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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洋古典学研究海国图志系列第七辑
　　以古典文本入手，探讨当下议题。以史观今，以外观内。

内容简介

　　“海国图志”第七辑为《海权、革命与现代的诞生》，其“研究”专栏主题特选刊对与培根《新大西岛》及英国内战与现代性崛起的精彩研究作品。“国民阅读”栏目刊登乔治·凯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可一窥古人博览西学的捷径。“藏书”栏目亦呈献多篇妙趣横生的小品文，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林国基，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西洋政治哲学与古典文史学研究者，发表相关专著与论文数十种。
王恒，法学博士，长于古希腊和近代政治法律思想研究，现任职于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海国图志系列创刊五年来，以迻译和研读西学经典为宗旨，潜心研习西洋古典历史及政治思想，出版翻译数十部较高水准的研究作品。

目　　录

研究
林国基海权大战略：培根的《新大西岛》
林国荣 1640年代英国内战与现代性的崛起
戴鹏飞柏克的“自由圣殿”

藏书
希罗多德《历史》| 尤西比乌《教会史》| 斯宾诺莎《书信集》

斯文
肖厚国作为邦联的古希腊近邻同盟

专稿
高全喜论革命的法理学

国民阅读
郑凡遏制战略与美国的外交传统
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海权大战略：培根的《新大西岛》
在欧洲历史上，直至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之前，英国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化外之邦，它不松不紧地依附于罗马天主教这一庞杂的帝国体制。由于英吉利海峡这一地理的阻隔，充其量它只算得上是天主教会这一有机体的最末端，却一直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既享其荣耀，也受其束缚。然而，伴随着文艺复兴对异教智识传统的复兴，新教改革对罗马天主教体制的挑战，以及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经历着一场痛苦的蜕变过程，大一统的天主教体系即将崩解，一个新时代呼之欲出。
海权大战略：培根的《新大西岛》研究在这个亟需立法的时代，英国可谓占尽了天时和地利之便。欧洲大陆被紧紧地束缚在原来的体制之上，一代代英雄俊杰在原有的体制范围之内苦苦挣扎，白白浪费自己的激情和才智，最终却一无所获。但由于地理的阻隔，英国这个欧洲的边陲国家却可以抛开欧洲历史的包袱，另辟蹊径，重开新局，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在地理上，英国本来就是一个与欧洲大陆相对隔绝的海岛国家，无论是异教罗马帝国时代，还是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它都是帝国秩序的末梢和统治的软肋。等到原来的帝国秩序崩解，大一统的精神、信仰和法权崩解为碎片，这一地缘的事实和力量一再顽强地从帝国的统治废墟中伸展出来，寻求着其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终于来到。16世纪发生的两件大事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命运，第一件事就是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世界的决裂，另一件事是随后的伊丽莎白女王率英国海军打败天主教强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两件事使英国朝野发生了极大的智识和制度上的震荡，这个岛国再也没有恢复过平静，从此深深地卷入全球事务当中，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殖民地拓殖和全球贸易以及立宪体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海权帝国。
从天主教这一庞大的法权和帝国体系中脱离出来，英国顿时成了欧洲大家庭的孤儿，但这也使其民族自尊心和争胜心空前高涨，如何在欧洲乃至世界中重新自我定位，甚至承担与欧陆的罗马天主教世界迥然不同的全球性使命，成为英国精英阶层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培根的“新大西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那个时代，由于英国需要在精神、智识和制度层面上重新定位和立法，像培根的“新大西岛”这样带有宏大立法意图的乌托邦经典可谓是层出不穷，如莫尔（St.ThomasMore）的“乌托邦”（Utopia）、哈灵顿（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a）、霍布斯（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杰出之士提供的文化—政治修辞和立法蓝图中，培根的“新大西岛”最为雄心勃勃，也最为神秘难解。
一、新时代的先知及其神秘预言

海权大战略：培根的《新大西岛》
 
在欧洲历史上，直至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之前，英国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化外之邦，它不松不紧地依附于罗马天主教这一庞杂的帝国体制。由于英吉利海峡这一地理的阻隔，充其量它只算得上是天主教会这一有机体的最末端，却一直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既享其荣耀，也受其束缚。然而，伴随着文艺复兴对异教智识传统的复兴，新教改革对罗马天主教体制的挑战，以及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经历着一场痛苦的蜕变过程，大一统的天主教体系即将崩解，一个新时代呼之欲出。

