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3辑）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星丛中，有一颗星闪烁得很快乐，很诡异，也很严肃。他快乐，因为他在不断地揶揄着当代布尔乔亚世界中人们追逐那个永远不可企及的剩余快感的执着，嘲笑着那个崇高对象的飘渺性。他是个患有“症候瘾”的导游，在我们熟视无睹的经验生活和文化“景点”中，他不断地捡拾那些“空白”：在我们打开可口可乐瓶盖的刹那间，他帮我们发现从里面“蒸发”出来的那个“对象a”；在资本主义用牙膏上“30％免费赠送”的广告忽悠大众时，他也以“想割下白送的30％放入自己的口袋”的机灵鬼方式，替大众反忽悠了资本主义一把。他诡异，因为他在希区柯克、大卫·林奇、塔可夫斯基等大师导演的电影和一段段难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中，例证着他对艰涩的晚期拉康哲学的消化和转译，敷陈着他对“实在界”、“创伤性内核”、“凝视”等等概念逻辑的新颖论证。他又非常严肃，他在电梯里发现了关门按钮给人的只是认为自己行为富有成效的“误认”，然而他却在这里偷窥到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真理：公民的政治参与只是在政党政治的饕餮大餐之后捡拾些残羹冷炙充饥，指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整体的易碎性。

目　　录

斯拉沃热·齐泽克首次访华演讲专辑
　弗洛伊德—拉康
　资本主义的界限
　“资本主义的界限”现场演讲
　意识形态的家族神话
　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教养
　被假设为相信的主体
斯拉沃热·齐泽克南大之行系列访谈录
　“第二次天真”的眼睛
　“我并非愤世嫉俗，我只是天真”
　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我没有理想化中国”
　怪才齐泽克：究竟还有什么话题不能拿来耍？
列宁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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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继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黑名单》（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罗列共产主义罪状之后，2005年出版的《精神分析黑名单》（Catherine Meyer，Le Tivre noir de ta psychana Tyse）罗列了精神分析的所有理论错误和临床骗局。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至少能够让大家看到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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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拉康[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弗洛伊德还活着！
近年来，有了新一波的胜利欢呼，说精神分析如何死了：随着脑科学的新进展，它最终被遣送到它早就该去的地方——探索潜藏意义的前科学的、蒙昧主义的杂物间，与宗教忏悔和圆梦者为伍。如Todd Dufrene所言，人类思想史上没有比它的本质主义更大谬不然的人物了——也许有人会加一句，“马克思除外”。不出所料，继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黑名单》（％P Black Book of Communism）罗列共产主义罪状之后，2005年出版的《精神分析黑名单））（Catherine Meyer，Le livre noir de la psychanal—yse）罗列了精神分析的所有理论错误和临床骗局。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至少能够让大家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牢不可破的深刻联系。
这样的讣告多少还有点意义。一个世纪之前，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列为对人类的三次连续打击之一，他称之为三种“自恋症”。首先，哥白尼斯拉沃热•齐泽克首次访华演讲专辑一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运行，使得人类不再处于宇宙的中心位置。然后，达尔文证明我们起源于盲目的进化，因此剥夺了我们“万物之灵”的特权。最终。弗洛伊德揭示了无意识在心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于是我们的“自我”其至不是此身心的主宰。今天，一百年过去了，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最近的科学突破似乎又为这个打击人类的连续剧添上了新的一集——我们的心智本身不过是一种数据处理的计算机器而已，我们的自由感和自律感都仅仅是机器“用户的幻觉”……结果，在今天的脑科学看来，精神分析不但不是颠覆性的，反而属于处在新近被打击的威胁之下的传统人文主义。
那么，精神分析在今天真的过时了吗？在三个互相交错的层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
