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音乐交流史

　　这本《中外音乐交流史（先秦·清末）》，谋划始于1992年，我本人撰稿是在1993至1996年间，初版是在1998年，转年又曾印行第二次。岁月匆匆，这些往事至今已过去十多年，近二十年了。1999年的第：：：次印刷本，限于当时条件，只是在不影响版面的情况下，订正了5处讹字和李叔同生平的部分资料。
　　关于中外音乐交流，我本来就积累史料有限，近十多年来学术前沿又有所扩展，因此这次修订理应广搜博览，全面考虑以后再动笔’以期力求接近读者的希望。无奈近五六年来我受颈椎病折磨’举步、翻检资料、阅读执笔等都十分困难，更不必说在键盘上敲字了。
　　因此，目前修订工作仅针对以下毛病：概念失当、史迹失真、注释疏漏等，文字尽量从简，争取版面不大改。至于论点则并无大动。在我看来，初版面世，主旨气韵已成定格，其中的草籽涩果、顽石璞砄，最好听凭读者揀筛抛弃、品评抑扬，笔者采取欢迎态度。如若求美涂描，反而更加出召成拙。

　　第一章  音乐交流之谜
　　第一节  中国的伶伦律管是来自
　　西亚古国巴比伦吗？
　　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根源深远，不但有文献记载为证，还有比文献记载更为古老的出土音乐文物。  目前已知，中国最古老的出土乐器是1986年至1987年间在河南舞阳发掘到的骨笛十余支，它们的制作是在公元前大约将近6000年左右，”比汉字的正式形成还要早得多。至于中国和外域之间开始发生音乐交流，根据确凿的史料，时期也要晚得多。但是有若干假说，值得在此首先说到。
　　近年来，在中国的音乐学术刊物上，偶尔可以看到国内外关于古代中国和外域进行音乐交往的一些假说的介绍。例如有的认为，美洲大陆印第安人的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有密切关系，拉丁美洲太平洋沿岸国家的音乐文化与中国的古老音乐文化存在着“相近似的现象”；从而认为应该考虑所涉及的“中华古国文化波及面的问题””。又例如有的介绍西方学术成果，说是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区域中的南岛语系民族，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以至中南半岛沿海，因此推断说，“那里可能还保留着我国上古时期（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以前）的乐律遗迹”。探索这些假说性质的新旧课题，对于深化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史实的角度来审视，至少我们目前还难以做出判断。譬如说，“音乐文化性质相近”，是传播交流的结果，还是独立成长的结果？即，是同根相似，还是不谋而合？在缺乏确切的史料证实以前，我们对于这一类的假说只好暂时放在本书视野之外，遵从孔子的遗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
　　根据文献记载来判断中外音乐交流的问题，似乎应该比较容易解决，其实也并不尽然。因为古老的文献记载往往具有传说乃至神话的性质，即或它是史实的折光，也仍然不能以可信性的史料来看待。当我们叙述中外音乐交流的开端的时候，立刻就遇到这一类问题，感到有些迷雾应当廓清。
　　过去，关于最古老同时也是最有名的中外音乐交流的事件，要算是伶伦到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乐制的说法了。伶伦受黄帝派遣，去昆仑山一带釆截竹子制作十二律管的传说，由于人们对于中国古代传说和古代地理在认识上的局限，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造成了多年的误解。现在，对于那些还不太熟悉有关史料的人们，这里多花费些笔墨来介绍一下伶伦制律的传说的背景，也许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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