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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影响力的政治神学家、宗教领袖，其思想深刻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当代国际政治；
　　★《个人道德与群体政治》为关于尼布尔的**研究著作，深入诠释尼布尔关于个人道德与群体政治的理论。

内容简介

　　个人道德能否解决人类群体政治生活中的难题？这一问题历来为思想家所重视。基督教内部的现实主义派别主张信仰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无疑是基督教现实主义在20世纪最重要的理论家和发言人，其思想对世界现代政治影响深远。本书以思想史和处境化的方法，对其以个人道德与群体政治关系为中心的庞杂思想作以深入理解和阐述，试图打通其中神学和政治两大环节。作者从当代处境出发，探讨尼布尔理论与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关系，并围绕“福音变革论”反思在中国以信仰提升道德，重塑精神结构，推动社会变化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任小鹏，1981年生于四川江油，西南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毕业（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2008年）和哲学博士（2011年），2009年曾在加拿大维真学院访学，现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基督教神学、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基督教。

目　　录

序（许志伟）
导言
第一章基督教现实主义：教义基础、发展与影响
基督教现实主义的教义基础
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
基督教现实主义与宪政
基督教现实主义视野中的道德与政治
第二章尼布尔其人及其思想
尼布尔生平及其著作
尼布尔神学的思想主线
尼布尔的思想渊源
尼布尔神学的特色
第三章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尼布尔论个人之爱的困境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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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我很高兴看到小鹏理出了莱茵霍尔德? 尼布尔在其现实主义方面的研究，因为莱茵霍尔德? 尼布尔著述众多，论点庞杂，其思想和现代神学、哲学、伦理学及政治学，均与美国的和世界的政治现实有紧密关系，尤其是他的思想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具相当的影响力。小鹏能在其道德与政治之间的理论作出新的和更进一步的诠释，是难能可贵的。——许志伟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
那么个人之道德究竟能否作为建构政治制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呢？如果可以将个人道德转化为政治运行的动力，个人道德将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如果个人道德难以促成政治良性运转，那么个人道德又将何去何从？
对于这些问题，基督教现实主义理论有不少论述。基督教现实主义作为基督教内部看待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路，既强调政治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反对对世俗政治的过度迷恋，主张信仰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基督教现实主义在20世纪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和发言人就是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他认为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之间存在着区别，个人之爱一旦进入群体之中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他还反对用单纯的个人道德来解决政治问题，主张将个人之爱转化为正义的制度建构来化解爱在面对群体生活时出现的无力局面。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个人道德与群体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长久以来都为思想家们所重视。亚里士多德在其城邦政治学理论中认为，城邦民主的条件之一就是小型化的社会，如果社会规模过大，人与人之间彼此不熟悉，则不利于民主制度的运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道德的社会必须是小型社会，因为“人民对于自己所永远见不到面的领袖，对于看来有如茫茫世界的祖国以及大部分是自己所陌生的同胞公民们，也就会更缺少感情”［1］【［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0页。】。卢梭虽有此理论，但他后来又违背其道德只能在小范围内有效的观点，用“公意”来替代个人真实的道德意志，并主张用道德原则来构建公民政治，这为后来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埋下隐患。

一
   
通过个人道德来解决人类群体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一做法经常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中国文化中，浓厚的道德主义视个人修养为政治的基础，极力强调德治。在基督教历史上，唯爱主义（Paci.sm
）认为耶稣伦理中爱人如己的精神和非暴力的教导具有崇高价值，因此非常强调个人道德对群体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特别是19 、20
世纪之交的自由派神学将个人道德运用于人类群体政治生活，这种观点认为个人道德可以用于解决社会问题。 
   
那么个人之道德究竟能否作为建构政治制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呢？如果可以将个人道德转化为政治运行的动力，个人道德将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如果个人道德难以促成政治良性运转，那么个人道德又将何去何从？

对于这些问题，基督教现实主义理论有不少论述。基督教现实主义作为基督教内部看待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路，既强调政治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反对对世俗政治的过度迷恋，主张信仰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基督教现实主义在20
世纪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和发言人就是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德?
尼布尔。他认为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之间存在着区别，个人之爱一旦进入群体之中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他还反对用单纯的个人道德来解决政治问题，主张将个人之爱转化为正义的制度建构来化解爱在面对群体生活时出现的无力局面。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个人道德与群体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长久以来都为思想家们所重视。亚里士多德在其城邦政治学理论中认为，城邦民主的条件之一就是小型化的社会，如果社会规模过大，人与人之间彼此不熟悉，则不利于民主制度的运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道德的社会必须是小型社会，因为“人民对于自己所永远见不到面的领袖，对于看来有如茫茫世界的祖国以及大部分是自己所陌生的同胞公民们，也就会更缺少感情”［1］【［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60
页。】。卢梭虽有此理论，但他后来又违背其道德只能在小范围内有效的观点，用“公意”来替代个人真实的道德意志，并主张用道德原则来构建公民政治，这为后来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埋下隐患。