海权大战略：培根的《新大西岛》研究在这个亟需立法的时代，英国可谓占尽了天时和地利之便。欧洲大陆被紧紧地束缚在原来的体制之上，一代代英雄俊杰在原有的体制范围之内苦苦挣扎，白白浪费自己的激情和才智，最终却一无所获。但由于地理的阻隔，英国这个欧洲的边陲国家却可以抛开欧洲历史的包袱，另辟蹊径，重开新局，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在地理上，英国本来就是一个与欧洲大陆相对隔绝的海岛国家，无论是异教罗马帝国时代，还是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它都是帝国秩序的末梢和统治的软肋。等到原来的帝国秩序崩解，大一统的精神、信仰和法权崩解为碎片，这一地缘的事实和力量一再顽强地从帝国的统治废墟中伸展出来，寻求着其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终于来到。16世纪发生的两件大事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命运，第一件事就是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世界的决裂，另一件事是随后的伊丽莎白女王率英国海军打败天主教强国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两件事使英国朝野发生了极大的智识和制度上的震荡，这个岛国再也没有恢复过平静，从此深深地卷入全球事务当中，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殖民地拓殖和全球贸易以及立宪体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海权帝国。

从天主教这一庞大的法权和帝国体系中脱离出来，英国顿时成了欧洲大家庭的孤儿，但这也使其民族自尊心和争胜心空前高涨，如何在欧洲乃至世界中重新自我定位，甚至承担与欧陆的罗马天主教世界迥然不同的全球性使命，成为英国精英阶层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培根的“新大西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那个时代，由于英国需要在精神、智识和制度层面上重新定位和立法，像培根的“新大西岛”这样带有宏大立法意图的乌托邦经典可谓是层出不穷，如莫尔（St.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哈灵顿（Harrington）的“大洋国”（Oceana）、霍布斯（Hobbes）的“利维坦”（Leviathan）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杰出之士提供的文化—政治修辞和立法蓝图中，培根的“新大西岛”最为雄心勃勃，也最为神秘难解。

一、新时代的先知及其神秘预言 
培根的《新大西岛》（The
New-Atlantis）是其生前写就的最后一篇文字，也是关于新时代的神秘预言。然而，正如培根所观察到的，但凡预言都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所有的预言往往是不合时宜之辞，远远超出了时代所能理解和容忍的限度；还有一些预言则出自一些图谋不轨、惟恐天下不乱之辈的毫无根据的伪造，纯属恶意。此类假先知所散布的假预言“曾酿成许多祸害”，为此“各国曾立了许多严厉的法律以禁止它们”。在培根看来，所有之预言“仅仅应当为冬夜向火时谈天的资料”，一旦流传或故意散布开来，对社会和政治秩序势必有极大的危险性。

在其“论预言”（“Of
Prophecies”）这一短章中，培根对他所说的具有极大危险性的预言是这么定义的：“此处所欲说者既不是神灵的启示，也不是异教的谶语，也不是天然的朕兆，而仅仅是关于有凭有据，而所言之事缘由不明的预言。”根据培根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说法，促使他撰写《新大西岛》的契机正是历史上曾经流传于世的两个预言：它们都“有凭有据”，而所言之事却“缘由不明”。其一出自罗马帝国时代尼禄皇帝的老师塞涅卡（Seneca）的一首诗，其二来自柏拉图（Plato）的对话。塞涅卡的诗是这样说的：
——后世将有一时 
海洋将解开天然的束缚， 
有一片大陆将开放呈露， 
提夫斯将发现新的世界， 
土勒将不再为地极之国。

据培根的解读，这首诗“好像是关于美洲之发现的一种预言”。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培根再一次提到塞涅卡的这首诗，并将其与柏拉图两篇对话中关于大西岛的传说联系起来，从而向读者提供了他撰写《新大西岛》的最初灵感：

