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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点：
1.本书乃王尔敏先生在清季军事史领域的代表作，对晚清军事制度的沿革与迁变多所说明，言之有据，持之有理，不作虚泛之言，体现王氏著文一贯扎实严谨的风范，成为清季军事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目。
2.此书是“王尔敏作品系列”中之一种，此前所出几种得到学界与读者的一致好评。

内容简介

王尔敏先生乃近代史研究的巨擘，早年即以军事史研究而著称。本书即王尔敏先生研究清代军事史相关成果之结集。书中除主要探讨了清代军事制度之变迁外，还侧重讨论了晚清之际湘军体制之成型，并对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创始人进行了细致且深入的研究。全书史料之丰富，研究之透辟，无不显示出作者之高远识力，该书可谓研究清代军事史之重要力作，也可作为研究湘军史之延伸。

作者简介

王尔敏，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二七年生，河南淮阳人，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毕业。历任台湾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清季兵工业的兴起》、《淮军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目　　录

再版赘言
叙录
一、清代勇营制度
二、“练军”的起源及其意义
三、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
四、曾国藩经营湘军之艰难遭遇及其心理反应
五、曾国藩与李元度
六、由墨从戎论湘军将帅之志节及其军容之维系
七、湘军军系的形成及其维系
八、咸同之际江南官绅借兵助剿的经营及其影响
九、咸同之际江南官绅诱降太平军之经营及其意义
征引书目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摘要：南京展望抽复样清代勇营制度清季军事史论集清代勇营制度
一引言
有清一代军制，大致言，总括于八旗、绿营二种体系。以当日中央政府立场观之，原认定并确信只有此两种国家军制。虽至中叶有所变化，末叶有重大改观，然自始迄终在制度体系上一直维持旧贯。是以晚清之勇营者，有其历史实质之军制地位，并有其全国性重大活动，而在晚清最后六十年间，则一直居于国家制度体系之外。后之无论编纂传统形式之史志典章，或撰写新形式之史学著作，于言军事制度，八旗绿营之外，间或及于新式海军陆军，绝无述论勇营之制者。
至于勇营制度，固不同于八旗绿营，且亦不同于晚清末季十数年间之新式镇军。以对清代史实而言，其重要性应不在八旗绿营之下。以论其所当之时代使命，实远在八旗绿营之上而无可疑。本文所以提出研讨，基于四种动机：　其一，在就军事制度之意义，补充前代史志之缺漏。其二，在发掘其产生与形成之渊源痕迹。其三，在描述一代制度之实质内容。其四，依制度分析之手段，考究此种制度之时代意义。最后所要达成之目标，是从历史实质中绎出一种完整之系统概念。换言之，即欲就琐屑混杂交错繁乱之片段史实中，以取得一套制度史之整体内容。
讨论勇营制度，首先涉及“勇营”一词之定义问题。何谓勇营?自须首先有一正确概念。但此名词虽然简单，而内容意义则牵涉颇为广泛，其本身实由一种军事活动之长久经历发展而来，有其渊源背景，将于下一节依次论述。在此可以简单形容：　勇营即是以勇之分子所组成之军伍。然而什么是“勇”?又须有另一定义以作解释。不过即此一字之定义，亦必须就广泛之历史知识，作为注释之依据，自然将随后作详细探讨。在此只能暂作不甚周全之简化定义，所谓“勇”：　即是半正式之兵，其身份资格，用勇一词，与兵作区别。至于何以会有勇?并何以会产生勇营?以及勇营是何等形式、素质、功能?与其发展没落，均系本文所研探之中心题旨，并须予军事制度史描绘一完整之状貌。
二勇营渊源
勇营之在清代，自是中后期产物。并可确定言，为应太平军发展之际会而形成。追溯勇营之生成背景，实可推至较早之两个不同渊源。其正面成分较多者为团练，其反面相对之成分较多者即为绿营。然在此处只可保守说，勇营之生成，与团练、绿营二者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既非二者之合并，亦非二者之直接转化，实系另成一种完备之体系与制度。兹分述于后，以观其相关意义。
