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与回归

　　本书基于社会排斥的中心与边缘视角展开，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艾滋病患者遭受社会排斥的维度，阐释了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强调了社会排斥的动态过程，并提出了相应的反社会排斥的对策。本书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入地把握农村艾滋病问题，同时为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陈琦，湖北荆门人。200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社会系，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社会政策。在《光明日报》、《学术论坛》、《社会科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人行道肈，主持并参与*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

第二章　艾滋病患者社会排斥的维度
“社会排斥”最初被应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领域，因此，与贫困问题相关的主题，诸如生产、就业、消费、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是社会排斥研究中探讨最多的方面。随后，研究者认识到社会排斥并不仅仅指人们在经济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弱势地位，这种经济上的排斥只是一种最直观的表象，而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文化上的身份认同困难或关系上的断裂等也是导致弱势群体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在2001年“华人社会——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问题研讨会”上，大量专家探讨了社会排斥的问题，并且呼吁关注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社会排斥现象，分析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社会效果（潘泽泉，2004）。从以往研究来看，社会排斥可以归纳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以及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边缘化状态和过程。
　　第一节　社会排斥的总体水平
　 一　社会排斥的指标
　 社会排斥的测量事实上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个方向主要聚焦于社会排斥的经验分析，这种分析并没有刻意去发展一种理论；第二个方向主要集中于探讨一种公式化的方法来测量社会排斥。对于社会排斥指标的选择也因为研究重点不同而各有取舍。如Brandolini（1998）定义了社会排斥六个方面的指标：健康、教育、就业、居住、社会关系和经济资源。Tsakloglou（2001）则构建了四个可以测量社会排斥的统计指标：收入、生活条件、生活必需品和社会关系。他们都试图去获取一组反映社会排斥水平的测量指标，但至今并没有达成共识。概括起来，社会排斥的指标多从四个方面进行构建：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和社会关系方面。从政治方面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集中于从政治权利的缺失与否来探讨政治排斥，如Kathy Arthurson（2004）等认为政治排斥是缺少有效的政治参与，如缺乏民主决策的权力、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从经济方面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从经济利益的获取能力以及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状态来测量经济排斥，如曾群指出个人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可被视为受到了经济上的排斥，可以用劳动力市场排斥、收入贫困和消费市场排斥三个指标来测量经济排斥的程度（曾群，2006）；Ambra Poqqi（2004）指出以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与否来衡量是否受到了经济排斥，认为可以从食物、衣物、消费能力和收入水平等几个指标来测量经济排斥。此外，还有研究者从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两个方面来测量经济排斥，Richardson和Le Grand（2002）认为可以从工作、收入、食物消费、居住、信贷等方面来测量经济排斥。从文化方面来看，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是测量文化排斥的重要指标，如排除某人参与带有传统宗教、语言和民族特征的文化活动等都可以视为文化排斥。从关系方面来看，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关系排斥是指受排斥主体与其他群体社会交往的部分断裂，如Ambra Poqqi（2004）把与邻居交谈的次数以及与朋友见面的次数作为测量的指标；Richardson和Le Grand（2002）用是否能够获取他人的支持作为测量关系排斥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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