约略的推测和恍惚的古语常常会变为预言；而人类喜欢预测将来的天性使他们以为把实际上他们所推测的事情作为一种预告是一种没有什么危险的举动。塞涅卡的诗句就是如此。因为在当时已经显然可见，地球在大西洋之西还有很大的地方，这些地方不一定是一片汪洋。在这种理论之上再加上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和《大西岛篇》中的传说，就可以鼓励人，使人把这种说法改成一种预言了。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新大西岛》的最初灵感出自以上所引的塞涅卡的诗，以及柏拉图两篇对话中关于大西岛的传说，它们都是“有凭有据”、但所言之事又“缘由不明的预言”。尤其是，培根重写了柏拉图关于旧大西岛的传说，并在此基础上虚构了一个新大西岛，从而使两者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柏拉图笔下的旧大西岛虽然盛极一时，但逐渐腐化堕落并陷入不正义状态，最终没能逃脱政体兴亡律的轮回报应，它遭受天谴，在地震和海啸中沉没；而培根的“新”大西岛似乎是吸取了旧大西岛的教训，它既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又有纯良的风俗、虔诚的信仰、贤明的立法以及强大的科技力量，这一切都使其能够征服种种“运气和强力”(accident
and
force)的打击，从而成为按约而治的永恒的上帝国，维持长久的和平与繁荣而不坠。在《新大西岛》中，培根旨在传递某种关于新时代的预言，在其所身处的那个黑暗时代，其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使人们相信未来的时代是光明的，值得期盼的。尽管如此，培根深知，这种对新时代的预言必将与旧欧洲所处的那个黑暗时代相冲撞，从而为自己以及社会带来极大的震荡和危险。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新大西岛》在其生前并没有公之于众，死后才由其牧师兼秘书罗利（Rawley）先生整理发表，而且，也许是故意布下迷魂阵，编者声称它是一篇没有写完的作品，而且视其为自然史的范畴，并将其编入一部自然史著作的后面，可谓煞费苦心。

至于培根的这部作品是否未竟之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说它是未竟之作，或许因为其结尾部分略显突然，就如柏拉图关于大西岛的《克里提亚斯篇》（Critias）的结尾一样戛然而止，读者甚至都弄不清楚柏拉图所记述的那个旧大西岛是如何受到诸神议事会的判罚。在柏拉图那里，《克里提亚斯篇》毫无疑问非常不完整，但未必是故意为之，但在培根那里，《新大西岛》的略显突兀的结尾却是故意为之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未必不是完整的。在短短三万来字的篇幅中，《新大西岛》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表达了一个清晰的意图，结尾虽然略显突然，但意味深长。至于《新大西岛》是否如其最早的编者和出版者罗利先生所言应该归于自然史的范畴，恐怕并不需要多加争论就能廓清这一问题。笔者相信，编者罗利之所以将其编入培根的自然史作品中，很可能是一种出自审慎的障眼法，并非如某些自作聪明的论者所言，好像培根的这位秘书兼私人牧师不谙培根的意图。

培根这部预言性的乌托邦作品是大航海时代的典型产物，它以航海游记（Travelogue）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既激发着人类的想像力，也挑动着人类的野心。这类游记或是纪实性的，或是虚拟性的，或是两者的巧妙结合，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无不立意深刻，发人深思，具有强烈的立法（lawgiving）意图和建国（founding）雄心。《新大西岛》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宏伟的立法意图的乌托邦游记，它关注的并非所谓自然史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的命运问题，道德、法律和政治基础的重建问题，具体说，就是如何构建一个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建立在海洋基础之上的帝国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的开端即笼罩在浓厚的《旧约?创世记》(Genesis)氛围中，一群不明国籍和身份的航海者身处大洋深处，迷失了方向，没有了补给，周围一片汪洋，混沌而凶险。于是，他们“向上帝祷告，祈求‘在深海中显现奇迹’，怜悯我们，像他在开辟鸿蒙的时候把天下的水聚在一处露出陆地一样，也给我们一块陆地，使我们免遭死亡”。这种来自《旧约?创世记》的氛围和基调决定了整部作品的意图，那就是发现一块新大陆，为其订立新法，从而为世界创造一个新的开端（genesis）。在神意的指引下，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块广袤的陆地，它起初笼罩在幽暗神秘的氛围中，但逐渐向欧洲的陌生人袒露出自己的真实容颜。