甲由团练论至勇

摘要：南京展望抽复样清代勇营制度清季军事史论集清代勇营制度 一引言 有清一代军制，大致言，总括于八旗、绿营二种体系。以当日中央政府立场观之，原认定并确信只有此两种国家军制。虽至中叶有所变化，末叶有重大改观，然自始迄终在制度体系上一直维持旧贯。是以晚清之勇营者，有其历史实质之军制地位，并有其全国性重大活动，而在晚清最后六十年间，则一直居于国家制度体系之外。后之无论编纂传统形式之史志典章，或撰写新形式之史学著作，于言军事制度，八旗绿营之外，间或及于新式海军陆军，绝无述论勇营之制者。 至于勇营制度，固不同于八旗绿营，且亦不同于晚清末季十数年间之新式镇军。以对清代史实而言，其重要性应不在八旗绿营之下。以论其所当之时代使命，实远在八旗绿营之上而无可疑。本文所以提出研讨，基于四种动机：　其一，在就军事制度之意义，补充前代史志之缺漏。其二，在发掘其产生与形成之渊源痕迹。其三，在描述一代制度之实质内容。其四，依制度分析之手段，考究此种制度之时代意义。最后所要达成之目标，是从历史实质中绎出一种完整之系统概念。换言之，即欲就琐屑混杂交错繁乱之片段史实中，以取得一套制度史之整体内容。 讨论勇营制度，首先涉及“勇营”一词之定义问题。何谓勇营?自须首先有一正确概念。但此名词虽然简单，而内容意义则牵涉颇为广泛，其本身实由一种军事活动之长久经历发展而来，有其渊源背景，将于下一节依次论述。在此可以简单形容：　勇营即是以勇之分子所组成之军伍。然而什么是“勇”?又须有另一定义以作解释。不过即此一字之定义，亦必须就广泛之历史知识，作为注释之依据，自然将随后作详细探讨。在此只能暂作不甚周全之简化定义，所谓“勇”：　即是半正式之兵，其身份资格，用勇一词，与兵作区别。至于何以会有勇?并何以会产生勇营?以及勇营是何等形式、素质、功能?与其发展没落，均系本文所研探之中心题旨，并须予军事制度史描绘一完整之状貌。 二勇营渊源 勇营之在清代，自是中后期产物。并可确定言，为应太平军发展之际会而形成。追溯勇营之生成背景，实可推至较早之两个不同渊源。其正面成分较多者为团练，其反面相对之成分较多者即为绿营。然在此处只可保守说，勇营之生成，与团练、绿营二者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既非二者之合并，亦非二者之直接转化，实系另成一种完备之体系与制度。兹分述于后，以观其相关意义。 甲由团练论至勇 单就团练讨论，则团练之为何物?借何种情况而存在?自是一重大论题，在此只能概略描述，无法作精细分析。然无论往昔史事所呈现之诸般实体证据，以及前代人士所发抒之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已有一种基层地方性之行政组织，就是所谓保甲制度。此处必须形容为行政组织，旨在划定界限，以区别其他多种不同性质之组织，虽然其功能并不止于行政方面。就中国地方基层组织而言，保甲制度是近代官绅学者所重视之制度，即令上溯至清初，并不曾有别种行政组织，以代替保甲形式之结构。有保甲制度而后，因其地方防御之功能，始有团练之组织。当然团练规模大小颇为繁杂，固不必尽出于保甲制度，亦不必依附保甲组织。然团练组织之构想，实自保甲结构脱胎而出，且系保甲武力形式之直接转化，当是可以断言。因是讨论团练，自不能不先言保甲。 关于保甲制度，就清人广泛了解，认为是一种有效之基层地方组织。但各地实行情况，不仅效率很有出入，而且竟然有不少弊病。本文自不暇讨论其执行之实际细节，此处只需要了解此种组织结构、性质、功能之一般状况与原则，进而易于掌握团练之性质。关于保甲之组织基于众民自身结合之立场，一般原则所定：　一乡基本单位为户，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乡设乡约，保、甲、牌各设保长、甲长、牌长。徐：　《未灰斋文集》，卷七，第9页云：“旧章以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今本邑二十七铺，九十九保，大保七八百户，小保一二百户。旧设乡约保长，有捕盗催科之责，事事纷更，则多不变。”当然实际情形，并不求一定整齐，必要以十进位，大致则必符合保、甲、牌之系统结构。甚至名称亦有变通，实质上则与保甲并无二致。葛士：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八，第3页，杨士达：“保甲者，乡人所恃以无恐也。今虽通省奉行，保甲具文。