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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珍藏版)》——高阳清史风云系列作品*强音！再现“大清王朝**清官”的官场生存传奇！ “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三藩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们的贪壑，照这样子岁糜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

内容简介

     《清官册(珍藏版)》是台湾已故作家高阳的作品。
     《清官册(珍藏版)》讲述“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三藩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们的贪壑，照这样子岁糜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这一连串的疑问，从康熙皇帝十四岁亲政时，就已困扰着他。
    于是他一方面用武力解决三藩之乱，一方面勤政志国，任用汤斌、陆陇其与张伯行等理学名臣，使得康熙一朝清官最多。

作者简介

高阳（1926～1992），著名作家，以历史小说著称，为当代作品发行量*的作家之一，历来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的美誉。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的真实，又擅长讲故事，读起来轻松畅快，于生动诙谐之中，带领读者一窥历史的本来面目。

目　　录

1 天子右文
2 节母之子
3 科场大狱
4 仕优而学
5 特达之知
6 辅导太子

前　　言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
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华人社会，无一处没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二十载可期。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一方面从事创作；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
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特缀数语，敬告读者。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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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 天子右文“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德早死而无嗣，剩下三藩：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为镇守，实同割据。尤其是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由榔，斩绝明祀以后，逐渐跋扈，用人则吏部、兵部不得过问，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他要干什么？养那么多兵！大乱之后，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贪壑，这是公平的吗？照这样子岁靡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这一连串的疑问，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就已困扰着他。
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撤藩。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奉还兵权于朝廷，以享厚禄为已足。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激起叛乱。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而二十岁的皇帝断然作了决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说，“不如先发制人。再拖下去，吴三桂羽翼更盛，越发难制。
”拥护皇帝主张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至于汉大臣，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指授方略之余，依旧亲近儒臣，不废讲学。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战势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
在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了然于治乱之道；明朝的遗民志士还很多，然而吴三桂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因为吴三桂不忠、不孝，复不义。一个皇朝的兴废，全系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看读书人的态度，读书人的态度又决定于这个皇朝的做法，讲究仁义礼乐的孔孟之道，读书人自然就会拥护。
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遗民志士，只是在感情上还倦倦于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绝，就只有隐于岩壑，自了一生。然而作为天下之主，不容此辈高蹈，盛运宏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尤其是读书人，应有先忧后乐的天下之志，责任更重。
于是，他决定特开制科，名为“博学弘儒”。
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别举行的一种定期考试，以待非常之才，盛行于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贤良方正”，识拔骨鲠之士的“直言极谏”，选取将才的“军谋越众”，而最通行的是访求“博学”，或称“博学宏词”，或称“博学通识”。自南宋以来，制科不常举行，明朝有“举荐”的制度，不行制科。因此，这是规复盛唐旧制，成为一代盛典。

1 天子右文
“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德早死而无嗣，剩下三藩：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为镇守，实同割据。尤其是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由榔，斩绝明祀以后，逐渐跋扈，用人则吏部、兵部不得过问，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他要干什么？养那么多兵！大乱之后，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贪壑，这是公平的吗？照这样子岁靡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这一连串的疑问，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就已困扰着他。

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撤藩。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奉还兵权于朝廷，以享厚禄为已足。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激起叛乱。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而二十岁的皇帝断然作了决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说，“不如先发制人。再拖下去，吴三桂羽翼更盛，越发难制。

”
拥护皇帝主张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至于汉大臣，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指授方略之余，依旧亲近儒臣，不废讲学。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战势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

在用兵的四年之中，皇帝更了然于治乱之道；明朝的遗民志士还很多，然而吴三桂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因为吴三桂不忠、不孝，复不义。一个皇朝的兴废，全系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先要看读书人的态度，读书人的态度又决定于这个皇朝的做法，讲究仁义礼乐的孔孟之道，读书人自然就会拥护。

他深切了解人心望治，明朝的那班遗民志士，只是在感情上还倦倦于故主；而故主之祀已绝，就只有隐于岩壑，自了一生。然而作为天下之主，不容此辈高蹈，盛运宏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尤其是读书人，应有先忧后乐的天下之志，责任更重。