这群来自欧洲这个旧世界的外邦人对新大西岛的了解和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大体说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们作为遇险的海上难民被分配到岛上的“外邦人驿馆”临时停留，以救治伤病员并补充给养。在此停留期间，“外邦人驿馆”的馆长向他们有保留地介绍了新大西岛历史上的几个主要事件，以下是其简要的编年史：三千年前的大航海时代，这个岛国在一个伟大国王阿尔宾特的领导下击败了大西岛人的进犯；一千九百年前，一位伟大犹太立法者所罗蒙那王（King
Solomena）为这个岛国创立了一套“根本法”（the fundamental
law），从而确保了这个岛国的永久和平与繁荣；最后，在基督耶稣升天后不久，这个岛国借助一次奇妙的神迹皈依了基督教，新大西岛成为一个宗教宽容、和谐正义、开明人道的幸福之邦。第二个阶段记述了外邦人亲身经历的一次当地活动，即“宴会”，它是存留在这个岛国中的一个非常普遍和隆重的风俗，这个风俗揭示了新大西岛人的纯良风俗、自然德性以及优越的自治习惯。第三个阶段讲的是外邦人无意中与岛上的一个精通律法的犹太人的交往，这位犹太人对新大西岛的历史渊源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揭示了这个国家的最隐秘的一面。据称，这个当地人叫做“本色列”（Bensalem）的国度，其国民属于犹太人的后裔，这个国家是上帝的无比圣洁的新选民（chosen
people），它有着远远高出欧洲的道德标准和神圣使命。第四阶段，在那位犹太人的引介下，岛上最神秘崇高的一个机构“所罗门宫”(Solomon’s
House)的元老接见了外邦人的代表，并向其最大限度地揭开了“所罗门宫”的神秘面纱——它的目的、措施和设备，其成员所担负的工作和任务，以及他们所遵守的法令和仪式，至此，整部作品进入了最后的高潮，却戛然而止，如柏拉图的《克里提亚斯篇》。在这部立意高远、颇显神秘的作品中，培根为英国人提供了一个理想中的政治规划和蓝图，是培根的“理想国”，具有雄心勃勃、无比宏大的立法意图。

培根生前位高权重，极有影响，其所言所行都颇受关注。很可能是出自审慎的考虑，培根在这部作品中自觉遵从了隐秘写作（esoteric
writing）的方式，以掩盖其真实的意图，并减弱这部预言性作品的爆炸性效果。对这部“有凭有据”的预言性作品，要想窥其堂奥，其解释必须依据文本，从中找出明确的事实和根据，并据此构建其历史语境，尝试确立作者的意图，然后，再按此线索进一步发掘文本中隐含的事实和根据，在此基础上作大胆合理的推论。如果说这部作品可称作“培根密码”（Bacon’s
Code）的话，为了破解这部作品，推理和想像力应该并重，但两者都应该建立在文本提供的明确无误的事实根据之上，不宜进行过度解释和推论。

二、大西岛：一个失败的海权帝国 
毋庸讳言，培根的《新大西岛》对应于柏拉图对话中所记述的旧大西岛。在培根的时代，创新和复古是以相互交织的复杂方式纠缠在一起的，复古是为了创新，创新未必是为了复古，至少，这是英国文艺复兴的整体旨趣。为了证明这一点，当务之急我们要弄清楚柏拉图关于大西岛的传说，然后，我们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培根对柏拉图的大西岛的修正和补充。

柏拉图关于大西岛的记述最早出现于他的对话《蒂迈欧篇》中，紧接着又出现于他其后的一篇对话《克里提亚斯篇》中。在《蒂迈欧篇》中，大西岛话题出现在对话的开始部分，由雅典贵族克里提亚斯讲述。据这篇对话中的组织者苏格拉底称，大西岛故事的讲述者克里提亚斯和这篇对话中的其他参与者蒂迈欧和赫莫克拉底一样，是“惟一适宜同时参与政治与哲学”沉思的人，无论天赋还是教养，都堪称完美。显然，这是柏拉图的精心安排，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其在前一天对话中所提出的那个理想政体不仅在静止状态中是完美的，而且在战争状态的剧烈运动中同样堪称完美。也就是说，他将检验和证明，他的理想国不光在言辞中是完美的，而且在历史行动中也能胜任诸如战争这样的伟大功业。为此，柏拉图不再借助“虚拟的”想像和哲学思辨，而是求助于“真实的”历史传说。在这一历史叙述中，他将其理想政体置于一场空前严峻的战争之中，从事战争的双方为雅典和大西岛。