在20
世纪思想史上，个人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众多思想家的兴趣。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才能够有效，如果社会规模过大，那么维系着个人情感的爱则失去了其发生效力的土壤。［2］【［奥］弗洛伊德著：《论文明》，徐洋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年，第110 页。】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有相当内容涉及个人伦理与极权国家的关系［3］【参见［美］阿伦特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十章。】，而且阿伦特还写下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该书对极权主义之下的个人道德作了专门的研究［4］【参见［美］阿伦特等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年。】。在《论革命》中，阿伦特比较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异同，并对泛道德主义的政治危险性进行了分析。［5］【参见［美］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第二章。】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在“二战”之后写下了《德国罪过问题》（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对纳粹时期以国家机器为名所酿成的罪恶，作为个人的德国公民应当承担何种罪责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1］【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47.】基督教神学界内部，蒂里希（Paul Tillich）、兰西(Paul Ramsey)
等神学家也专门讨论过个人伦理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问题。［2］【蒂里希的观点可以参见“爱、力量与正义”一文，高师宁译，何光沪校，载于《蒂里希选集》，何光沪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保罗? 兰西的观点可以参见其所著《基督徒基本伦理》（Basic Christian Ethics,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3）。】 
    20 世纪思想史上，个人伦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引起众多的关注和研究，这与20
世纪的历史有密切关系。仅从基督教的历史来看，主张用个人道德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一直不绝于耳，自由派神学、社会福音运动、各种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和小教派等深受唯爱主义的影响，极为看重个人道德的重要性。而从人类20
世纪的政治事件来看，各种极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鼓动、激发民众对群体无限忠诚的道德感情，用道德原则来取代政治运作中的制衡和监督，并裹挟民众参与群体性政治运动，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罪恶。在这些群体性罪恶中，个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罪责，就成了事后反思的重点。空前惨痛的教训自然会促使理论家们从学理角度对个人伦理与群体政治之关系作出思考。

究竟道德与政治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才可以保障个人道德既发挥出积极作用，同时又不被政治所异化？究竟道德在政治力量面前应该怎样定位，才可以既使得政治有一定的道德基础，同时又避免极端主义政治给个人道德带来消极影响？这些问题需要从学理角度仔细回答。
二
   
人们对道德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与人们对人性、政治的看法息息相关。如果对人性和政治所能达至的作用持过于乐观的看法，往往会放大道德在政治中的效用，并注重通过道德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相反，如果对人性和政治抱过于悲观的态度，则容易贬低道德对政治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

从总体上来看，在世界几大宗教中，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在处理与政治的关系上较为成功，对世俗政治的积极影响也最为巨大。［1］【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参见丛日云著：《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在道德与政治的具体关系上，基督教内部一般都试图努力调和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是，深入考察基督教内部不同派别对政治与道德的看法，我们又会发现其中所存在的明显分歧。一般说来，基督教内部看待政治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高抬世俗政治的价值，过于美化世俗政权；第二，贬低世俗政治的意义，否认政治具有积极意义；第三，肯定世俗政治的作用，又警惕世俗政治的局限性。在这三种看待政治问题的不同思路中，基督教现实主义相对而言走了一条中间路线：不仅看重世俗政治的意义，同时又警惕世俗政治变质的可能性；不仅肯定人性中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同时又警惕人性深处的幽暗和可能出现的败坏倾向。基督教现实主义的这一双重态度，使得受到基督教现实主义影响的教派和教会在重视信仰上的灵性提升之外，又对世俗社会在诸如正义、法治、民主等问题上取得进步的可能性抱有积极心态。

基于基督教现实主义的这些特性，因此研究基督教现实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人性、道德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 
   
