后，先秦、秦汉古书大量出土。由于《论语》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版本众多，传抄混乱，汉代的《齐论》版本，甚至比现代人看到的《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可见古书流传的讹杂程度。传世本《论语》的现代面貌，也决非今人想象中那么理所当然。因此，运用这些古文字、早期文献材料来尽可能复原《论语》的原始面貌，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论语》的文字面貌，直接决定了现代人对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的理解状况。


	举几个例子。比如，《里仁》中有“君子怀刑”的说法，从汉代的经学到宋代的朱子等人，都认为这是孔子说君子要研究刑法，用刑法来治理社会。可是，通过对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其中的“刑”字只是“型”的另一种写法，先秦文献中很常见，“型”是模范、表率的意思，这句话就不能理解为君子整天在琢磨刑法，而是君子整天在琢磨怎么做出道德的表率。显然，新的研究成果更能符合孔子的思想。又比如，《公冶长》中，孔子说“粪土之墙”，现代人都认为“粪”是shit，所以感觉孔子在骂学生，但如果知道先秦文字中，“粪”字是扫除、扫地的意思，那么含义就变了。在先秦语境中，孔子并没有侮辱学生的人格，孔子的意思，其实是希望学生珍惜时间。光阴易逝，等到房子老得刷刷掉土那天，就不好修补了。再比如，《子路》中，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一般都理解为孔子说，君子教化民众七年，就可以让他们去打仗了。但出土文献显示，早期写本中，不是“即戎”，而是“节戎”，而且战国文字中“节”写作“即”很常见。这样，意思就完全反过来了，孔子不是叫大家去打仗，而是说可以不打仗了。


	类似的情况，在《论语》中很常见。如果没有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知识和眼光，只是拿着一本现代《论语》教材，反复诵读说孔子境界高。就是境界高，孔子喊你心怀刑法，也是境界高，孔子骂学生是粪便，也是境界高，孔子喊大家去打仗当炮灰，也是境界高，全是境界高，不愧是圣人啊。最终，这笑话只能熬成浓浓的心灵鸡汤，用以抵御雾霾的入侵。


	所以说，治《论语》，应该重视并强调出土文献的重要性。正如黄人二先生所说，“《论语》一书为两千多年来古今中外学者、士子、老妪、小儿诵读至熟之书，但真能了解清楚，以高标准要求者，古往今来，殆不出数人。而历代相关著作，堪称汗牛充栋，在此基础，站在巨人肩膀，往前踏上一步都很困难”，因此“竹简出土文献必能再度贡献出它的参考价值”。黄人二：《上博五〈君子为礼〉与〈弟子问〉试释》，载《战国楚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2页。廖名春先生也谈到：“在资料的搜集上，我们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越1940年代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在译注的信实上，还没有一部书能比肩1950年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人们都以为《论语》里并没有多少搞不懂的东西，只要拿过来，或批判，或继承就可以了。其实，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论语》里弄不明白的地方还很多。”廖名春：《从〈论语〉研究看古文献学的重要性》，载《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1期，第23页。


	确实，正如两位先生所言，以传统方式治《论语》，已经很少有剩余的空间，但仍有很多疑问有待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多地调动古文字、古音学、出土文献等知识，踩在历代巨人的肩膀上，去窥望遥远先秦时代的思想火光。


	本书之“新”，还并不仅仅是对出土文献、古文字等新材料的运用，也还包括了考古学、古气候学，甚至人类学材料的使用。实际上，这些知识既能够帮助现代人理解《论语》文本中记载的那个时代，进入“孔子的历史世界”，也能够帮助现代人更好地还原《论语》的真实内容。


	举例来说，在《先进》篇著名的“吾与点也”一章中，曾晳谈到自己的理想是在暮春时节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按字面理解，是在沂水中洗澡。后世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理解有问题，第一种意见以王充、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正岁二月还很冷，完全不适合在河水中沐浴。但如果从古气候学的知识出发，就可以发现王充、王夫之的意见其实不能成立。因为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孔子生活时代山东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生长着大片的竹林，环境与现代长江流域相似。那个时代，不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而是“冬季到鲁国来看雨”。因此，暮春时节的鲁国郊外，是完全可以在户外洗浴的。实际上，古气候学表明，王充生活的东汉时代是一个“小冰期”（Little Ice Age），当时晚春时节的首都洛阳还冻死过人，所以王充不信孔子时代可以“浴乎沂”。而王夫之生活的时代，又称“明清小冰期”，也是异常寒冷。因此，由于无法理解孔子时代的气候环境，进而怀疑到《论语》的内容，这都是值得现代人思考的问题。