在柏拉图的这篇对话中，大西岛位于大西洋中，处于希腊人所称的“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外缘，似乎与今日之英伦三岛相仿。它是一个强大的海权帝国，野心勃勃，恃强凌弱，企图侵略和征服地中海周边的欧亚两洲，波塞冬(Poseidon)是其保护神；而雅典当时似乎是一个陆权政体，农业是其实力的基础，其政体就如在前一天对话中苏格拉底所勾画的那样，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理想国，雅典娜（Athena）是其保护神，她以军功、智慧、德行和正义而著称。在这场冲突中，雅典展示了自己的美德和实力，以弱胜强，击败了大西岛，拯救了欧罗巴和亚细亚，成为人类的救主。但在一场可怕的地震中，雅典被大地吞噬，大西岛沉入大海，原因不明。这个对话接下来就转入了其他话题，大西岛与雅典之间的战争似乎是一个引子，虽然并非无关痛痒。

紧接着《蒂迈欧篇》的下一篇对话是《克里提亚斯篇》。在这篇对话里，柏拉图似乎是准备进一步集中处理大西岛这一题材，但很显然，他没有完成这部对话，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在诸神议事会中宙斯加诸大西岛的完整判词。《克里提亚斯篇》告诉我们，远古的时候，是诸神统治着世界，他们通过抽签分得各自的领地，分而治之。他们拥有不同的个性和技艺，并分别将自己的禀赋和性情赋予其所统辖的民族，使其打上诸神各自的烙印。雅典的保护神是赫淮斯托斯和雅典娜兄妹俩，他们喜爱智慧和技艺，尤其擅长战争和统治的技艺，正义君临一切。而大西岛的保护神则是海神波塞冬，它是一个强大的海权帝国，却遭受着财富、贪欲和野心的折磨和噬咬，众神之王宙斯看到这个光荣的种族竟然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召集诸神议事会准备对这个处于生灭世界上的民族进行审判和惩罚。我们来不及得知宙斯的判词，这篇对话就戛然而止。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把大西岛与雅典的冲突确定在九千年前。当时的雅典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土地松软肥沃，农业和畜牧是其主要的营生。雅典人勤劳、善良、正直，恪守法律和风俗，是一个“正义的共同体”，受着神的眷顾和护佑。那时的古雅典就是柏拉图苦心孤诣描绘的“理想国”，它是一个古老而自然的陆地性政体。古雅典的此段美好往事在柏拉图时代的雅典人那里之所以湮没无闻，是因为人类的记忆和智识积累不断被诸如水（大洪水）和火（地震）这种冷酷的自然元素打断，不得不重新开始自己的历史和社会进程。柏拉图似乎在暗示，古雅典的政体尽管是正义的，是一个“理想国”，却不可避免地遭受运气和强力的破坏，自然灾害和战争经常打断其社会进程的自然演变，不得不进入新一轮的循环。就连其关于古代的历史记忆也经常被打断和抹去，而惟一保持这段九千年前的历史记忆的却是异国他乡的埃及，但这同样是拜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一运气因素之赐。据柏拉图笔下的讲述者克里提亚斯说，九千年来，周期性的洪水泛滥使希腊世界曾经拥有的优越自然条件荡然无存，松软肥沃的土壤在一次次的洪水冲刷之下不断地流失，雅典像是一个久病不起的人一样，只剩下一副干枯的骨骼，贫瘠愁苦。在此，柏拉图很可能是在借古讽今，暗示他那个时代的雅典人由于自然条件变得恶劣，不得不向大海讨要生存的手段，他们发明各种实用的技艺，进行商业贸易，甚至从事海盗这个行当，这使古雅典那种深植于土地之中的和谐、正义和各种德性丢失殆尽，再加上缺乏以土地为基础的强大且有美德的政治领袖阶层，雅典的民主制变得群龙无首，官贪民刁，混乱无序。

