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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书是在詹姆逊授权之下并经过征求他的意见完成的，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四卷虽然标题不同，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相互交叠，应该说四卷是一个整体，其中有些译文曾在其他地方发表，但一大半都是新译。
詹姆逊，这个在西方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的著名知识分子，以大师的气度和细腻周到的理论风格，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作了令西方和中国知识皆感兴趣的诊断性寓言……
本卷主题是“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为读者提供了詹姆逊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他抛弃旧的制度化的窠臼，博采众家之长，将新理论融会贯通，付诸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批评方法。

内容简介

本卷为读者提供了詹姆逊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他抛弃旧的制度化的窠臼，博采众家之长（如拉康、福柯、德里达等），将新理论融会贯通，付诸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批评方法。其中关于“政治无意识”和“乌托邦”的论述是本卷的核心，对如何理解当代批评理论并应用于文学和文化研究实践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

詹姆逊（F.R.Jameson），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讲座教授，因其具行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而被誉为“引导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方向”。近年来致力于讨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问题，其著述成为相关研究的必读书。对

目　　录

元评论
论岛屿与壕沟：中立化与乌托邦话语的生产
拉康想像界与符号界
三角度的布莱与符号界
三角度的布莱希特
寓言
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
现实主义和欲望：巴尔扎克和主体问题
象征推断：或肯尼思·伯克和意识形态分析
消失的调解者：或作为讲故事者的马克斯·韦伯
现代主义及其受压抑性：或作为反殖民主义者的罗伯——格里耶
小说中的世界缩影：乌托邦叙事的出现
科幻小说理论的语境转移
附录：詹姆逊学术生涯概况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著作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1934-）是当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生于克里夫兰，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曾留学法国和德国，获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1985年起任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中心主任。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并兼任该校人文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
詹姆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修法国文学，师承著名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由于曾先后到法国和德国留学，他得以从原文阅读了大量法国的理论和德国的哲学著作，拓宽了他的视野和思路，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已经出版了大量著作，既分析文学文本也分析文化文本，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还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反对理论的观点。他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汲取并运用其他理论的话语，参与许多当代的争论，从小说到电影，从建筑到绘画，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金融资本到全球政治，几乎都是他关注的范畴。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里，詹姆逊分析了萨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该著作原是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由于他的导师埃里希·奥尔巴赫以及与列奥·斯皮泽相关的文体学的影响，作品集中论述了萨特的风格、叙事结构、价值和世界观。这部著作虽然缺少他后来作品中那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政治理解，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刻板的因循守旧语境和陈腐的商业社会传统，詹姆逊的主题萨特和他复杂难懂的文学理论写作风格（那种以长句子著称的风格已经出现），却显示出他反对当时的守旧思潮，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如果考察一下他当时的作品，联想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不难看出他那时就已经在反对文学常规，反对居支配地位的文学批评模式。可以说，詹姆逊的所有作品构成了他对文学批评中的霸权形式和思想统治模式的干预。
20世纪60年代，他受到新左派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辩证传统。自从在《语言的牢笼》里对结构主义进行阐述和批判以后，詹姆逊集中精力发展他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先后出版了《侵略的寓言：温德姆·路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主义者》（1979）、《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1981）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同时出版了两卷本的论文集《理论的意识形态》（第一卷副标题为“理论的境遇”，第二卷为“历史的句法”，两卷均于1988年出版）。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他还出版了《可见的签名》（1991）和《地缘政治美学》（1992），收集了他研究电影和视觉文化的文章。此后他出版了《时间的种子》（1994）和《文化转向》（1998）两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这期间，他仍然继续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出版了《后期马克思主义》（1990）、《布莱希特与方法》（2000）和《单一的现代性》（2003）。

