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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芦苇”（thinking reed），是借用西哲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的名言，他在其名著《沉思录》（Pensées）里说道：“人像似存在中*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帕氏以“能思考”来彰显人无比的尊严，以对抗浩瀚而无意识的大自然。而这本书的命题虽如是，却意不在于此，它只不过要供出：个人微不足道的知识探索，说穿了，也只能是“思想的芦苇”的一己之见，盖难脱野人献曝、敝帚自珍的俗谛。

内容简介

《思想的芦苇》一书展现了史学文人的民族情怀，是对历史线索的现代诠释。该书是著名史学家黄进兴教授对其治史生涯的梳理，精心挑选了16篇文章，以“思想”、“史学”、“作者儒教圣域的孔庙”为题，阐述其治史的成果。可谓，采铜于山，儒学文化接受全面审视；中西合璧，史学理论擦出耀眼火花；缓入圣域，儒家信仰面临全新定位。

作者简介

黄进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出版有：《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和考证和政治：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皇帝、儒生与孔庙》、《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

目　　录

自序
思想的芦苇——一位研究者的告白...............1

思想
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3
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20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26
梁启超的终极关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色之一...............33
清末民初道德意识转化的几点观察...............48
论儒教的俗世性格——从李绂的《原教》谈起...............76

史学
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95
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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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序

思想的芦苇——一位研究者的告白拙作的命名《思想的芦苇》（Thinking Reed），明眼人一望即知，系借用西哲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名言。他在其名著《沉思录》（Pensées）里说道：“人像似存在中最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Blaise Pascal, Pensées（New York: Grolier, 1978）,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Issac Taylor； with a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profile of the author by Alfred Stern, p.8.帕氏以“能思考”来彰显人无比的尊严，以对抗浩瀚而无意识的大自然。拙作则意不在于此，它只不过要供出：个人微不足道的知识探索，说穿了，也只能是“思想的芦苇”的一己之见，盖难脱野人献曝、敝帚自珍的俗谛。
以下，我想挪用些许的篇幅，对拙作的知识背景略作交代。个人知识的养成教育来自三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台湾大学（1969—1975）、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1977—19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迄今）。兹略述如下：