	第二种反对“浴乎沂”的意见，以唐代的韩愈、李翱为代表，他们认为在河水中洗澡，是一种“裸戏”，不合于礼制。实际上，这就需要人类学和宗教思想史的知识来回应。实际上，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宗教学的材料均能表明，沐浴活动是一种洁净行为，先秦文化中就有以水禳祓的仪式。正如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所说，在宗教思想史中，“在一切重大的宗教活动之前都要沐浴，使人预备好进入神圣的体系”。\[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这也表明，“浴乎沂”不是“裸戏”，而是严肃庄重的古礼。因此，古气候学加人类学、宗教学视野可以证明，《论语》中“浴乎沂”的记载，是可信的。


	陈少明先生曾谈到，有两个《论语》的世界，一个是前《论语》时代就已经形成的语言、文字、婚姻、货币、物质生产技术以及基本政治结构；另一个世界则是主观性的，是通过语言文字传递的历史经验。陈少明：《〈论语〉的历史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3期，第39页。确实，一般读者所关注的，是以后者为中心的《论语》，强调了自古以来“义理”的传承。陈少明先生说，这两个“世界”之间不同，有时甚至会有冲突。不过，在我看来，这两个世界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前一个“世界”的理解，其实也有助于更深刻把握后一个“世界”的思想，乃至于精神气质。


	日本学者高木智见曾说，我们距离先秦的历史世界太遥远了，有时想一想孔子的生活时代，会令人瞠目结舌。他举例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算是圣人孔夫子，当年恐怕也凭依祖先灵魂的‘尸’行礼，直接坐在铺席子的地上，不用筷子而直接用手抓食物往嘴里塞着吃，用手指蘸腌制的蚂蚁卵”，“要想理解孔子，就必须首先理解孔子所实际生活的那个时代”。\[日\]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何晓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页，导言。笔者同意高木智见的意见，实际上，他正是希望我们用生动的材料，让枯燥抽象的古代经典“活”起来。如果我们可以进入“孔子的历史世界”，从最贴近当时人们生活方式、环境、气候、习俗的背景进入《论语》，我想，我们远离的仅仅是心灵鸡汤的浮躁世界，贴近的则是古代中国的伟大传统。


	因此，这就需要以考古学的资料，去逼近《论语》的历史语境，让现代读者在直观感受上也能呼吸到孔子生活那个时代的空气。只有呼吸着这种空气，才能进入先秦，贴近《论语》世界。为此，我借助于考古学，尽量还原当时的器物、技术与图像，将这一个“世界”与《论语》的“义理世界”整合起来。通过阅读，读者将会知道，“邦君树塞门”的“塞门”在考古图像中的面貌，《乡党》篇中那些古老礼仪、器物的各种细节，“与之釜”、“与之庾”的器物与单位，“瑚琏之器”为何物，“子在齐闻韶”的“韶”是什么乐器所奏的，甚至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箪”是什么形象，凡此等等。


	实际上，器物层面的世界，是非常容易被遗忘的。朱熹曾谈到，“物才数年不用，便忘之”。他举例说，北宋时代有一种用水晶制作的器物叫“柱斧”，到了徽宗时代就逐渐消失了。在他生活的南宋时代，不但大家不再认识什么是“柱斧”，而且连名称也忘了。\[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八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3067页。朱熹以生动的经历，谈到了器物层面的变化之迅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直追三代之古有多么的遥远。可是另一方面，一个文明早期礼乐的最初形式，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追远其形式与面貌，往往又是后世重新认识古代，以至于是重新塑成自身认同的重要途径。考古学家指出，对古礼器、建筑等礼乐层面的“追远”，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古代美洲的古典玛雅、印加，都在艺术品和建筑风格上有“追远”的特征。而在古埃及的古王国崩溃后，原有古老的艺术和建筑也随之消失，但当埃及得到重建，古老的艺术与建筑形式就得到迅速的模仿和恢复。而在中国，史前和三代的玉器、青铜器的复原，一直在后世进行着。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28页。如此广泛的复古现象表明一个事实，即象征了一文明最古老的经典形式，包括艺术、建筑、器物甚至历法等，对于后世不断溯源和认识自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宋代士大夫政治“回归三代”的强烈诉求，正是与古文字的研究、青铜器的考察、古代礼器的复原等活动交织在一起的。