近者海氛不靖，几于远近骚然，急宜整顿，以收保甲之实效。整顿不必拘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之旧。但随其村落所在，设立村长，村长之多寡，视村庄大小为准。立村长由公举不由官，务使各相董率，又发给印单，按户书其姓名习业，申禁令，严稽察，是虽未足以弭盗，实足以慑士寇之气，遏大盗之萌。”此处虽改换名目，实际则仍相沿保甲成法。就组织言，以中国农业经济之长久定居基础，此种编组系统，实至浅显易晓，而结构严密，无论乡村镇市，人口流动性不大，组织运用得宜，自能发挥很大效力。至若立于政府统治众民之立场，保甲制度实更具方便有效之条件。此所以使保甲成为一种地方基层行政系统之重要因素。民众编组保甲，其组织户名，均必须编造成册，并陈州县地方官衙。如此则州县保甲数量，全在官方掌握，自便于指挥管辖。尤其地方官又有许多事务发交保甲处理，更足见出保甲之利用价值。如此则在官方亦视此制度为治民之工具，而赞助鼓励保甲组织。盛康：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第5页，张声：“窃为保甲不兴，则有民者如无民，以民之气散而不聚也，以民之心异而不同也，以民之力分而不合也。于是守望不能相助，而外之盗贼易入，奸宄各自为谋，而内之盗贼易藏。地方多事，比比然矣。”由是可知官方以保甲为领有民人之借资。 关于保甲之功能用途，自须更有充分了解，以见此种地方组织成立之意义。无论出自地方天然之需要，或官方所付予之责任，一有效之保甲组织，其在地方基层所负使命，在理论上言，不单是一自治之活动单位，而且有极广泛之目标。概括而言，保甲首领皆为土著，与州县之为流官不同，其责任持久而无限扩张，权力之运用，在一乡土中有极大自由。故其功能之发挥，有多方面性能，可以包罗行政性之催科赋税，徭役差遣。社会性之劝农资助，赈灾赒贫，旌孝宣善，睦族恤邻。防卫性之征集丁壮，守望相助，缉捕盗窃，防御抢掠。甚至一乡之学塾兴革，产业纠葛，斗殴私讼，水火灾变，亦均无不参与经划调解，过问地方大小琐事。如此则保甲组织实更成为地方基层上活跃而有效之单位。贺长龄：　《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四，第1页，李光型：“保甲者，分之极其细而不紊，合之尽其大而不遗。故必知地方之险易，村居之疏密，而后联比分甲，可行出入守望之政。知墩台驿递之远近，桥梁舟楫之所属，而后期会修建，可行奉公利济之政。知水土刚柔之性，山泽原隰之宜，而后区区别财，可行因地利民之政。知人民生聚之多寡，地利物产之盈绌，而后劳民劝相，可行农末相资之政。知闾里疆域之息耗，居民世业之贫富，而后诱劝蓄积，可行敛散赒恤之政。知姻娅族姓之相联，比闾同里之相属，而后读法讲谕，可行孝友睦姻之政。知田园家室之有赖，四民艺术之有托，而后分别勤惰，可行课督鼓舞之政。知刚柔知愚之异质，奢俭贞淫之殊习，而后旌淑别慝，可行劝赏刑威之政。是故一行保甲而政具举矣。”据此足以考见保甲制度之多方面功能。 由保甲制度实际功能观之，治防一端最为显著，分量最重。当然州县上官可能运用之发挥为催科征敛之工具，但就乡土地方切身利害之天然需要，当以防治盗贼维持治安最为迫切。因是保甲之编组，实可自然发展为一种地方基层之武力单位。这正是团练应时而生之天然条件。事实上团练之本原性质也正代表保甲之武力单位，军事形式。团练与保甲不但并非两歧两物，而实是一体之两种转化，可谓平时之保甲即为战时之团练。团练组织之原于保甲，清代人类多言之。如孙鼎臣云：“夫团练必自保甲始。保甲者，所以辑和其人心而整齐其风俗也，非贤士大夫不能任其事。昔周官之法，乡有大夫、州有长、党有正、族有师、闾有胥、比有长，皆以卿士大夫之贤者能者为之。以卿士大夫吏其乡而掌其政治军行而因之为将。无事则安其教，有事则听其令，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故散者聚之，聚者散之，举而措之，帖如也。”见盛康：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一，第2页，方积云：“每保正所管之地为一团，又合数保正或十数保正之地为一大团。每小团设立团长一二人或三四人，无论绅士居民，务须其人心地明白，晓畅大义，向来为一方之仰望者，始准议立，不必拘定资格，亦不得徇私妄举。其大团议立团总一二人或三四人，总理各团之事，所有大团团总，须各团公举后，访查明确，当面验试，如果可以胜任，再行给札饬办。”见贺长龄：　《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九，第9页，周金章云：“今与尔绅民约：　无论在城在乡，除家无长丁者不计外，户出一人，人备一械。