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著作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1934-）是当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生于克里夫兰，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曾留学法国和德国，获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1985年起任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中心主任。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并兼任该校人文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 詹姆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修法国文学，师承著名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由于曾先后到法国和德国留学，他得以从原文阅读了大量法国的理论和德国的哲学著作，拓宽了他的视野和思路，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已经出版了大量著作，既分析文学文本也分析文化文本，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还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反对理论的观点。他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汲取并运用其他理论的话语，参与许多当代的争论，从小说到电影，从建筑到绘画，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金融资本到全球政治，几乎都是他关注的范畴。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里，詹姆逊分析了萨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该著作原是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由于他的导师埃里希·奥尔巴赫以及与列奥·斯皮泽相关的文体学的影响，作品集中论述了萨特的风格、叙事结构、价值和世界观。这部著作虽然缺少他后来作品中那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政治理解，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刻板的因循守旧语境和陈腐的商业社会传统，詹姆逊的主题萨特和他复杂难懂的文学理论写作风格（那种以长句子著称的风格已经出现），却显示出他反对当时的守旧思潮，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如果考察一下他当时的作品，联想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不难看出他那时就已经在反对文学常规，反对居支配地位的文学批评模式。可以说，詹姆逊的所有作品构成了他对文学批评中的霸权形式和思想统治模式的干预。 20世纪60年代，他受到新左派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辩证传统。自从在《语言的牢笼》里对结构主义进行阐述和批判以后，詹姆逊集中精力发展他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先后出版了《侵略的寓言：温德姆·路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主义者》（1979）、《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1981）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同时出版了两卷本的论文集《理论的意识形态》（第一卷副标题为“理论的境遇”，第二卷为“历史的句法”，两卷均于1988年出版）。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他还出版了《可见的签名》（1991）和《地缘政治美学》（1992），收集了他研究电影和视觉文化的文章。此后他出版了《时间的种子》（1994）和《文化转向》（1998）两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这期间，他仍然继续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出版了《后期马克思主义》（1990）、《布莱希特与方法》（2000）和《单一的现代性》（2003）。 在詹姆逊的作品里，除了《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一书之外，他一直坚持两分法或辩证法的解释方法。应该说，他的著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人们不难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随便他的哪一篇文章或哪一本书，在风格、政治和关注的问题方面，都存在着某种明显的相似性。实际上，今天阅读他的《理论的意识形态》里的文章，仍然会觉得这些文章像昨天刚写的一样。然而，正如詹姆逊在论文集的前言里所说，在他的著作里，重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经转到了纬：从对文本的多维度和多层面的兴趣，转到了只是适当地可读（或可写）的叙事的多重交织状况；从解释的问题转到了编史问题；从谈论句子的努力转到（同样不可能的）谈论生产方式的努力。”换句话说，詹姆逊把焦点从强调文本的多维度，如它的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形式、神话-象征的层面（这些需要复杂的、多种方式的阅读实践），转向强调如何把文本纳入历史序列，以及历史如何进入文本并促使文本的构成。但这种重点的转变同样也表明詹姆逊著作的连续性，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他一直优先考虑文本的历史维度和政治解读，从而使他的批评实践进入历史的竞技场，把批评话语从学院的象牙塔和语言的牢房里解放出来，转移到以历史为标志的那些领域的变化。 因此，人们认为詹姆逊的作品具有一种开放的总体性，是一种相对统一的理论构架，其中不同的文本构成他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现代主义，许多不同的观点都被他挪用到自己的理论当中，通过消化融合，形成他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詹姆逊著作的主线。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利用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对文化文本中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它们的乌托邦内涵，这使他不仅对现行社会进行批评，而且展现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看法。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厄斯特·布洛赫的影响下，詹姆逊发展了一种阐释的、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观。 詹姆逊早期的三部主要著作及其大部分文章，旨在发展一种反主流的文学批评，也就是反对当时仍然居统治地位的形式主义和保守的新批评模式，以及英美学术界的既定机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美国出现，《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可以说是对这一思想的介绍和阐释。但在这部著作中，詹姆逊还提供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如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和萨特等，并从对他们的分析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偏爱卢卡奇的文学理论，但坚持自己独特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在后来的作品里一直保持下来。 卢卡奇论现实主义和历史小说的著作，在詹姆逊观察文学和对文学定位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一直不赞同卢卡奇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过，他挪用了卢卡奇的一些关键的概念范畴，例如物化，并以此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命运。在詹姆逊的著作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包括把文化文本置于历史语境，广义的历史断代，以及对黑格尔的范畴的运用。他的辩证批评主要是综合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们融合成一种更全面的理论，例如在《语言的牢笼》里，他的理论融合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在《政治无意识》里，他广泛汲取其他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拉康的心理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把它们用于具体的解读，在解读中把文本与其历史和文化语境相联系，分析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描述文本中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体现。 对詹姆逊来说，辩证的批评还包含这样的内容：在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以反思或内省的方式分析范畴和方法。范畴连接历史内容，因此应该根据它产生的历史环境来解读。在进行特定的、具体的研究时，辩证批评应该考虑对范畴和过程的反思；应该考虑相关的历史观照，使研究的客体在其历史环境中语境化；应该考虑乌托邦的想像，把当前的现实与可能的选择替代相对照，从而在文学、哲学和其他文化文本中发现乌托邦的希望；还应该考虑总体化的综合，提供一种系统的文化研究的框架和一种历史的理论，使辩证批评可以运作。所有这些方面都贯穿着詹姆逊的作品，而总体化的因素随着他的批评理论的发展更加突出。 20世纪70年代，詹姆逊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文章和许多文化研究的作品。