于是，他决定特开制科，名为“博学弘儒”。 
    
制科是皇帝下制敕，特别举行的一种定期考试，以待非常之才，盛行于唐朝，名目甚多，有特重品行的“贤良方正”，识拔骨鲠之士的“直言极谏”，选取将才的“军谋越众”，而最通行的是访求“博学”
，或称“博学宏词”，或称“博学通识”。自南宋以来，制科不常举行，明朝有“举荐”的制度，不行制科。因此，这是规复盛唐旧制，成为一代盛典。

康熙十七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颁下上谕：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授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尊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实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上谕是发给吏部的，吏部再录谕分行京内外大小衙门。照上谕上说，凡是官员，都可荐举贤才；但话虽如此，访求遗贤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身上。其中有些人，是非要征请到京不可的。

这几个人是有名的遗老，第一个是顾炎武，这年已经六十六岁，卜居陕西华阴，早年有志恢复明室，而且守着他的绝食而死的亡母之诫：“弗事二姓。”
为何垂暮又肯失节？因此县官到门，坚卧不起；如果强迫他上路，那也很简单，一把并州利剪，或者一包毒药，就可了结。以后靠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的斡旋，总算免了这场麻烦。

第二个是黄宗羲，他是明朝东林巨头，与杨涟、左光斗同时被害的黄尊素的长子，亦是反清有名的，此时已经六十九岁，归隐浙东，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为一代儒家，当然亦不肯受征召，以老病的理由，推辞掉了。

再有一个是李颙，为关中理学大儒，学者称为“
二曲先生”。县官到门征请，李二曲叫家人回报，说病重不能动身。那县官当差巴结，一定要把他弄到京城，于是连床抬了上路，李二曲水浆不入口，预备绝食自尽，只好放他回去，一回整厔，锁入窑洞，除了顾炎武以外，什么客都不见。

还有一个是山西人傅山，字青主，这年已经七十四岁，辞谢不赴，县官也是派人抬了床上路，到了京城崇文门外二十里之处，无论如何不肯再往前走，否则就自杀。于是找了个野庙把他安置下来。在野大老，自有人尊敬，大学士冯溥素有爱才之名，首先去探望，接着公卿毕集，而傅青主睡在板床上，来既不迎，去亦不送，只说病重不能应试。他的同乡、左都御史魏象枢代为陈奏，奉旨免试。这原是很好的事，不想另生枝节。

受官照例要谢恩，傅青主不受亦不谢，而冯溥非强迫他这么做不可。于是依然连床抬着到宫门，傅青主一望见由“大明门”所改的“大清门”的门额，顿时泪流满面，从床上滚了下来，仆倒在地。

这一下搞得非常没趣，而有人还要簸弄着让他望宫门磕头，魏象枢见机，赶紧伸手阻拦，“好了，好了！”他说，“这就是谢过恩了。”
俗语道得好：“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有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傅青主等人宁死不受征召；亦有人以为这是登龙捷径，千方百计谋求荐举。因此盛传荐举有价，公价是二十四两银子。有人作了这样两首诗：
博学弘儒本是名，寄声词客莫营营。比周休得尤台省，门第还须怨父兄。 
     补牍何因也动心？纷纷求荐竟如林！纵然博得虚名色，袖里应持廿四金。 
    
这是指在京的人而言，由各省举荐的，大多高才博学，四海知名，而且颇多寒士。“长安居，大不易
”，皇帝知道了征士的苦楚，特地嘱咐大学士索额图和明珠，交由户部酌量给予衣食。因此从康熙十七年十一月起，待诏的征士，每人每月给米三斗、银三两。于是“文酒之会”便多了，征士把杯吟联之地，常在虎坊桥西炭厂的众春园。于是又有人作诗讥嘲：
荐雄征牍挂衡门，钦召金牌插短辕。京兆酒钱分赐后，大家携醵众春园。 
    
有一天雅集，正当兴高采烈之际，有人托跑堂的送了一首诗到席间，结句是：“从此长安传盛事，杯盘狼藉醉巢由。”巢父、许由是上古高士。许由居颍川之滨，帝尧欲召之为九州长，许由听得这话，认为他的耳朵都已受污，因而以颍川之水洗耳。当时巢父正在牧牛，怕许由洗耳的水污了牛口，特地牵牛到上游去饮水。举此典故，讥讽得非常刻毒；然而这无非是不与其选的人，有意轻薄而已。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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