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绘、武士道与大奥-日本江户时代的大众文化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浮世绘武士道与大奥(日本江户时代的大众文化)》主旨在于诠释日本江户时代文化*的特色——大众化。浮世绘是庶民的美术，武士道是统治者的哲学，大奥则充满了王朝美学的余韵，但在江户时代这些都走向了融合。在《浮世绘武士道与大奥(日本江户时代的大众文化)》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王公贵族，他们的文化趣味都越来越趋于一致。寻常巷陌中的百姓可以津津有味地阅读描述将军后宫逸闻的书籍，而后宫女官们则纷纷伺机以拜佛访寺之名去领略庶民花街的狂欢。唯利是图的商人追求着贵族风雅，象牙塔中的学者却开始以知识牟利。

目　　录

序篇：日本大众文化的胎动叫
1 为什么谈起日本大众文化的起源？
2 日本大众文化与当下的中国
3 哪怕使用筷子也是一种“文化”
4 文化的启蒙成就社会的革命
5 本书的阅读指南
背景篇：江户时代面面观
1 江户时代的新经济
·经济社会的出现
·多收了三五斗米之后
·农民的“风雅”
·“暴发户”们的崛起
·与幕府将军斗富的平民百姓
2 江户时代的新人类

序篇：日本大众文化的胎动叫 
 1 为什么谈起日本大众文化的起源？ 
 2 日本大众文化与当下的中国 
 3 哪怕使用筷子也是一种“文化” 
 4 文化的启蒙成就社会的革命 
 5 本书的阅读指南 
背景篇：江户时代面面观 
 1 江户时代的新经济 
 ·经济社会的出现 
 ·多收了三五斗米之后 
 ·农民的“风雅” 
 ·“暴发户”们的崛起 
 ·与幕府将军斗富的平民百姓 
 2 江户时代的新人类 
 ·江户时代的婴儿潮 
 ·奢华与消费的“战争” 
 ·权力集团的对抗者 
 3 江户时代的新政局 
 ·将军家也没有余粮 
 ·围绕将军宝座的争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侍童 
 ·大名家的烦心事 
 ·是宽松？还是紧缩？ 
庶民篇：京阪庶民的传媒 
 1 江户时代的新传媒 
 ·出版推动了社会变革 
 ·人人读书时代的降临 
 ·江户时代的报纸和杂志 
 ·出版物的生产策略 
 ·出版物的销售策略 
 ·江户人是如何读书的？ 
 2 通俗故事集“假名草子” 
 ·“假名草子”畅销的原因 
 ·“假名草子”的前世今生 
 ·日本首部畅销书《清水物语》 
 ·日本首部恐怖小说《死灵解脱物语闻书》 
 ·寺院的宣传策略 
 3 流行读物“浮世草子” 
 ·什么是“浮世草子” 
 ·遭出版商封杀的青木鹭水 
 ·江户时代的爆料杂志 
 ·江户时代的盗版书《丹波太郎物语》 
 ·书商的出版风险 
 4 庶民传媒的自制与文化管制 
 ·著作权与出版权 
 ·德川幕府的版权保护法 
 ·出版行业联盟 
 ·出版业的业内融资 
 ·幕府的出版检查与禁书 
武家篇：江户武家的好尚 
 1 武士政权首都——江户 
 ·江户的独特风情 
 ·“武家京都”的统一规划 
 ·武家政权的“圣典” 
 ·让大名破产的参觐旅行 
 ·参觐经济与参觐文化 
 ·江户男女比例2：1178 
 ·男色即武士道 
 2 武家宫廷的生活与好尚 
 ·武家生活的文化辐射 
 ·用仪式进行的统治 
 ·武士在民众前的“表演” 
 ·诸侯大名的“出勤” 
 ·“出勤仪式”的实用功能 
 ·将军的日常生活不在大奥 
 ·当将军不如开私塾 
 ·将军们的能乐癖 
 ·真实的“大奥” 
 3 武士的日常休闲 
 ·令大名憧憬的公家风雅 
 ·从拉面到造园的中华崇拜 
 ·日本首次官方祭孔 
 ·中下层武士的“武士道” 
 ·调侃上司的打油诗 
 ·讽刺时政的绘画 
 4 士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士庶分隔的暧昧化 
 ·通宵歌舞伎演出 
 ·庶民彩车进入宫廷 
 ·大奥女官的青楼探险 
 ·日本“普通话”的形成 
 ·武士道的庶民化 
娱乐篇：声色场的“明”与“暗” 
 1 官妓的诞生与游廓文化 
 ·官妓政策 
 ·江户时代的“红灯区” 
 ·流行策源地的游廓 
 ·游廓中的曲艺 
 ·游廓与艳情文学 
 ·游廓与美人图、春画 
 ·游廓中的开明社交 
 ·开明性的意义 
 ·与花魁交往的技巧 
 2 歌舞伎的创立与兴隆 
 ·剃发求存的歌舞伎 
 ·歌舞伎中的爱情与战争 
 ·元禄第一旦角 
 ·歌舞伎剧场 
 ·歌舞伎中的男色 
 ·歌舞伎追星族 
 ·歌舞伎艺人的卖春 
 ·庶民的性反抗 
 ·歌舞伎产生的流行消费 
学术篇：求道与求财的兼顾 
 1 最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 
 ·文化教育的商品化 
 ·雅趣的“俗”化 
 ·职业文化人 
 2 俳谐诗人的经济账 
 ·俳谐师的“资格认证” 
 ·“取点业”的繁荣 
 ·艺术品中介 
终篇：大众启蒙的曙光 
 1 江户时代文化的来源 
 2 江户时代文化与商业 
 3 江户时代文化与“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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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2．日本大众文化与当下的中国近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变革无疑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这一大发展中，中国当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又相互渗透、纠葛，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现代化初步实现，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开始面临此前未曾遇到，甚至未曾预计到的各种问题。
　　尤其是与迅猛工业现代化相对的文化现代化的缺失。
　　这令人们感觉自己既与封建社会以来的文化传统割裂，面对汹涌而来的欧美文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冲击又显得那么无所适从。
　　经济、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似乎也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同质性。但是与此同时，文化的多元化、民族化的呼声也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嘹亮程度。也许可以这样解答这个矛盾：我们越是相互交流，越是彼此交融，就越是需要定义我们自己。
　　我们要在文化的地图上标明自己和他人的坐标，“我们对归属感的需要根深蒂固，我们需要属于自己的文化与社会；在我们的环境和生活范式里，我们要有稳定和亲切的感觉”。①这样在接触新的文化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有丧失自我的危机感。因此现在的中国人比以往都更加迫切地希望在文化上定义自己，而我们越来越雄厚的经济条件也为这个需要提供着足够的支持。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诸多经济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中兴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近代化的热潮，至今这股潮流还没有消退的迹象。同样，在我国面临文化产业振兴、创造和引导适合改革开放中国的文化的时刻，对日本文化近代化的研究也是会有所裨益的。
　　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同属“汉字、儒教文化圈”，中国明末清初和日本元禄时代都出现了市民文化的空前兴盛。考虑到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民众文化和与其相连的日常生活，考虑到中日两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关系，那么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大众文化探源研究很可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问题，以及适合现代中国的文化产业振兴等问题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换言之，研究日本人是怎样完成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近代化，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遗产。
　　除了以上的考虑外，用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日本江户时代文化的尝试本身，对于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左右欧美史学界出现的向“新文化史”的转向①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必然是自主的、多元的、大众的”②。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精细化的知识分工和学科研究分工，并认为这种精细化是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③实际上，研究分工的细化归根结底是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和需求，它迫使知识生产要服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按照这种需要建立学科分工，划分知识领域。以往资本主义几乎将全球都纳入它的麾下，而今新的生产关系又开始引导知识的生产向着打破部门分工的方向进展。