这一时期，人们会发现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因其理论功底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科幻小说、电影、绘画、魔幻叙事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帝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教学方法，以及如何使左派充满活力。这些文章有许多收到《理论的意识形态》里，因此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他在《政治无意识》里所形成的理论的实践。这些文章，以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里的文章，可以联系起来阅读，它们是他的多层次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表明了文学形式的历史、主体性的方式和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相互联系。 应该说《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他的理论综合表现得最为系统。《政治无意识》包含着他对文学方法的阐述，对文学形式历史的系统创见，以及对主体性的形式的隐在历史的描述，跨越了整个文化和经验领域。詹姆逊大胆地建构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他认为这是广阔的、最富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可以使他把各种不同的方法融入到他自己的方法之中。他在从总体上考察了文学形式的发展历史之后，通过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坚持乌托邦的同时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论述，确立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受卢卡奇启发，詹姆逊利用历史叙事说明文化文本何以包含着一种“政治无意识”，或被埋藏的叙事和社会经验，以及如何以复杂的文学阐释来说明它们。在《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谈到了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主体的构成，以及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主体的分裂。这种主体分裂的关键阶段，在他对吉辛、康拉德和温德姆·路易斯的作品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并在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里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实际上，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是他的理论计划的合乎逻辑的后果。他最初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分析见于《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一文，而他的综合思考则集中于他的长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他对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要素”进行了系统的解释。 在他的分析里，詹姆逊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模式，把后现代文化置于社会阶段论的理论框架之内，指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组成部分。他宣称，后现代主义的每一种理论，都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断代，以及“一种隐蔽或公开的对当前多国资本主义的立场”。依照厄尼斯特·曼德尔在其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断代方式，詹姆逊提出：“资本主义有三个基本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标志着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的发展。它们分别是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当前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通常人们错误地称作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最好称作多国资本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与这些社会形式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化形式。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时间的种子》和《文化转向》里，詹姆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张，从而使他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他一方面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对极不相同的文化文本所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思想进行分析。他的著作把文学分析扩展到通俗文化、建筑、理论和其他文本，因此可以看作是从经典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 詹姆逊今年已经70周岁，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探索。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他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关注全球化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力图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矛盾。在他看来，资本的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和文化革命，出现新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不会过时，而是应该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解释和运用。他仍然坚持乌托邦的想像，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新的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产生新的文化意识，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对这些新的情况进行描述和解释，提出相应的策略，否则谈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就像空中楼阁，既不实用也没有基础。 不过，必须承认詹姆逊的著作确实难懂。他喜欢用长的复合句，从句套从句，常常使人觉得眼花缭乱。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刻意追求复杂的“理论节奏感”，追求德国式的逻辑严密性。也有人说这种风格是他的理论建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复合的整体。还有人说这种风格虽然带来困难和困惑，但同时也带来快感和高雅感。詹姆逊的另一个困难是，他是个自成体系的思想家，因此，甚至局部和具体的分析，也总是处于一种大的理论框架之中。具体分析虽然采用辩证的方式，但总是关联到一种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和社会理论。那种理论提供潜在的设想和参照，而不是明显地呈现出来。所有这些像是一个悖论：读詹姆逊总是读整个作品而不是单独一个文本。这也许是所有自成体系的思想的一个特征：开始阅读时非常困难，因为必须找出基本的前提；但一旦理解了这些前提，其论点便会说明越来越多的问题。 这里选译的四卷本《詹姆逊文集》的文章，是在詹姆逊授权之下并经过征求他的意见完成的，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四卷虽然标题不同，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相互交叠，应该说四卷是一个整体。其中有些译文曾在其他地方发表，但一大半都是新译。由于由多个译者翻译，虽然我们尽量对译名和术语做了统一，但恐怕仍有疏漏之处，对此我们希望读者予以谅解并给予纠正。 人们常说，严格讲翻译是不可做的。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失去原来的某些东西，甚至会有“误解”——“误读”现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误读”，但有“肯定的误读”和“否定的误读”。我们主张“肯定的误读”：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理解和联想的基础上，说明（翻译）原作的意思。这样说，我并不是为“不忠实”的翻译开脱，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构成，驰骋自己的想像，前后左右进行联想，以便从这些文集中获取更多的启示。至于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毫无疑问，我们恳切期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所有译者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真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把这四卷《文集》的中文版献给詹姆逊，作为对他70周岁的纪念，并对他的学术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王逢振 20040414（詹姆逊70周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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