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的国家，其文化积累之丰富，传统价值观念之持久稳定，都是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清开始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这种重大的转变，既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形态的转变。本书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

　 左玉河，原籍安徽淮北，1964年10月生于河南新乡，1986年、198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1998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上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昕研究员、社会文化史

绪论：
　　二、着重讨论学术制度史：
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及方法。大致说来，目前学术界流行着两种研究模式：一是学术范式说，二是学术理路说。
所谓学术范式说，就是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视为“范式”之转移。依新的科学史眼光，库恩形成了“科学革命”结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进步的图景被概括为：前科学一常规科学一危机一革命一新的常规科学一新的危机。作为其核心理论的研究“范式”，包括世界观性质的形而上原则、一般性的理论假定和应用这些假定的定律和技术。一门科学之所以形成就在于其有统一的范式。常规科学就是在一定的范式中作解释难题的活动。而范式的应用一旦遭遇太多的困难就引起危机。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对此作了阐述，并且声明采取这种研究视角，旨在挑战现代化理论模式。朱汉国亦著文赞同此说，并以此模式说明五四时期学术范式转移带来的学术界的重大变化。这种学术范式说对人们深化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认识颇有启发意义，不失为一种对近代学术转型问题进行有效阐释的理论模式，力图抓住学术转型过程之若干关键点，并通过分析这些关键点的转变，以说明整个学术形态之转移。但其缺点与不足亦较明显：通过个别重大人物和著作研究典范的转移，难以窥得“全豹”，难以将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和演变路向梳理清楚。
余英时提出并阐述学术理路说。学术理路说强调了中国学术自身的演化能力和发展路向，但相对忽视了外力、西学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冲击力，难以解释近代学术转型持续不断的动力与契机问题，更对学术思想及学术体制本身的问题关注不够：不仅对外在条件及环境等方面因素缺乏必要的关注，而且同样难以说明近代学术转型的历史轨迹及演变路向，更难以解释中国学术内在的“突变”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学术范式说，还是学术理路说，均为对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所进行的有益探索，是一种新颖的理论阐释模式。笔者所理解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不仅仅是“范式”转移，也不仅仅是“理路”改变，而是学术“形态”之转变。所谓学术“形态”，既非学术“范式”上之一点突破，亦非学术“理路”之一线演进，而是立体上的“面”之总体转变。
中国学术之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层面的演变，二是制度层面的发展。具体到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则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本身的转型，而且体现在学术思想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学术制度之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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