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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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 次:1
  • 页 数:352
  • 字 数:330000
  • 印刷时间:2011年12月01日
  • 开 本:16开
  • 纸 张:胶版纸
  • 包 装:平装
  • 是否套装:否
  •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49508525
作者:忻平 主编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年12月 
编辑推荐

  本书涵盖了城市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上海近代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研究,所选的个案典型性和代表性强,学术价值颇高。书中文章拓宽了上海史研究领域,也为其他城市的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内容简介

  本书是忻平教授主编的有关近代上海城市化及其社会生活的学术专著。内容涵盖丰富,涉及城市管理、社会阶层控制、移民社会建设、企业发展、社会文化生活等上海现代化历程各个方面;大量引用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翔实。多为个案研究,代表性强,学术价值较高,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近代上海的建设过程。作者也大都已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上海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简介

  忻平,1954年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大量学术和行政职务。长期从事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史、上海社会生活史、中日关系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曾于1996、1997年先后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美国交流、讲学。1999—2000年作为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基金学者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研究一年。代表作有《王韬评传》、《民国社会大观》、《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与上海社会生活(1927—1937)》、《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课题多项,曾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系列项目首席专家。
  学术格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则无所得矣!”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化与都市管理
 江浙军阀战争与上海特别市的发端
 现代教育:20—30年代上海人社会化的主渠道
 城市人口结构对30年代上海娱乐业的社会影响
 1931年江淮大水义赈募捐机制及其特点研究
  一一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介绍、服务与职业培训
  一一国民党社会部上海职业介绍所简述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上海对旧人员的接收与安置
 论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对社会异质性的消解
  一一透过上海游民改造的分析
 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探析
第二章 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近代社团组织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序(节选)

 本书是团队创作的结晶。作者群体中既有学术界知名教授,也有新生代学者、博士研究生。尽管他们学术背景不一,学术功底相异,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对城市史研究,特别是对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独到的见解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城市史的研究既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又有深刻的现实需要,同时,城市史的研究既要深度与广度的提升,也需要理论与视角的创新,我们正是带着这样的冲动与思考,完成了本书的创作。本书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城市化与都市管理。近代上海的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是由多种因素铸就的,从上海特别市理念产生到建国后对上海城市的整合,城市管理问题成为城市良性发展的必然需要。其间,现代教育这一社会工具在实现上海人的社会化方面起到了独特作用,培养了具有新型人格的都市人,促进了上海城市化的更好更快的发展。同时,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则从反面视角阐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和谐的一面。
 近代上海的城市管理一条从“自治”逐渐被纳入“官治”的轨道。如上海职业介绍所,这一国民政府主导的社会机构在拓宽市民就业渠道、缓解失业压力方面进行了种种尝试,体现了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努力。作为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延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加大了对上海城市管理的力度,对老上海城市管理格局进行了“破”与“立”的双向改造,如对游民群体的既往的生活进行管理和革新,使其进入新的生活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市政府完成了对旧社会的“清扫”,从而为上海的进一步的城市化与都市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管理逐渐被纳入政府宏观掌控的过程中,民间力量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1931年江淮发生严重水灾,在政府力量缺乏的背景下,民间力量借助于各种媒介,广泛倡导市民参与帮助江淮灾民完成灾后重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社会群体与社会阶层。城市人是城市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状态、社会认同与身份建构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近代社团作为社会机构,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社会各阶层更是如此。民国时期的上海的中产阶级,包括职员阶层与知识阶层两个群体,具有新老中产阶层并存、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处的特征,作为社会的“稳定器”,他们的人格发展及阶层属性对于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律师群体作为社会地位较高、社会认可程度较高的阶层,既是近代中国走向法制化的产物,也是个人发展空间的体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群体,作为中国乡村凋弊与城市崛起的共同产物,既促进了城市的兴起,也带来了城市管理的困难。民国时期的中医阶层作为传统知识阶层和文化的代表,面临着政府与社会的巨大挑战,为维护尊严与自我价值而进行竭力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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