自序 思想的芦苇——一位研究者的告白拙作的命名《思想的芦苇》（Thinking Reed），明眼人一望即知，系借用西哲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名言。他在其名著《沉思录》（Pensées）里说道：“人像似存在中最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Blaise Pascal, Pensées（New York: Grolier, 1978）,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Issac Taylor； with a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profile of the author by Alfred Stern, p.8.帕氏以“能思考”来彰显人无比的尊严，以对抗浩瀚而无意识的大自然。拙作则意不在于此，它只不过要供出：个人微不足道的知识探索，说穿了，也只能是“思想的芦苇”的一己之见，盖难脱野人献曝、敝帚自珍的俗谛。 以下，我想挪用些许的篇幅，对拙作的知识背景略作交代。个人知识的养成教育来自三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台湾大学（1969—1975）、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1977—19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迄今）。兹略述如下： 首先，台湾大学乃台湾首善的学府，自不待多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1949），傅斯年（1896—1950）临危受命出任该校校长仅一年有余，却立下自由、独立、多元的学风，影响迄于今日，而为师生所感念。台湾四边环海，位处东、西交通枢纽，极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欧风美雨的笼罩之下，1970年代的台湾，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喧腾一时。这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rtre, 1905—1980）提出的。Jean 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in Walter Kaufmann ed.,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New York: Meridian Publishing Co., 1989）.年轻学子人心惶惶，无不戮力凸显个人的主体性，亟求作生命的抉择，“苦闷的象征”乃为其时精神的共相。[日]厨川白村（1880—1923）：《苦闷の象征》，东京改造社1924年版。 但有趣的是，人文研究的走向，却与存在主义的风潮背道而驰。台湾学界当时面临崭新一波西潮的洗礼，与“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 or logical empiricism）相互呼应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骤然跃为人文研究的主流趋势。“行为科学”乃社会科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以“行为论”（behaviorism）为准则，排斥“内省”与“价值”的研究取向。要知“存在主义”与晚出的“逻辑实证论”原本便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但是我们的师长辈多半从美国学成归国，无不主张从“社会科学”下手，方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 唯师命是从的我，于是便到处修习攸关“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课程；甚至也到哲学系选了“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科学哲学”“语意学”，前三门课是与林正弘老师修习，最后一门课则是与一位美国教授（Perry Smith）上的；哈佛的业师奇怪我怎么读得懂“解析哲学”的专业论文，其实与此有关。也旁听了“文学批评”“物理学”“微积分”等，但都不了了之，一心只以“世界知识公民”自勉。究其实，当时这些学问因为缺乏“时间向度”，对历史工作甚难起作用，个人却浑然不自觉。 而在大学二年级，由于上了杜维运老师的“史学方法论”，激发我对“方法论”的高度兴趣，复又延伸到他系旁听了杨国枢老师的“人格心理学”和李亦园老师的“宗教人类学”的方法论。治学虽勤，但也搞得六神无主。 好高骛远的我，总是想找出一条终南捷径，俾便攀爬学问的巅峰，“方法论”无疑就满足了我天真的想法，以为有此利剑在握，即可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不料有一天，我与蒙元史的萧启庆教授分享此一想法，却遭当头棒喝。记得他说：“方法论只有成学的大家，才有资格谈论。”刹那间，我雄心坠地心茫然，顿萌光阴虚掷的感触！ 所幸来了两场及时雨，即时挹注了失落的心灵，再次鼓动我追求知识的热情。其一，从海外返台的客座教授——蔡石山先生当时开设一门“西洋史学史”，课堂所用的教本《历史思考》（Historical Thinking）交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提纲挈领、条理清晰，极适入门者，因此读来兴趣盎然。Trygve R.Tholfse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roduction（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偶尔碰到一个英文辞汇：“historicism”，翻遍普通的英语字典，却无从得解。好奇心的驱使，我便着手搜集相关的资料，日后竟成硕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台湾世界史的水平并不高，鲜有人以西洋史作为论文题目，但指导教授陶晋生老师本身系宋金史的名家，却给我极大的发挥空间，让我放手一搏！由于经营既久（从大二至研二），“历史主义”的论文后来出版，评价还不恶呢！ 此外，就读研究所时，复逢林毓生教授远从美国回台义务讲学。林老师授课观点新颖、热情洋溢，甚富感染力，他引介了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博兰霓（Michael Polanyi, 1891—1976）、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6—2006）等，令人耳目一新。课堂上座无虚席，不乏来自各校的好学之士。他精彩的授课，让我对西方的学术重镇充满了无限的憧憬。有一次，我便自告奋勇地告诉林老师，拟以“比较思想史”作为未来治学的标的，但林老师告诫“比较思想史”委实不易。最后，我只好带着满腔的疑惑与不解，踏上前往西方取经的道路。 总结在台大求学的阶段，利弊参半。益处是开放多元的学风，令我早熟又不成熟，博学无所成名；其弊则是：除了念了上百篇的论文，协助杜维运老师编选了两册《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之外，国学的基本功夫几乎付之阙如，对冥冥之中将以治中国史为志业的我，无疑是项与生俱来的弱点。 在台大求学阶段，养成一个阅读习惯或许稍值一提。由于身处苦闷的时代，年轻人心情青涩是自然之事，但总勉强自己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来排遣内心的郁闷。其故无他，阅读外文名著必须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因此不知不觉“苦读”了一些大小不拘的名著，举其例：结构功能学派默顿（Robert K.Merton, 1910—2003）厚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或交换学派霍曼斯（George C.Homans, 1910—1989）轻薄短小的《社会科学的本质》（The Nature of Social Science），内格尔（Ernest Nagel, 1901—1985）的巨著《科学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等，不意日后竟方便与西方学术接榫。例如：赴美第一年，初到匹兹堡大学，与许倬云老师学习社会史；在政治系“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课堂上，便权宜借用了神学大家蒂利克（Paul Tillich, 1886—1965）“终极关怀”的观念，写了关于梁启超的初稿；又在修习“古典社会理论”时，因表现超出意表，社会系有位教授竟鼓励我转到社会系。