（1）科学知识的层面，关于人类心智的认知——神经生物学模型似乎推翻了弗洛伊德的模型；
（2）临床精神病学的层面，精神分析治疗在化学疗法和行为疗法面前很快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3）社会语境的层面，压抑个体性欲的社会图景和社会规范已经不复存在，已经不再有效，享乐主义的宽容在今天占据了压倒性地位。
然而，对于精神分析来说，追悼会也许开得太匆促了，好比是在悼念一位还能活好多年的病人。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似是而非，人们应该坚信，只有在今天，精神分析的日子才刚刚到，弗洛伊德最关键的洞见才体现了其全部价值。

弗洛伊德—拉康[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弗洛伊德还活着！ 近年来，有了新一波的胜利欢呼，说精神分析如何死了：随着脑科学的新进展，它最终被遣送到它早就该去的地方——探索潜藏意义的前科学的、蒙昧主义的杂物间，与宗教忏悔和圆梦者为伍。如Todd Dufrene所言，人类思想史上没有比它的本质主义更大谬不然的人物了——也许有人会加一句，“马克思除外”。不出所料，继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黑名单》（％P Black Book of Communism）罗列共产主义罪状之后，2005年出版的《精神分析黑名单））（Catherine Meyer，Le livre noir de la psychanal—yse）罗列了精神分析的所有理论错误和临床骗局。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至少能够让大家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之间牢不可破的深刻联系。 这样的讣告多少还有点意义。一个世纪之前，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列为对人类的三次连续打击之一，他称之为三种“自恋症”。首先，哥白尼斯拉沃热•齐泽克首次访华演讲专辑一证明地球绕着太阳运行，使得人类不再处于宇宙的中心位置。然后，达尔文证明我们起源于盲目的进化，因此剥夺了我们“万物之灵”的特权。最终。弗洛伊德揭示了无意识在心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于是我们的“自我”其至不是此身心的主宰。今天，一百年过去了，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最近的科学突破似乎又为这个打击人类的连续剧添上了新的一集——我们的心智本身不过是一种数据处理的计算机器而已，我们的自由感和自律感都仅仅是机器“用户的幻觉”……结果，在今天的脑科学看来，精神分析不但不是颠覆性的，反而属于处在新近被打击的威胁之下的传统人文主义。 那么，精神分析在今天真的过时了吗？在三个互相交错的层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 （1）科学知识的层面，关于人类心智的认知——神经生物学模型似乎推翻了弗洛伊德的模型； （2）临床精神病学的层面，精神分析治疗在化学疗法和行为疗法面前很快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3）社会语境的层面，压抑个体性欲的社会图景和社会规范已经不复存在，已经不再有效，享乐主义的宽容在今天占据了压倒性地位。 然而，对于精神分析来说，追悼会也许开得太匆促了，好比是在悼念一位还能活好多年的病人。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似是而非，人们应该坚信，只有在今天，精神分析的日子才刚刚到，弗洛伊德最关键的洞见才体现了其全部价值。 今天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的常见论题之一，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可悲的年代，儿童缺少牢固的束缚或压抑。这一匮乏令他们沮丧，驱使他们从一个过量物到另一个过量物。唯有某个象征性权威建立起来的牢固束缚才能成为稳定和满足的保证——通过违反禁忌、打破束缚，带来了真正的满足。为了说明无意识的否认功能，弗洛伊德提及他的病人对自己梦到的陌生女人的反应：“不管我梦里的女人是谁，反正我知道她不是我妈妈。”这是一个清晰的反证，弗洛伊德认为那个女人正是他的妈妈。今天，病人对这样的梦的典型反应会是这样：“不管我梦里的女人是谁，反正我肯定她和我妈妈有关系。” 传统上，精神分析期望让病人克服那些阻止他获得正常性满足的障碍：如果你不能“得到它”，去找分析师，他会让你摆脱压抑……然而，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听到的是不同版本的命令“享乐！”，从直接的性快感到职业成就或精神的焕发，所以我们应当更激进一些：今天的精神分析是允许你不享乐的唯一话语——不是“不允许享乐”即“禁止享乐”，而是让你释放享乐的压力。 要说清楚精神分析阐释的这种悖论性作用，莫过于梦了。如果我们问一个教育程度一般的人，什么是弗洛伊德的梦的理论之核心，他或许会说，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梦是做梦者的一些被禁止的无意识欲望的幻想性实现，这样的欲望往往跟性有关。好，让我们记住这个定义，然后打开《梦的解析》一书的开头，弗洛伊德详细地解释了他自己关于“伊玛打针”的梦——有理由相信弗洛伊德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仔细地挑选了适当的例子来介绍他的梦的理论。可是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第一个惊讶：弗洛伊德对这个梦的解释让我们忍不住想起古老的苏联广播笑话（“拉宾诺维奇买的彩票中了一辆新轿车吗？”