一般的世俗政治理论中往往也有与基督教现实主义类似的看法，这些看法通常也把政治视为一把双刃剑，既重视政治对于人类社会的不可或缺性，又警惕一些极端政治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并且，这些政治理论也普遍看重人性中所同时存在着的光明面与阴暗面，认为政治中的人性假设须洞见人性中的复杂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基督教现实主义对人性、道德与政治的看法植根在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信仰中，这与世俗政治理论中的人性预设存在着根本性区别。人性预设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前设而已，从理性论证的角度来看，其本身并不具有绝对自足性，不过基督教神学中所再三提及的人有上帝形象同时又是罪人的教义，虽然难以通过理性论证来加以证实，但是这种看法却是基督教内部认为具有真理性的洞见，具有不证自明的特性。因此，基督教现实主义与世俗政治理论中的一些类似看法，表面上大同小异，但其核心却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理论近年来受到学界的重视，梳理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自由主义理论实际上与基督教现实主义有着诸多重合之处，甚至早期的自由主义就是基督教现实主义的世俗化版本。［1］【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参考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的内容。】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已经受到学者们的一定关注［2］【近些年来，国内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涉及基督教与自由主义之间关系的有：［美］卡尔?J.
F. 弗里德里希著：《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利之译，梁治平校，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英］斯金纳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丛日云著：《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张灏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 年；刘宗坤著：《原罪与正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美］道格拉斯? F. 凯利著：《自由的崛起：16—18 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
王怡、李玉臻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英］J. H. 伯恩斯主编：《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下）, 程志敏等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于歌著：《现代化的本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法］菲利普?
内莫著：《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张竝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此外，早些年由法律学者们翻译的哈罗德? J.
伯尔曼所著《法律与革命》（贺卫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两本书也有相当内容涉及基督教对宪政的影响。】，但是基督教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还有必要进一步梳理。比如，同为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在对待世俗政治问题上的态度迥异，加尔文宗对自由主义贡献良多，而路德宗则更容易陷入对政治权威的膜拜之中，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对自由主义影响较大的流派多可以纳入基督教现实主义的范畴之中，为什么基督教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如此密切？自由主义与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存在哪些紧张关系，二者之间又有哪些分歧？通过梳理基督教现实主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以上几个问题。

在近代基督教神学史上，尼布尔是一位承前启后式的人物。尼布尔不仅是第一位明确指出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分属于不同层次的神学家，并且在对个人道德与群体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的思想家中，尼布尔的理论最为系统和深刻，对于在政治中个人道德所面临的难题，尼布尔开出的药方也最为可行。比如阿伦特对极权政治之下个人失去道德自主性和思考能力的现象有精辟论述，但对于如何避免个人沦为国家机器螺丝钉的局面，阿伦特的解决方法是很成问题的。阿伦特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归结为个人的心灵意志，这种存在主义式的政治行动观难以跳出精英主义的窠臼。相形之下，尼布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更合乎现实，他主张用正义来化解个人道德的脆弱性，这比起阿伦特存在主义式的个人意志决断更为符合常人的行为模式，也更贴近于具体的政治操作。

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也有其政治哲学意义。20
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家，无论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以赛亚? 伯林（Isaiah
Berlin），还是阿伦特，都没有认真反思自由民主背后所蕴含着的宗教因素，尽管他们中有的理论直接受到基督教的影响。［1］【比如阿伦特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奥古斯丁神学色彩，有学者认为其“平庸的恶”这一概念直接受益于奥古斯丁。对此的论述可以参见Charles
T. Mathewes 著《恶与奥古斯丁传统》（Evil and the Augustinian Tradi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尼布尔独辟蹊径，立足基督教神学家的立场，从人性、原罪的角度来论证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与基督教对民主制度的独特贡献。从神学家立场来回应形形色色挑战自由民主的理论、观点，尼布尔这一路径在神学家中十分少见。虽然尼布尔并没有撰写鸿篇巨著来捍卫其民主观，但是其回应问题的理论深度并不亚于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因此，研究基督教现实主义对于理解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也有所裨益。

基督教现实主义的源头深深地植根在基督教教义和信仰之中，但基督教现实主义在20
世纪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对人类社会产生持续的影响力，这与尼布尔筚路蓝缕的理论建设密切相关。尼布尔在人类现代社会的处境中，重新思考了基督教现实主义，其理论一方面扎根于基督教传统对人性的看法中，另一方面又结合人类社会的现代处境，对道德和政治等问题作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诠释。理论的深刻性往往孕育着巨大的现实力量，尼布尔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越出了西方学术界，甚至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尼布尔的思想。不过，对于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理论对美国和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中国学界还有一些片面的理解。学术研究是多元价值观的交流，批判也好，赞同也好，观点之间的交锋并无大碍，但在一些观点背后却存在着诸多对尼布尔理论的误解。因此，深入了解尼布尔理论产生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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