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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何谓“会馆”？按《辞海》之解释，为“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 “会”是聚会的意思，“馆”是宾客聚居的房舍，就是聚会和聚居之场所。会馆在中国出现，最初与商业有关。距今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京城长安就有外地人的邸舍，类似一种只接纳同乡人的“旅馆”，用以联络感情。东晋以后，中国黄河流域的汉人大批流徙江南，在建康等较大城市中，外地同郡同乡官员士绅，也常有聚会的固定场所。南宋时的杭州，除官绅外，还有同郡同乡商贾也参加有组织的活动。
而真正被称为“会馆”的组织，是明清时同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民间的自发性社会组织。会馆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背景。它兴起于明代，鼎盛于清代，衰微于民国。会馆的发达同科举制度和商业经济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明清以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度和人口的流动，促成了会馆的诞生和勃兴，先是绅士会馆在明初产生，到明中叶以后，商业性会馆纷纷建立。明清流动性阶层除了行商之外，移民风潮几乎席卷农、工、儒等各阶层。随着移民的经常化出现，移民性会馆到清康乾时呈现出兴盛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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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总序
引言
第一章明清会馆概述
第二章清代四川会馆
第三章四川会馆的建筑艺术特色
第四章会馆的集体象征与神灵崇拜
第五章地域文化融合之地——会馆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章清代四川会馆
　　第一节　清代四川会馆的源起
四川的同乡会馆，多数起源于明清两代。四川境内会馆之多，分布之广，会馆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列全国之前茅，这是在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总的来说，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的移民、宽松的环境和繁荣的贸易往来，是四川的会馆建筑广泛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
明清以来，外省向四川移民持续了数百年时间。先是元末明初，湖广人明玉珍入川，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大量缺少田地的农民也随之入川开垦务农，拉开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序幕；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掀起了“湖广填四川”的第一个高潮。而到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从明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宣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第五次率大军入川，从康熙十三年（1674）的“三藩之乱”到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平定叛乱，几十年时间里，整个巴蜀大地几乎都处在不断的战争之中。地方分裂势力与明朝军队作战，农民起义军与明朝军队作战，明朝军队与清军作战，农民军与清军作战，农民军内部互相争夺作战，吴三桂叛军与清军、农民军作战，加上地方土匪此起彼伏，肆虐乡里，给四川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深重的灾难。不仅如此，幸免于难的百姓此时还面临着饥饿、瘟疫、猛兽的危险。明末清初，四川虎患成灾，据《蜀龟鉴》一书记载，四川境内的猛虎“形同魑魅”，时常从屋顶而人，攫人而食，百姓为防虎患，在房屋四周围起栅栏，却仍无济于事，出门打水，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门，往往十数人手持器械前往，沿途就见到猛虎在一旁虎视眈眈。荣昌县令张懋尝主仆八人来到荣昌上任，发现城中死气沉沉，主仆四下寻找，才找到了破败不堪的衙门。此时，一群猛虎呼啸而来，只有三人侥幸从虎口逃身。当时的四川，一派“全蜀大饥，瘟疫大作，虎豹横行，乃至人自相食，赤野千里，数百里无人烟”的惨烈情景。

第二章 清代四川会馆 　　第一节　清代四川会馆的源起 四川的同乡会馆，多数起源于明清两代。四川境内会馆之多，分布之广，会馆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列全国之前茅，这是在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总的来说，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的移民、宽松的环境和繁荣的贸易往来，是四川的会馆建筑广泛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 明清以来，外省向四川移民持续了数百年时间。先是元末明初，湖广人明玉珍入川，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大量缺少田地的农民也随之入川开垦务农，拉开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序幕；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掀起了“湖广填四川”的第一个高潮。而到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从明天启元年（1621）九月四川永宁（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宣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第五次率大军入川，从康熙十三年（1674）的“三藩之乱”到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平定叛乱，几十年时间里，整个巴蜀大地几乎都处在不断的战争之中。地方分裂势力与明朝军队作战，农民起义军与明朝军队作战，明朝军队与清军作战，农民军与清军作战，农民军内部互相争夺作战，吴三桂叛军与清军、农民军作战，加上地方土匪此起彼伏，肆虐乡里，给四川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深重的灾难。不仅如此，幸免于难的百姓此时还面临着饥饿、瘟疫、猛兽的危险。明末清初，四川虎患成灾，据《蜀龟鉴》一书记载，四川境内的猛虎“形同魑魅”，时常从屋顶而人，攫人而食，百姓为防虎患，在房屋四周围起栅栏，却仍无济于事，出门打水，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门，往往十数人手持器械前往，沿途就见到猛虎在一旁虎视眈眈。荣昌县令张懋尝主仆八人来到荣昌上任，发现城中死气沉沉，主仆四下寻找，才找到了破败不堪的衙门。