但是当时我一心向往西方学术净土的哈佛大学，便就作罢。 在哈佛的时代，西方学术波澜壮阔的场景让我大开眼界。不时沐浴在浓郁的智性氛围里，名副其实所谓“名教中自有乐地”；有幸得以亲身领略西方伟大的学术传统，不啻是作为学生最大的福气。 当时我充满好奇心，宛如脱缰野马，丝毫不受控制，到处听课。虽是主修历史，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外系的课程，尤以哲学系为最。我对《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的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更是每课必与；辩才无碍的帕特南（Hilary W.Putnam, 1926—）的课，我也是常客。德人亨里希（Dieter Henrich, 1927—）所开的“黑格尔”（Hegel）课程，令我警觉到即使英美名家所述的黑氏哲学，究竟只是雾里看花，只能得其形式，难以取其精髓，何况文化差异甚大的东方人呢？如此下去，我终究还是落得“文化的消费者”而已，谈不上是个脚踏实地的知识的制造者。所有一切在拙作《哈佛琐记》已略有陈述，于此不再赘笔。 总之，在哈佛有两位重要的先生，循循引导我步上研究的旅途，其影响既深且远。其一为史华慈教授（Benjamin Schwartz），他以比较思想史驰名于学界，尤以比较中、西思想交涉的“严复”一书，脍炙人口。约言之，史华慈老师示知我如何以批判的眼光，处理中国思想的问题；更重要的，他把我从西学游骑无归，拉回到中学，他认为我原先些许的西学背景，定将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色。若说拙作的问题意识与传统的提问，略有不同，这都要归功于史华慈老师的规劝。但个人研究成果的良窳得失，则尚待学界评断。 有鉴于我的中学底子不足，史华慈老师介绍我到耶鲁大学向余英时教授求教。在留学期间，往返于两所名校，精神乐不可支。余英时老师以身作则，教导从何入手，方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康庄大道。他把我从“概念取向”的迷途，导正到正确的研究轨道。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清初的陆王学派：李穆堂”便是他给予的。日后扩充为《十八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与政治：李绂与清初的陆王学派》，1995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Huang Chin shing, 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Li Fu and the Lu Wang School under the Ch i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perback edition, 2002）.当余先生建议从李绂着手，我甚至连李绂是谁都不知晓？李绂在有清的儒学发展，本来就罕人闻问，除了太老师——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专章处理，梁启超也只有点到为止。因此，令我无所傍依，只能中规中矩，读完李绂不算少的全集，从中慢慢得出一些看法，算是顾炎武所谓的“采铜于山”吧！ 在治中国史方面，余老师为我立下一个学习的典范。他不止是位“经师”，同时也是位“人师”。他高风亮节、有为有守的人品，令人由衷地佩服。作为经师，他来者不拒，提携后进无数。本身问学始终如一，不只中学根柢深厚，西学也运用得收放自如；他选题尤为别出心裁，一有创获，深入浅出，广为士林所传颂，其影响至有逾于专业的藩篱，而为学界所宗。 在哈佛挂单六年，毕了业为何去何从，着实有不少的挂虑。若留在美国，以我半生不熟的表现，顶多只能谋个小学校任教，讨个生活而已。因此不如归去，而幸运地在故乡学长的帮忙，竟然有四五个去处可以接纳我，令人喜出望外。最终，我选择了史语所，如今看来，这是一个正确不过的抉择了。 当时甚至有友朋邀约至社会科学的单位服务，鼓励我专攻社会理论或西洋史学，但我内心除了史语所，并不作他想。因为史语所根柢深厚，久享汉学界的盛名，加上伊悠久的实学传统恰可以弥补我为学的弱点。记得头回研讨会报告，便被资深研究同仁质疑史料的版本问题。师友之间的问难更是常事。偶有疑惑，立有诸多方家可以随时执经请益。诸如总总，令我受益匪浅。日后，印证我先前的想法并不差。 其中有个插曲：当时我的所学与史语所“史料学派”的学风，确有落差，连两位受业老师都不看好我会被接纳。最后，感谢幸运之神及诸多学长的眷顾，竟能梦想成真，成为史语所的一员。这是我一生第一个职业，也是最后的一个职业。 在所里，如老僧入定，经常孤灯守长夜，但能摒除俗世的烦扰，尚友古人，竟也乐在其中。时光蹉跎，年事既长，不觉之中，由史语所的学徒，至忝列为该机构的负责人，不禁有稍许的感触想一吐为快。我时将史语所喻为少林寺，于其内武艺精进、修持最高的僧人，往往并非方丈或掌门人，而是躲在藏经楼里的扫地僧或深藏不露的苦行僧，他们耐得住寂寞，最能体会“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道理了。置身于讲求“效用”的华人社会里，能够坚持一生唯 一念，以学术作为终身的志向与事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慕尼黑大学发表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向与学业”（德文原作“Wissenschaft als Beruf”，英译为“Science as a Vocation”），析论从事学术者必须具备的内在特质，并指出因学术的特性，学者必须面对孤独及超越的道路。原作于1919年出版，译本甚多。例如：[德]韦伯著，钱永祥译：《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载《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85年版），第115—151页。[德]韦伯著，冯克利译：《以学术为业》，载《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53页。Max Weber, The Vocation Lectures（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c2004）；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Owen and Tracy B.Strong,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委实非为易事。 总之，我所经历的这三个学术单位具有共同的风气：自由、多元、容忍；对雄心大志的初学者，无疑是最佳的礼物。史语所极适合经营长时段的学问，经久的锤炼最能孕育，虽非举世无双，但绝对是别有特色的大学问。虽说史语所有此生态环境，但个人缘先天的限制，总有辜负之憾。年轻时，伟岸自喜，作为理论先锋，性喜高谈阔论；个性孤僻，但却为友朋所容忍。大学时或许受“存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感染，让我对学问的品味始终停留在唯美的感觉，美其言就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欠缺前辈学者对国家、对社会、对文化的使命感，所以治学究竟难登大雅之堂。套句俗语，充其量只能是“温情的小资”，而难成大器。 史语所曾被喻为“学术的麦加”“学术的净土”“学术的圣殿”等等，这些无疑是前人所留下的金字招牌，但多为溢美之词。于研究者言，它只不过提供一处胜任愉快的场域，以趋近心目中所悬的学术憧憬。作为学术行政者，或许较易于综览知识产出的过程，而有一点较为人所疏忽的是：学术的场景，恒是研究者站在台面上，恣情地展演他们得之不易的研究成果，并享受学界的声望与掌声；但其完美无缺的演出，若无底层默默无闻的各类支援性的工作人员，无怨无悔地配合，势必难以达成。这是研究者应时时铭记于心的。 末了，我要特别感谢许纪霖教授的厚爱，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拙作。李雅玲女士于所有选文细心而精准的订正，亦一并致上谢意。所有选入本书的论文，除了《论“方法”及“方法论”》之外，均是在史语所完成的。于私，可以作为个人问学的见证；于公，则盼博雅君子不吝斧正。是所至祷！ 黄进兴谨志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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