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与立的双重变奏—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

本文以“改造与重建”为主线，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在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解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文本，剖析实践个案，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道德秩序建设理论与实践进行客观的评述与总结。

第1章 乡村道德秩序演进的动力
1.4 文化动力：构建现代理性的惯性冲动
现代理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会有不同的界说和概括。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人们不再把神(无论是自然还是宗教神)当作解释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与逻辑起点，而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将人的主体性置于一切迷信与蒙昧之上，把自然和自我都放在科学与逻辑的分析框架内进行分析和论证。除此之外，不承认现实世界之上的超自然的存在，更不承认这种超自然存在对人的灵魂与命运的掌控与主宰。显然，这种认识是在人对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存在与发展规律有了充分的发展之后，才能在解释自然和自我的知识积累上有比较充分的把握，从而与神或蒙昧意识进行斗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现代理性奉行的是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模式，即社会组织的原则是以个人为社会关系的价值主体，每个主体在社会关系的原始起点上都是平等的。这是建立在近代哲学基础之上，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置于一个平等地位看待的理论。由这一理论基础导出了每个人都在自然与社会中担负着同样权利与义务的主体的平等自由观与人道主义社会观。因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理性，就是坚持以平等、自由与人道的价值基础，来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关系和运作机制。它不承认任何人有超越、替代与剥夺他人在社会上的权力，要求任何个体权利的转移，都必须经过社会认可的程序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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