此时，一群猛虎呼啸而来，只有三人侥幸从虎口逃身。当时的四川，一派“全蜀大饥，瘟疫大作，虎豹横行，乃至人自相食，赤野千里，数百里无人烟”的惨烈情景。 由于连年的战乱，四川境内人烟稀疏，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据清《四川通史》记载：“蜀自唐宋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这时的重庆，“为督臣驻节之地，哀鸿稍集，然不过数百家”；“永川、璧山、铜梁、定远、安居等县，或无民无赋，城邑并湮；或哀鸿新集，百堵未就”；梁平县在宋元丰年间（1078—1085）有人口20024户，99598人，明末清初，人口锐减，仅存4585人，原有市镇久无人居，杂树成林，狗食人肉。成都则是“锦坊尽毁，花样无存”，清顺治年间，成都尚有百姓千家，到了康熙三年（1664），整个成都城仅有寥寥数百户，有时走遍几条街道，也难找到一户人家；简阳县顺治年间仅有百姓14户，乐至县稍多一点，也只有27户；顺治十八年，井研知县王配京重修已是破败不堪的县城，谁知城中早已无人居住，经过多方招集，才找到了17户百姓；更有甚者，康熙中叶，南充县城中尚无人居住，“树木成拱，野草蔽地，虎豹昼出，阒无人居”；潼川府辖八县，却“旧户不满百”；泸州领三县，也仅存三百余户。此外，从县志的记载来看，当时宜汉县“遗民数万不存一”，达县“存者百中之三四”，双流“人民存者十之一”，安岳“户不盈十”，温江32户，富顺13户，彰明县（今江油）18户。如此等等人口锐减的记录比比皆是，其情状之惨烈，可谓空前绝后，让人触目惊心。从四川全省来看，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四川册载人口在300万左右，但到了清顺治年间，人口猛烈下降，据历史学家研究和考证，一般认为清初四川人口下降的最低谷应该在50—60万左右，仅及今天四川一个中等县的人口数。 原本“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历代粮、税的重要地区，是中央政府和西南边陲的民族区域统领的连接地带，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清初四川这种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民生凋敝的状况，使清政府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形下，清康熙总结明末政事教训，遵循《四书》、《五经》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采取“宽松公正、因时制宜”的治蜀政策，并敕训入川官员“为治以安民为本”，安民成为治蜀的指导思想。为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巩固政权，清王朝下达了一系列招流返籍、特别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移定居和恢复生产的政策条例，主要有：移民开垦田亩用给为业；允许外来移民“插占为业”；入川者准其人籍，准其子弟人籍考试；开垦田亩，准其五年起科；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给垦荒和“插占为业”的农民提供农具、种子、牛种；鼓励各省官员招民入川垦荒，成绩突出者晋升奖励，等等。 在政府鼓励入川移民政策的感召之下，诸省人奉诏纷至沓来，或自行而至，成为大规模的移民，这便是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在这次大移民中，计有湖广省（行政区名，雍正初年，湖广省才分成湖北、湖南两省）、广东、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山西、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14省的移民入川。这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为历史上之空前规模，持续时间长，始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历经130余年，一直延续到嘉庆初年。持续如此长时间的移民活动，移民人口数量当然是不少的，有研究认为，先后入川的移民应该在100—200万之间，而在这期间繁衍增加的就更多了。现今的四川人多为移民的后代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专家统计，重庆有85％是清代移民的后代，成都为70％左右，山区约为50％—60％不等。清人魏源在《古微堂外集》中曾述及：明朝末年，张献忠“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人楚，楚人人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从移民的组成来看，有奉旨人蜀垦荒的，有逃荒人蜀的，经商人蜀的，起事、从军人蜀的，还有宦游、从教、行医人蜀的等等。大量的移民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活动。郭沫若先生曾在《我的童年》中有这样的描述：“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在那样广大的地面，因而空出了许多吃饭的地方来，在四川以外，尤其是以人满为患的东南，便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移民运动向西发展。现在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是些外省去的移民。”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载，当时直接入川的移民约有100万人，大量的外省移民使四川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从此也初步奠定了川地的主要社会特征。 入川移民中湖广籍人数最多，一般认为约占全部移民数量的一半以上，故俗称“湖广填四川”。其中川东地区，即现在的重庆一带，湖广移民的比例最高，超过70％。各地县志对这次移民活动和移民原籍地多有记载，如： 民国《巴县志》记载，“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什九皆湖广人”。 同治《万县志》记载，“占籍者湖广麻城为最多”。 光绪《铜梁县志》记载，“土著者百之一，楚、黔两省人最多，亦有闽、粤、江右来者”。 民国《涪州志》记载，“自楚迁来者十之六七”。 同治《璧山县志》记载，“国初招徕复业者十分之一、二，余皆楚、粤、黔、闽人”。 光绪《江津县乡土志》记载，“自前明以及国初由福建、湖广、广东、浙江、江西、江苏、河南、云贵、陕西接踵而来者不一，其人论其族邻，两湖闽粤为最多，其余皆次之”。 在川西平原及广大的川北、川中、川南各地，也是湖广籍的移民数量占多数，其他各省籍的移民分布较广。民国《金堂县续志》记载：“自献贼乱蜀，本境遭祸尤惨，……（人清后）本境人民多自他省迁来者，细别之仍不下十余省，然以楚籍占多数，兹用下分法以说明之，楚省籍约占百分之三十七，粤省籍约占百分之二十八，闽省籍约占百分之一十五，其余各省籍约共占百分之二十。” 《郫县乡土志》记载：“郫自明季遭献贼革杀之后，土著之民靡有孑遗，如孙村、范村、刘村等，皆因其旧姓而名之，而户口则甚寥寥。自国初插占，多广东、湖广之民。其他若以山西、陕西、福建、江西人籍者，不过十分之一。” 民国《巴中县志》记载，“土著仅十之一二，其来自楚粤闽赣者，则十之八，名为客籍”。 民国《苍溪县志》记载，“楚、陕、闽、粤等籍插土为业居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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