“原则上是这样，他中了。只不过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不是新车是旧车，他也没有赢得这辆车，而是被偷了一辆车！”）：梦是做梦者的无意识性欲望的实现吗？原则上是这样。只不过弗洛伊德挑选来证明他的梦的理论的这个梦既不是性的也不是无意识的，而且，它不是他自己的…… “伊玛打针”这个梦开始是弗洛伊德和他的病人伊玛谈话，说治疗失败的原因是注射感染；在谈话过程中，弗洛伊德靠近她，捧着她的脸并检查她的喉咙，看到许多白斑组成的可怕景象。在这样难以忍受的恐怖之际，梦开始变味儿了，恐怖突然变成了喜剧：弗洛伊德的朋友，三个医生出场了，他们说着可笑的假医学术语，列举出种种（互相矛盾的）理由来说明伊玛因注射而中毒感染不是任何人的错（事实上并没有注射，针筒是干净的……）。所以，梦的欲望，其中叙述的“潜在思想”既不是性的也不是无意识的，而是弗洛伊德想要（完全是意识的）忘记他治疗伊玛失败的责任。那么，这怎么能够说明梦表达的欲望是性的和无意识的呢？ 在这里，应当注意到关键的区别：梦的无意识欲望不是移置、转译为“梦的潜在思想”，而是铭写在潜在思想“扭曲为”梦的外在纹理的“变形”之中的无意识欲望。在梦的工作（Traumarbeit）中有一种悖论：我们想要去除压迫我们、扰乱我们的某种思想，但我们完全意识到它，因此我们扭曲它，把它转译为梦的象形文字——然而恰恰是由于梦思的这一变形，另一个更为根本的欲望写进了梦中，而这个欲望就是无意识的和性的。 人们还应该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们到底为啥做梦呢？弗洛伊德只是简单地给出了一个不实的回答：梦最终的功能是让做梦者继续睡眠。这通常用于解释在我们醒来之前刚刚做的梦，一些外部的干扰（噪声）使我们可能醒来。这时，睡眠者很快想象（在梦的伪装中）出一种将外部刺激囊括进去的状况，以便再多睡一会儿；如果外部信号过强，他最终醒了……但是，事情就这么简单？《梦的解析》中还有另外一个醒来的梦，一位疲倦的父亲为死去的小儿子守灵，结果睡着了，梦见他的儿子浑身着火，走近他，用令人害怕的语调指责他：“父亲，你没看到我在燃烧么？”很快，父亲醒来了，发现蜡烛倒了，他死去的孩子的肩膀已经着火了——他睡着时候闻到的烟味儿被整合进“烧着的儿子”的梦中，使他得以延续睡眠。那么，父亲醒来是不是因为外部刺激（烟）太强烈了，以致于梦境无法限制它呢？表面现象难道不是这样：父亲起先做梦来延续睡眠，也就是避免不愉快的醒来；但是，他在梦里遇见的东西——灼人的问题，儿子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对他的指责——比外部现实更无法忍受，所以父亲醒了，逃避到外部现实之中——为什么呢？为了继续做梦，为了逃避由他自己对儿子的悲惨死亡的罪疚感带来的难以忍受的创伤。 为了充分估量这一悖论，人们应当把这个梦同“伊玛打针”的梦比较一下。在两个梦里，都有创伤性的遭遇（看见伊玛喉咙里的肉；儿子烧着了的形象）；可是在第二个梦里，做梦者在这一时刻醒来，而在第一个梦里，恐怖被职业遁词的无意义景象所代替。这一对比向我们提供了梦的理论的最终核心：第二个梦中的醒来（父亲醒来进人现实是为了逃避梦中的恐怖）和第一个梦中的突然转入喜剧、转入三个医生之间的可笑交流，其功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现实恰恰具有这样一种无意义交流的结构，使得我们能够免于同真实的创伤相遇。 阿多诺已经说过，纳粹的著名口号“德国醒来！”实际上的意思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它许诺一旦你响应号召，你就能够继续沉睡做梦（即免于面对社会对抗的真实）。我们在梦里遇到的创伤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外部的社会）现实更真实。列维（Primo Levi）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歌，叙述了对集中营生涯的创伤记忆的宿命。在诗歌的第一小节，他在集中营里面，睡着了，梦见自己回家了，边吃着饭边给他的亲戚讲述他的遭遇，突然，他被波兰警察的一声棒喝“Wstawac！”（“起来！起床！”）吵醒了。在诗歌的第二小节，他在家里，战争结束了，解放了；他坐在桌边，吃饱了，给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忽然，他的脑子里闪过一击棒喝“Wstawac！”…… 这儿的关键当然是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在两小节诗句当中的颠倒：两者的内容在表面上看来是一样的——坐在家里、吃东西和讲述经历的愉快场景突然被横插进来的“起来！”的命令打破了；可是，在第一节里，甜美的梦被现实中的起床命令粗暴地打断了，而在第二节里，愉快的社会现实是被幻觉的（毋宁说是想象的）粗暴叫喊所打断的。这一颠倒提供了强迫重复症（Wiederholungszwang）之谜：为什么主体仍然摆脱不了野蛮的叫喊“Wstawac！”的纠缠，这一命令为什么还能够重复出现？如果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是外部现实的介入打搅了梦境，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打破社会现实的平滑功能的，就是创伤性的“真实”（Real）。如果把弗洛伊德的第二个梦稍稍改动一下，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梦见自己的儿子，父亲未能把他从焚尸炉中救出，死后纠缠着他，指责他：“Vater，siehst du nicht dass ich verbrenne？”（父亲，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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