	如果认识到这些，那么在《论语》研究中重视器物层面的考察和复原，让读者尽可能呼吸到贴近孔子那个时代的空气，就更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正如朱熹所说，器物极其容易被遗忘。孔子时代，北方温暖湿润，竹林分布广泛，雨水充沛，人们席地而坐，用东周段的上古音交谈，不用筷子而用手抓食物，用手指蘸蚂蚁卵腌制的酱吃，听着一种鹅卵形陶器“埙”吹奏出来的古朴音乐。总之，《论语》的历史世界古老甚至陌生，但不断尝试逼近这个世界，是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们一直不曾放弃的诱惑。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读者踩着祖先的足迹，走进孔子的历史世界，去体会《论语》的精妙所在。


	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读者绝对不可能了解到作者的“本意”，“文本本意”与“作者本意”是不同的。此种思想，目前在中国也颇有服膺者。但我却非常认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即中国古人相信，作者“本意”虽然难以把捉，但通过各种努力，是可以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的。从孟子、司马迁、朱熹等人到今天，此种努力和传统，一直从未中断。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9页。《论语》的研究，两千多年来，尽管诸议驳杂，很多地方真义难显，至今还迷雾重重，但正如前面所述，通过站在前代巨人们的肩上，加上现代丰富的出土原始资料、古文字等工具，又有了更为广袤的视野，我们在逼近《论语》为代表的古儒“本意”道路上。很多地方，已经可以确定为“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的确论。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历经千百年而生命不衰的内在力量之一。


	本书是一本“新劄”，尝试以“新”的途径去揭示出古老传统的奥义元在，但本身也仅仅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它的形式，是“劄”，即依据《论语》传世本的基本序列，对现代读者可能有疑惑，或是历史上存在争议较大之处加以研究、分析，并基于思想史和现代的问题语境进行某种诠释。因此，这也决定了本书不是一本类似于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那样的翻译体图书。希望感兴趣的读者，将本书与《论语译注》一类的翻译体图书进行对读，或许会有愉快的发现。本书所提供的，更多是有争议的问题、难点、疑点，并且提供重要的先秦语境，以便让读者进入“孔子的历史世界”。但没有争议或疑点的内容，就不多置笔墨，因为多几句一般《论语》读物中都能提供的语言，实在意义不大，也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希望本书的写作与研读方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既能有助于普通读者、传统文化爱好者加深对《论语》的理解，也能做到曾子所云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引出相关的问题，得到更多博雅君子的指正，共同切磋商兑，将《论语》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书中，引用《论语》原文，以传世本为准，分章编号参照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如果通过考证，证明此处应该删掉衍文某字，或是增加某字、某内容，则在《论语》原经文中以\[\]符号标出。例如，《子路》132中，传世本“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一句中没有“老老慈幼”四字，但通过对上博楚简的研究可知，传世本原文应该抄漏了“老老慈幼”四字，因此增定为“\[老老慈幼\]，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在文字考订方面，如果涉及传世本某字实际上原本应当为某字，则以（）标出其原始本字。如“君子怀刑”，就标注为“君子怀刑（型）”。希望这样的格式，能有助于读者更加贴近《论语》的早期面貌。


	孔子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太过遥远。在朱熹讲述的故事中，距离他不到一百年的事物，已经显得陌生。可是，孔子的“两个世界”，却被后人反复追溯，不断讲解。我想，这正是因为，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的东亚，伟大的思想在这里诞生，如同暮色中的星火，照见着大地，也划过了寂静的夜空。


	


	李竞恒


	2014年4月14日


	谨识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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