相比之下，海神波塞冬领有的大西岛也同样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那里沃野千里，风调雨顺，受着神的护佑。其立国之初，与当时的古雅典一样，没有一舟一楫，国家尚处于以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纯朴阶段，统治者充满神性，像神明一般统治着他们的子民，他们处事公正有度，臣民善良守法。然而，大西岛好景不长，盛极而衰，究其原因，是因为财富、野心和贪欲败坏了大西岛的统治阶层和民众。根据克里提亚斯的描述，大西岛有高耸的城墙，巍峨的宫殿，庄严的神庙，纵横交错的巨大桥梁和运河，“居民住宅鳞次栉比，港口和运河中船舶相拥，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喧嚣扰攘的人群昼夜不绝如缕”。大西岛的财富本来是由于他们在农业社会中所特有的勤俭之德才渐渐积累起来，此后又通过全球商业贸易扩展开来，但这些巨大的财富却渐渐腐蚀和败坏了其统治者的神性和臣民的德性，致使其骄横跋扈、恃强凌弱，一味追逐世俗的名利和权势，甚至不惜对受正义统治的雅典发动不正义的战争，最终遭遇惨败，受到了天谴。大西岛曾经是个神圣的国度和光荣的种族，但其无可避免的堕落和邪恶遭到诸神的审判，最终没有逃脱人类生灭世界的兴亡周期律。

在《新大西岛》中，培根接过了柏拉图关于大西岛的传说，但对原来的传说进行了一些并非无关紧要的改动和补充。首先，依据培根，柏拉图所说的大西岛就是1492年之后才由哥伦布等冒险家和殖民者发现的美洲，具体地说，是中南美洲。其次，当时的大西岛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体，似乎存在着很多种族和政治体，其中最强大者为柯亚（现今的秘鲁）和泰兰贝尔（现今的墨西哥）。他们各自为政，有独立的主权，彼此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军事和政治同盟。因为，根据培根的新说法，他们曾经协同行动，兵分两路，同时远征海外，一路越过大西洋远征雅典联军，另一路则向太平洋挺进，远征培根所说的新大西岛。柏拉图所说的大西岛与雅典之间的战争据说发生在九千年前，而培根认为，这场战争发生在三千年前，当时同样是个大航海的时代，而且规模更大，参与的民族更多，如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埃及人、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大西岛人甚至中国人。但当时的全球贸易和交通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贪欲和野心引发了一次世界性的战争，战争的发动者为大西岛。在培根的重述中，大西岛的侵略和征服并非仅仅针对欧洲和亚洲，如柏拉图借助克里提亚斯所记述的，而是兵分两路，柯亚人前去征服新大西岛，泰兰贝尔人前去进攻柏拉图所说的雅典联军。前往欧洲的大西岛人即泰兰贝尔人无一生还，显然如柏拉图所说，他们在雅典统领的希腊联军手里全军覆没。而大西岛上的另一个民族柯亚人却在培根所说的新大西岛遭遇了顽强的阻击，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至此，大西岛的势力完全被扑灭。此事过后不久，四处侵略的大西岛即遭受天谴，被洪水淹没，但并不致命，仍有一些森林中的野蛮人幸存下来，慢慢聚拢在一起，重新过上定居的生活。大西岛就是近代被欧洲人发现的美洲，准确地说，是中南美洲，其在培根那个时代之所以仍然人口稀少，蛮荒愚昧，据培根推测，正是那次大洪水所致。培根在《新大西岛》中说，大西岛此前曾与新大西岛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因为两者离得很近，但自大洪水之后，新大西岛与旧大西岛也就是中南美洲就中断了往来，世界其他地方也由于天灾和战祸，盛极一时的全球贸易和海上交通逐渐废止，各个民族开始彼此隔绝，老死不相往来，海洋不再是沟通的媒介，反而成了阻止人类交往的屏障。

无论在柏拉图那里，还是培根那里，他们的大西岛都经受着人世间的运气和强力的玩弄和掌控，或者是自然的元素，或者是人为的战争，这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铁律，人类无法规避。在培根的《新大西岛》中，他试图为世人——当然是英国人、但最终受益者却是其后的英裔美国人——描画一整套海权帝国的战略构想，其中包括殖民、外交、内政和文化—政治战略等。以下我们就逐一考察这几个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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