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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田哲男先生的《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通过研究日军无差别轰炸的行动决策、实施过程、作战特点、灾难后果等问题，揭示了日军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

内容简介

　　本书系“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由“走向轰炸重庆的道路”、“无差别轰炸的开始”、“百一号作战——井上成美的又一副面孔”、“走向珍珠港的道路”、“空袭下的周恩来与他的同志们”和“从重庆到广岛”六部分组成。前田哲男先生大范围地搜集中日双方档案、地方史志、报刊时论等原始资料，明确指出了重庆大轰炸作为无差别轰炸典型的个案意义。

作者简介

作者：〔日〕前田哲男是日本著名自由撰稿人、军事评论家，现为东京国际大学教授。著有《自卫队的历史》、《战争与和平》等多部有影响的著作。

　　翻译：王希亮，黑龙江省社科院的中日关系研究员。

目　　录

总序
前言
致中国读者
序
时代背景与主要人物
第一章走向轰炸重庆的道路(1931—1937年)
抗日首都的诞生
战略轰炸的诞生
石原莞尔的锦州轰炸
越过大洋轰炸南京
大武汉保卫战
建设武汉W基地
重庆轰炸
第二章无差别轰炸的开始(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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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总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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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走向轰炸重庆的道路（1931—1937年）
　　抗日首都的诞生
　　又一次长征
　　“到重庆去！到大后方去！”
　　1938年末，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后的第二个冬天，中国民众的抗日意志通过这句话表现出来。当时，上海、南京已经沦于敌手，北平城内也住进了日本兵，中国大陆沿海的大半被敌人夺取，只剩下长江沿线的抗战之路。各色人物乘着大小各样的船只溯长江而上，他们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放弃武汉三镇抗日据点之后，奔向正在建立中的抗战首都。如蚁队大移动般地行军，踏上了环绕在四川盆地的高峰上的羊肠古道，这是通往古代蜀国的唯一道路，当年是刘备和诸葛亮的领地，又被称做“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李白曾形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不肯放弃抵抗的人们高唱着抗日歌曲终于集结在重庆。这是又一次长征，如同叙事诗般的壮举。初步推算，从武汉陷落到重庆抗日根据地建立，大约有1000万沿海及沿岸地区的人在战火中转移到西北或西南地区。其中有700万人进入四川，定居在面向长江、该省第二大城市重庆及其周边的人口有100万以上。
　　古老的山城在春秋时期是巴子国的古都，秦时称巴，唐称渝州，宋代以后成为商都重庆。但是，突如其来的形势和任务使这里变成了抗战首都。重庆眺望着全中国，面向着日本军。几年前，毛泽东的红军曾徒步行军25000里，大西迁与之相比并不逊色。不同的是，长征的艰苦和严峻在这里化成了民族的热情和团结，男女老少、不同政党、各类企业在共同的救国意识下集结。他们在共同的意志下行动，抒发共同意志的事例，在世界史上也值得特书一笔。此后的抗日战争中，这些从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迁移到四川盆地大后方的人们同“平原地区的父老们”一道，拧成了一股绳而战斗着。
　　退却作战的最后屏障

