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新视野(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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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 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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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刷时间:2014年11月01日
  • 开 本:16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33463755
  • 丛书名:比较文学名家经典文库.八本坊
作者:谢天振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编辑推荐

       丛书宣传语  

集结经典

讲述一个学科成长的历程

真正的书写者,一生也许只为一部书而存在,那是他或她的经典。

那部书将铭刻书写者独有的精神姿态,襟怀、学养、持守与求索,那是他或她与此在与永恒的对话。

本着这样的初衷,我们开始搜求中国比较文学界硕儒时彦们的“那部书”。而这里奉献的就是我们**次的收获。十一位学人,十一部心血结晶,涵盖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西比较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领域,折射出一个学科三十年的恢弘历程。

时光永是流逝,我们将与真正的书写者一同寻觅天壤间的那部大书。

 
内容简介

  《翻译研究新视野》一书是我国译介学奠基人谢天振教授的经典著作。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备受注目,人文学科出现了“翻译转向”。作为可以滋生很多悖论与理念的领域,翻译研究涵盖理解、诠释、道德、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以及语际转换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等等。在本书中,作者以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文化洞察,深入探讨了上述命题,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性质与意义以及译者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简介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教授、比较文学暨翻译学博士生导师、国际知名比较文学家与翻译理论家、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中国翻译学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翻译学学科建设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批评者之一。兼任《中国比较文学》主编、《东方翻译》执行主编、《中国翻译》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翻译委员会委员。


目  录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代前言)

第一章 当代国际译学研究的最新趋势
第一节 西方翻译研究史的回顾与反思
第二节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
第三节 俄罗斯、东欧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

第二章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第一节 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立场
第二节 文学翻译: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
第三节 翻译: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
第四节 误译: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

第三章 翻译文学新概念
媒体评论

|集结与阅读: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总序·节选)

杨乃乔

按照约定的编辑与出版策略,我们对近37年来能够准确地定位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进行了遴选,第一批选入了十部专著,作为十位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经典给予集结出版。我们在遴选与编辑的过程中,曾得到这十位学者诚恳与无私的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库”仅从过去出版且曾在学界产生过影响的专著中进行遴选,而不再接纳任何在比较文学研究命题下业已出版的论文集。因为显而易见,一位在学术信仰上谨慎且笃实的学者,愿意让自己沉寂在一个相对安静且稳定的时段,就一个论题在文献与理论两个层面做体系性思考而撰写专著,这部专著较之于论文集在逻辑的断片中所给出的阶段性思考要有价值得多。

此次,我们通过遴选与结集出版这套“文库”,在意外的偶然中,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37年来所行走的学术发展史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反思。

从“文革”结束到当下的37年来,中国学界关涉中外文学及其理论、文献的人文研究及所堆积的出版物在表象上也只能如此繁华了,无论怎样,所出版的专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当我们以选家的眼光透过虚妄的繁华,希望真正拣选若干部还能够被定义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个人经典的专著时,在遴选的质量与数量上,能够感动我们学术良心的专著居然没有多少部。并且我们特别想说明的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一个学科边界开放的学科,所以我们的遴选绝然不是仅仅规限于以“比较”两个字眼儿为自己命题的专著中展开的,因为至少业内学者都知道:“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一部在学科意识上地道且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著往往不需要粘贴“比较”的标签来装饰自己。

我们的遴选涉及了与比较文学交集的相关人文学科及研究领域,本来我们以为能够轻松地遴选出五十种或一百种可以定义在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下所出版的个人经典,结果却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我们不禁想在此设问:37年来,中国学者在“学术大跃进”的冒进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

然而无论怎样,当代中国学界还有依凭自己的学术良心理性读书且执着研究的学者,毕竟我们还是遴选与出版了第一批结集于“文库”的十部专著,我们还会遴选与出版第二批的十部专著与第三批的十部专著等等,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中国当代学者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以他们的良心与研究说了算。也正是如此,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套“文库”第一批选入的十部专著越发弥足珍贵了起来。

第一批选入的十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专著至少涉及了以下多元研究方向:如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日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及其文化、中西比较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

我们从选入专著所涉及的研究方向上不难见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为当下中国本土具有国际性比较视域的研究学者打造了一方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平台。其实,我们深知这套“文库”的选家策略作为一种立场,实际上,是在为比较文学这个学科的本质潜在地下定义,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纂《文选》那样。

萧统编纂《文选》的选家策略与立场即昭示了那个时代的士人对形式主义审美给予诉求的文学观念,萧统在编纂《文选》时,于经、史、子之外典重于“文”之宏丽的辞藻、和谐的声律与对偶的排比等,这其实是在理论上潜在地昭示了那个时代士人对文学现象及文学本质的定义。一如萧统在《文选序》所言,文学随着时代在改变自身发生与发展的走向,并且在审美本质上的蜕变是难以捉摸的:“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而萧统恰如其分地以选家的策略与立场,把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与解释定义在形式主义的文学审美风格上,以铸成了操控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观念。

需要陈述的是,这套“文库”必然有着选家自身的策略与立场,我们是依据当下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而践行的。其实,否能持有一种当下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不陈述这一点,我们必然会遭遇这样的疑问:一般被理解为是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下的专著为什么会被选入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典文库》?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西方神学诠释学、儒家经典与诠释学、翻译研究等为什么也会选入这套“文库”?等等……谙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获有准确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学者,往往会就上述疑问的提出者给出自己简洁且友善的建议:不妨去翻阅一下近年来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作为教材的《比较文学概论》讲述得很清楚了。不错,比较文学研究是一门特别需要准确且地道的讲求学科理论与学科意识的研究门类。

而我们在这里是尊重这些疑问的提出者的,并且愿意简洁地回答第一个疑问: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研究或外国文学研究,说的再确切一些,汉语学者在汉语语境下的英国文学研究或爱尔兰文学研究,在学科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无论这些汉语学者栖居在汉语本土是操用汉语作写还是操用外语作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学术视域与价值立场与外域的本土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代前言·节选)
  谢天振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发表在《中国翻译》和《外国语》等杂志和有关学报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国内出版界近年来推出的好几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上。其中,湖北教育出版社最近接连推出的两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1]以及一套全面展示翻译家的创作风采的《巴别塔文丛》[2]。前两套丛书不仅对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的翻译理论进展作了相当详尽的评介,而且还进一步推出了国内学者自身对翻译理论的思考。而后一套丛书,即《巴别塔文丛》,则把翻译家译作以外的文章汇编成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集中展示了翻译家作为创作者的一面。此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等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译学理论著述推出。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译学研究队伍,译学研究也已初步形成气候。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上述译学进展在学术界引起学者们的欣喜,但这种进展相当长时期以来还只是局限在一个并不很大的学者圈子内,并没有在我国的翻译界(遑论整个学术界)引起较为普遍和热烈的反应。比较多的翻译界人士对近年来我国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取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译学研究,或者说得更具体些,翻译的理论研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并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就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风气所及,甚至连一些相当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译家就这样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3]
  之所以造成如此情况,我觉得这与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三个误区有关。
  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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