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阎明复作为*身边的俄文翻译，亲眼见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发展、恶化、中断的全过程，亲历了很多领导人的重要会谈，因此书中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甚至领导人的珍贵谈话记录及表情记录，可读性非常强。

本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国际关系、中苏关系的研究提供一手资料，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史料性、可读性的有特色的史学著作。

 

中苏关系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办公厅成立的中央翻译组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作者作为翻译组组长，亲历了中苏关系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珍贵史料。全书资料翔实、细节生动、情感饱满，兼具史料性、思想性、可读性，是研究中苏关系、国际共运史、党史国史等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忆1958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谈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访华。7月31日，8月1日、2日和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赫鲁晓夫进行了四次会谈。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2001年第1期刊登了费德林、菲列夫所做的这次会谈的第一次和第四次谈话俄文记录。这两份记录由不同的译者译成中文，分别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2001年总第79辑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4期。我和朱瑞真当时作为中方翻译人员，分别参加了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谈和赫鲁晓夫访华的接待工作。我们根据亲身经历，结合当时中方的会谈记录摘要，对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谈做些回忆。

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双方密切接触，互通情报和协调政策，继续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一致行动。

1958年1月27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告周恩来总理，苏联政府提议在亚洲建立一个无核区，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商量后再答复。2月1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参赞克鲁季科夫（尤金生病），告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这一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周恩来还答应按照苏联的意见，由中国动员印度首先提出这一倡议。3月31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单方面停止核试验。4月4日，苏联向美国和英国政府首脑提交备忘录，强调苏联已单方面宣布终止核试验，并要求迅速达成协议。同日，赫鲁晓夫致函周恩来通报这一情况，并呼吁中国支持这一倡议。4月1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函复赫鲁晓夫，支持苏联政府带头停止核武器试验，认为美英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当立即用行动响应苏联的倡议。

中苏在外交方面默契配合的同时，经济领域的合作范围也不断扩展。1958年2月，赫鲁晓夫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提出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2月28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强调：“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绩的政策”，最近几个月，“我们在中国高兴地注视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3月9日，朱德在同尤金谈话时也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设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美元区’对抗的一种形式。”5月20—23日，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各国在贯彻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的问题，并通过一致同意的建议。中共代表也应邀参加会议。

在政治方面，中苏更是紧密配合。由于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现，特别是铁托拒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而南共联盟发表的七大纲领草案又对苏共有所批评，赫鲁晓夫非常不满。为此，苏共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共联盟七大，并要各国共产党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提出批判。赫鲁晓夫派尤金征求毛泽东的意见。4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尤金，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决定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七大的决定。毛泽东说，关于如何对待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召开会议，进行详细讨论。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同意苏共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评价。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4月9日，周恩来向尤金介绍了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并将中共中央给南共联盟中央的信交给尤金。几天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又分别会见尤金，互相通报了各自得到的各国共产党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及南共联盟七大的态度和立场的情况。苏共发起“批南”运动后，中共也加入其中。

就是在这样友好合作的气氛及团结统一的背景下，苏联向中国提出了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问题，导致中苏关系出现逆转。

“长波电台”起风波

1957年12月，苏联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潜艇舰队脱离海岸进行远洋航行的愿望。为解决外出潜艇与本土的通信和联络问题，苏方经过反复比较，想在中国海南岛建立一个长波发射台。

1958年1月6日，苏联国防部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致函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试探性地提出由两国海军共同建立和使用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苏中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卢布，中国出4000万卢布，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

4月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做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

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中方的意见。6月5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与杜鲁方诺夫谈话的情况，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

6月7日，毛泽东批示：“可以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苏方施加压力，“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毛泽东还在与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6月12日，彭德怀正式给马利诺夫斯基复信，再次说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

6月28日，苏联海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一个6人专家小组来到中国，并带来一份协议草案。苏方仍然坚持由苏中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费用可以双方各承担一半。随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

7月21日，彭德怀又一次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由中国自行建设的原则：“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在中苏两国对长波电台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苏方援建新型舰艇的要求。在中国海军工作的苏联顾问一再向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建议，中国可向苏联政府提出购买新型苏联舰艇的要求。中国政府为了加强海军力量，巩固海防，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同日，周恩来还批转了聂荣臻关于开始研制核潜艇的具体方案。

7月21日，在彭德怀致函马利诺夫斯基重申由中国自行建设长波电台的当天，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受赫鲁晓夫的委托，拜见毛泽东，转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几点意见，并提出苏中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这个建议是针对中国要求提供海军援助而提出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解决长波电台问题的一种变换方式。