2．日本大众文化与当下的中国近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变革无疑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这一大发展中，中国当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又相互渗透、纠葛，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现代化初步实现，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开始面临此前未曾遇到，甚至未曾预计到的各种问题。 
　　尤其是与迅猛工业现代化相对的文化现代化的缺失。 
　　这令人们感觉自己既与封建社会以来的文化传统割裂，面对汹涌而来的欧美文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冲击又显得那么无所适从。 
　　经济、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似乎也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同质性。但是与此同时，文化的多元化、民族化的呼声也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嘹亮程度。也许可以这样解答这个矛盾：我们越是相互交流，越是彼此交融，就越是需要定义我们自己。 
　　我们要在文化的地图上标明自己和他人的坐标，“我们对归属感的需要根深蒂固，我们需要属于自己的文化与社会；在我们的环境和生活范式里，我们要有稳定和亲切的感觉”。①这样在接触新的文化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有丧失自我的危机感。因此现在的中国人比以往都更加迫切地希望在文化上定义自己，而我们越来越雄厚的经济条件也为这个需要提供着足够的支持。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面临诸多经济问题的时候，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中兴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近代化的热潮，至今这股潮流还没有消退的迹象。同样，在我国面临文化产业振兴、创造和引导适合改革开放中国的文化的时刻，对日本文化近代化的研究也是会有所裨益的。 
　　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同属“汉字、儒教文化圈”，中国明末清初和日本元禄时代都出现了市民文化的空前兴盛。考虑到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民众文化和与其相连的日常生活，考虑到中日两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关系，那么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大众文化探源研究很可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问题，以及适合现代中国的文化产业振兴等问题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换言之，研究日本人是怎样完成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近代化，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遗产。 
　　除了以上的考虑外，用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日本江户时代文化的尝试本身，对于文化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左右欧美史学界出现的向“新文化史”的转向①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必然是自主的、多元的、大众的”②。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精细化的知识分工和学科研究分工，并认为这种精细化是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③实际上，研究分工的细化归根结底是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和需求，它迫使知识生产要服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按照这种需要建立学科分工，划分知识领域。以往资本主义几乎将全球都纳入它的麾下，而今新的生产关系又开始引导知识的生产向着打破部门分工的方向进展。 
　　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结构主义思潮就是这种进展的胎动，近些年这种动向又由于各种后现代思潮(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大众文化理论)的活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些思潮体现在历史研究中就促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甚至历史学整体也开始了从兰克史学、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向。 
　　文化史研究天然具有的“知识综合性”和反兰克主义的特性，令它在今天异军突起，甚至已经开始入侵历史以外的学术分科。政治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都在逐步变得更“文化”。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就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佳例。我们作为文化史的研究者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批判地吸收最新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社会现实服务。E．H．卡尔在他的《论历史》中说：“历史学越具有社会性，社会学越具有历史性，就越有利于这两门学科的发展。”①在日本文化史这种传统的研究领域，引入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不是可以起到“新方法论实验”的效果？这种跨学科进行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是不是预示着未来学科发展的走向？笔者自忖本书的尝试无论结果如何，起码具有上述实验意义。 
　　总之，无论是通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为我国继续开展文化振兴的现实需要服务，还是从文化史研究所暗示的未来研究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来说，从大众文化理论视角对日本近世中“大众文化雏形”的探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P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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