第一章　走向轰炸重庆的道路（1931—1937年） 
　　抗日首都的诞生 
　　又一次长征 
　　“到重庆去！到大后方去！” 
　　1938年末，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后的第二个冬天，中国民众的抗日意志通过这句话表现出来。当时，上海、南京已经沦于敌手，北平城内也住进了日本兵，中国大陆沿海的大半被敌人夺取，只剩下长江沿线的抗战之路。各色人物乘着大小各样的船只溯长江而上，他们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放弃武汉三镇抗日据点之后，奔向正在建立中的抗战首都。如蚁队大移动般地行军，踏上了环绕在四川盆地的高峰上的羊肠古道，这是通往古代蜀国的唯一道路，当年是刘备和诸葛亮的领地，又被称做“天府之国”的四川省。李白曾形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然而，不肯放弃抵抗的人们高唱着抗日歌曲终于集结在重庆。这是又一次长征，如同叙事诗般的壮举。初步推算，从武汉陷落到重庆抗日根据地建立，大约有1000万沿海及沿岸地区的人在战火中转移到西北或西南地区。其中有700万人进入四川，定居在面向长江、该省第二大城市重庆及其周边的人口有100万以上。 
　　古老的山城在春秋时期是巴子国的古都，秦时称巴，唐称渝州，宋代以后成为商都重庆。但是，突如其来的形势和任务使这里变成了抗战首都。重庆眺望着全中国，面向着日本军。几年前，毛泽东的红军曾徒步行军25000里，大西迁与之相比并不逊色。不同的是，长征的艰苦和严峻在这里化成了民族的热情和团结，男女老少、不同政党、各类企业在共同的救国意识下集结。他们在共同的意志下行动，抒发共同意志的事例，在世界史上也值得特书一笔。此后的抗日战争中，这些从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迁移到四川盆地大后方的人们同“平原地区的父老们”一道，拧成了一股绳而战斗着。 
　　退却作战的最后屏障 
　　另一方面，从战争的走向看，以重庆为抗战首都的抗战，贯穿在中日战争中的战术特点是“划江之战”，即以长江为舞台，引诱日军从沿江各城市向内地深入、再深入，牵扯其机动性和集中力，这是退却作战的最后屏障。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日军的“膺惩一击”中失败，日军放弃不扩大方针，寻找蒋介石军的主力，以进攻长江为主要目标。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占据了长江岸边的大城市上海（1937年11月），然后进入距上海江面392公里的南京（1937年12月），再溯江而上，经安庆、九江，攻占距上海1125公里的武汉三镇（1938年10月），这样，日本的大部兵力被中国最大的长江水系所吞没。如果从日本陆军攻占的武汉溯江而上，江面距离1370公里，飞行距离780公里，重庆把长江一分为二，傲然屹立在云雾之中。在这里，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向全国发号施令，于是“划江之战”得以确立。以上海为起点，距离重庆2500公里。所以能否攻克重庆，或者能否守住重庆，中日战争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日本军队主张速战速决，蒋介石的战法却是“以牺牲空间赢得时间”，这是一场让日军捉不住、摸不到、心焦意乱的战斗。以中国而言，利用沿长江退却的战术同以往也有别。历史上汉民族传统的国防战略是防备北部的外患，所以要守河（黄河、淮河）、护江（长江），以东西贯穿中国的三条大河为防线，在从北向南的退却中击退侵略，失去第一线后撤到下一条大河，称之为“衣冠南渡”，待入侵势力向南、再向南疲于奔命时聚而歼灭之，这是汉民族历代王朝得心应手的战术。但因为日军不仅从华北，而且把华中也设置为沿长江入侵的进攻线，国民党主力的抗战据点不断向西转移，形成“衣冠西进”，只给日军留下了一条路。 
　　这样，一面是沿长江流域进攻，一面是依靠长江的水运进入上游。到1938年末，南京和武汉攻略战实现“重庆迁都”后，双方的位置固定下来。日本陆军进击到武汉后停下脚步，没有提出继续前进的方案。在距武汉西270公里的宜昌，前面是广阔的峨眉山脉，其间是极难行进的“蜀栈道”，不适合正规军作战。所以，陆军的作战到宜昌后中止。另外，如果利用海军从宜昌逆流而上，面对著名“长江三峡”的峡谷地带，波涛汹涌，海军作战根本没有价值，所以，海军方面也在武汉构筑据点，窥视重庆。武汉与重庆以江相连，但被大巴山脉相隔。这样，作为中日战争的特征之一的战略轰炸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而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地理因素。 
　　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半岛——龙之首 
　　从地图上看重庆的地形，如同一匹将头伸进湖中吸水的恐龙，长江和嘉陵江两条大河交汇处形成一个半岛，就像恐龙头部到颈部的曲线。实际上，四川盆地及周边的确出土过许多恐龙化石，在今天重庆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复原的巨大恐龙。地名上如龙门浩、化龙桥、望龙门等带“龙”字的称谓立刻可以查找出来。在中国带有“龙”字的地名有499处，河流超过40条，重庆是“龙”的中心地之一。在“龙”的颈部，重庆的市街如同鳞片一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龙”的头部，即半岛上有一块巨大的山岩在中央部隆起，然后逐渐延伸到尾部，山顶高370米，平均高240米。人们在长江航船时从远处就可以看到重庆的山崖，屹立在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使人强烈地感到即便倒海翻江也不能动摇那座山崖。所以行船的人把重庆称做山城恰如其分。船停泊的码头叫朝天门，是古时的城门，下船后是望不到尽头的石阶，登上去才能看到重庆的市街。朝天门与市街连接的石阶是山城重庆的象征，在抗战期间来访的外国人回忆录里经常出现。据重庆轰炸目击者之一、作家韩素音的记载，石阶共有478蹬。英国科学家约瑟夫·尼达姆称有480蹬。战争后期来华的中国方面军司令官魏德迈中将数为366蹬。对于苦于攀登石阶的人有一种滑竿可提供使用（如今有缆车或旋转电梯）。山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41年，张仪奉秦始皇的命令在半岛筑城。重庆在秦时称巴都，隋唐时称渝州，宋以后改称重庆府，位于四川盆地东南的水运要冲，遏制通往武汉、上海的交易水路。作为西南重镇，重庆在悠久的历史风雨中长存。尤其是从1937年11月到1946年4月的八年多时间里，这里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只是，作为抗日战争司令部应有的精彩和生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而是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和求生的欲望，不过，人们还是终于承受住了极限般的破坏。日本军队从空中开拓了“轰炸机的道路”，企图通过燃烧弹征服士气。张仪以来凭借天险和水运进行抵抗的人们忍受了这一切。“龙”自己医治了伤痛，依靠身后辽阔的“天府之国”的四川——这一强有力的“龙尾”抗拒着侵略者。抗日战争胜利后，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把重庆当作同侵略和殖民统治时代诀别的地方，顾名思义，的确是应该“重（新）庆（祝）”的城市。 
　　1938年武汉沦陷，四川省内地的一座城市成为抗日首都，全中国都把视线注视到这里。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对发生了什么并不是完全了解，对战争的准备也不尽充分。古老的山城先是断断续续地涌进大量的军人和要员，接着，敌机的轰炸以及战火在华北和上海燃起，从接近亚热带的中国西南部看，同从外国看这场战争没有什么两样，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会想象到，不久，悲惨的命运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中日战争初期的重庆虽然侧背遭袭却仍然处在睡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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