尤金紧急拜见毛泽东

7月21日晚9时左右，尤金大使要求紧急拜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毛泽东当即同意见他。

晚10时左右，我在宿舍里正准备睡觉，突然中央警卫局所属交通科的汽车来接我，司机说，杨尚昆主任叫我马上回中南海，有任务。等我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时，毛泽东正同尤金谈话，周总理的秘书马列在为他们做翻译。马列见我赶来，说：你来得正好，刚刚开始谈。于是，我就坐在毛泽东身边，接替马列继续翻译。这时我们中办翻译组的赵仲元也赶到了，担任记录。我看到在场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杨尚昆等领导同志。

尤金说，他最近回苏联休假，返回北京前，赫鲁晓夫接见了他，委托他向毛泽东同志转达问候，并转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是中东事件（当时美国军队已有1万多人在黎巴嫩登陆，后来英国也有两三千人登陆）。尤金说，苏联决定不参与中东战争。毛泽东说，我们也不赞成参与。我们搞反帝统一战线，同帝国主义做政治斗争，不跟它直接打仗。尤金说，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但是苏共中央决定不做军事卷入。毛泽东说，我们赞成这个方针，不做军事卷入。但是要准备美国打大仗，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做准备。

第二个问题是南斯拉夫问题。尤金说，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要继续批判，不能停止。他还说，苏共中央感谢中国党对苏共的支持。现在南斯拉夫集中攻击中国党，而这个攻击本来是应该针对苏共的。毛泽东说，我们对南共联盟应该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批判它的错误，但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还是应该保持外交关系，不要断绝外交关系。目前可以冷一点，但是不能长久这样下去，还是要想办法逐步改善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岸防御的问题。尤金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我们不可能充分发挥原子潜艇舰队的作用。我们有黑海，但在战争中是会被敌人封锁的。波罗的海就更不用提了。在北面由摩尔曼斯克可通行北冰洋，但是那里并不宽阔，不能广泛活动。东面的海面上又临接南朝鲜和日本，不能算安全。苏联舰队到大西洋、太平洋活动很不方便，海上通道都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可以四通八达。因此，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

我把尤金的这段话翻译完后，毛泽东诧异地发出了“啊”的一声。接着问道：“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又要搞“合作社”，是针对1949年年底至1950年年初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强加给中国的四个合营公司。当时中国为签订条约，只好答应了。毛泽东把这些合营公司叫作搞“合作社”。

毛泽东对尤金说，我们原想叫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没有想过要跟你们一起搞“合作社”，搞什么共同舰队。是不是只有搞“合作社”你们才干，不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干呢？

这时尤金说，赫鲁晓夫特别嘱咐他，请他把苏共主席团的意见转告给毛泽东，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必要的助手去莫斯科，把苏联海军有的一切东西都看看，然后再具体商量。他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接着尤金谈了第四个问题，即苏联国内情况。尤金说，赫鲁晓夫要他向毛泽东汇报，苏联的情况空前的好，工业体制的改革已经完成，今年的农业收成也空前的好，会得到丰收。

尤金谈完以后，毛泽东针对第三个问题问尤金，照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只能搞“合作社”，这就像农民搞合作社一样，是否只搞“合作社”，你们才干？尤金说，没有决定，请中国同志去一起商量。毛泽东说，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明确。我们原来设想是请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我们？也就是说，你们强迫我们搞“合作社”，是不是这样？尤金说，他感觉到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不过他又说，他们只是提议，还需要两国共同商定。他说，你们可以派人到莫斯科去谈。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彭德怀到莫斯科去谈这件事情。

毛泽东说，我们先讨论，同意就去人，不同意，又不帮助，我们就不搞。这个问题暂时不定，因为你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办“合作社”？是不是你们强迫我们搞共同舰队？是不是苏联指挥这个舰队？尤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最后毛泽东说，今天这个问题不做决定，明天再谈。

尤金走后，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半天没说话，参加会见的其他领导同志也没散去。毛泽东看见我站在一旁，招手叫我过去，对我说：“明天还要同尤金谈，你去找叶子龙，搞一个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以防他抵赖！”我当即把毛泽东的指示转告了叶子龙。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叶子龙找到我和赵仲元，拿来一台微型手表式录音机，交给赵仲元，并交代了使用办法。可惜的是，因为操作不熟练，毛泽东和尤金的第二次谈话并没有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