每十户为一牌，设牌首一人，蓝旗一，锣一，灯一。十牌为一甲，设甲长一人，白旗一，锣一，灯一。十甲为一团，设团总副总各一人，红旗二，锣二，灯二。然团练发达扩张，遂弃去保甲之名称与原型，而另作组合之所谓团练，则在咸丰元年以后，实开辟一重要之发展途径，各省各地均有此类代表，并多壮大而构成有力集团，这种新形势，当是值得注意之一种转变。无事则昼夜逻察，严绝窝藏匪类之家。有警则远近同心，联为众志成城之势，一处鸣锣，万家接应；有盗必获，有匪必除，如是则保甲就而团练亦成。”见葛士：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八，第15页。 团练性质为乡土武力，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始终不出此等范围。最基本因素，除其保甲之组织格局外，领袖与组成分子关系甚大。当时人葛士清举其定义本质，最足以概括乡土武力之实际。葛氏著《民团论》云：团练乡勇四字，每字各有实义，办此者能名副其实乃有利而无害。“团”则声势气谊皆宜团结。“练”则进退击刺皆宜讲求。“乡”则取土著之人而客籍流氓不得与。“勇”则取壮健之士而老弱疲病不得充。则练而不团，临事将各顾而不足恃。团而不练，临事将乱次而不足恃。乡而无勇，必至遁逃恐后而不足恃。勇而非乡，必至游勇客匪杂处而害更无穷。葛士：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八，第16—17页。 又，王：　《团练说》：“团是团拢一气，你我相救，生死相顾，才叫做团。练是练器械，练武艺，练阵法究竟，练胆更为要紧。”见《王壮武公遗集》，卷三四，第17页。 此二者，俱见团练定义之大致。虽然团练本之乡土，其领袖成员不出乡井，而在官方之州县守令，则自然形成为其直接上司。无论就乡村保甲以至团练之首领，于其自愿组合之际，必自然使此组织之一切详情细则、造册呈送州县衙门。至在州县长官方面，不但自居于督导监察地位而不疑，抑且有时竟直接指挥调遣，依为一州县有定数之武力。团练之受各级地方官督导指挥，清季史实，实无例外。出于团练之章程者，如徐云：“自团长以下及牌副，皆本团本甲本牌绅衿耆老公举其家道殷实、品行端方、才具明练者数人，以告于官。官择其尤者，给札饬办。”见《未灰斋文集》，卷七，第11页。出于地方官者，如咸丰湖南宝庆知府魁联谕团练示云：“或都、或村、或甲、或庙、或族，小团数里，大团数十里，各视其地所宜，总以声势联络为主。每团设立正副团长各一人，不拘绅耆士庶，公举明白事体、素敦信义者为之。视村甲户口多寡，每家出一人，或二三家轮出一人以为团丁，悉听团长管束。其姓名登记簿册，交团长收掌，听本府随时调查。不愿身为团丁者，准其雇募强壮妥实之人自代，不准以孱弱及外来游民充数，推避阻挠者，准公同禀官究治。”见盛康：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一，第10—11页。又如另一著名之地方官朱孙诒，团练条规云：“团总、团长、团正，令各府州县详慎选举，报明本道，由本道牌委承充，并令各县榜示四乡，以杜假冒，但准其专司训练约束团丁，不得借端滋扰，干预公事，一切俱听地方官督率。”见朱孙诒：　《团练事宜》，第20页。朱氏除于各级团练领袖颁发委牌之外，并公布《遴选团总谕示》。其格式分见于《团练事宜》，第5页与第15页。此种情势，实表现出地方武力与官方之密切关系，其意义颇与保甲之地方组织一致，而尤足以显示一种微妙关键。就最高统治者清朝政府以至代表清室政权之各级地方长官立场而言，对于其所辖众民，有两种矛盾态度存在。第一，原不希望地方上有有形之民众组织，旨在禁绝形成与中央对抗之势力。但在一切管理、推展执行各项财税、徭役、防务等地方事务，又必须利用地方之有形组织，于是而主动赞同并指示编组保甲。自然利用保甲，更不免其主动监督管辖。第二，清朝中央以至各级地方官守，尤其不希望地方上有有形之武力集团，惧怕其犯上作乱。但全无武力，则在维持治安，应付窃盗抢掠，甚至较大之匪伙所侵扰时，地方当局自必充分受害而无力抵御。由是政府又不得不鼓励其组织团练，使其略有防御能力，当然更不免主动操持权柄，严密控制。此两点即是保甲团练与官方间建立密切关系之基本条件。由此原始基础，往往又会演变为许多不同形式之运用，足以扩张地方团练组织之意义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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