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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焦灼》由斯台芬·茨威格所著，其情节并不复杂。作者借小说中人物康多尔大夫之口说出了他自己对于同情的基本观点：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内容简介

     这本《心灵的焦灼》是茨威格在一九三八年流亡国外时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生前面世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
     相比他的中短篇，《爱与同情》的情节并不复杂：少尉霍夫米勒偶然认识贵族女子艾迪特。艾迪特是一个下肢瘫痪的姑娘，霍夫米勒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心灵的焦灼》着重于心理层面分析，细腻剖析着“同情”在外界作用及内心意志的互搏下，呈现出来往往是失去控制的两面性。

作者简介

斯台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传记作家。出身富裕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日后周游世界，结识罗曼·罗兰和弗洛伊德等人并深受影响。创作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以传记和小说成就最为著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反战工作，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一九三四年遭纳粹驱逐，流亡英国和巴西。一九四二年在孤寂与幻灭中自杀。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三大师》和《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目　　录

导言
心灵的焦灼
关于《心灵的焦灼》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这个故事始于一件鲁莽行径，一件全然无辜的笨拙行为，或者像法国人说的，一件gaffe。然后我便试图挽回我干的这桩蠢事的影响。可是如果过于匆忙地想要修理手表的一个齿轮，往往会把整个表都毁掉。今天，事隔多年，我还说不清楚，我的鲁莽究竟在哪里结束，我真正的过错又从哪里开始。说不定我一辈子也没法把这事弄清楚。
我当时二十五岁，在轻骑兵某团当现役少尉。我不能说，我曾经对军官阶层有过特别的热情或者觉得自己天生该当军官。可是如果在一个旧式的奥地利公务员的家庭里，有两个姑娘和四个老是吃不饱的男孩围着一张伙食粗陋的饭桌等着喂养，那是不会去多问他们爱好什么，倾向何在，而是很早就把他们推出去就业，以免他们成为家庭包袱的时间拖得过长。我的哥哥乌尔里希，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看书过多弄坏了眼睛，他们就把他塞到神学院去学习。我因为筋骨结实，就给送进军官学校。一上军官学校，人生的道路就自动向前发展，不必再去过问。国家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不出几年，国家就按照规定的模式，把一个半大不小、脸色苍白的小子免费培养成一个长着乳毛胡子的候补士官，作为可用的成品，送到部队里去。有一天，正好是皇帝陛下寿辰，我从军校毕业，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不久我的领章上就缀上了第一粒金星，就这样我达到了第一站。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隔一段适当的时间，按部就班地自动步步上升，直到得了痛风症告老还乡。就是在骑兵部队这种开销相当可观的部队里服役的事也并不是我个人的愿望，而是我伯母黛西的异想天开。她嫁给我伯父是第二次结婚，那时候我伯父刚离开财政部到收入较丰的一家银行去当经理。我这位伯母既有钱又势利，她不能容忍在她的亲戚当中，有人也姓霍夫米勒，可居然在步兵部队服役，“玷污”她家的门楣。她这异想天开害得她每个月得补贴我一百个克朗，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得俯首帖耳地向她表示感激涕零。到底在骑兵部队服役或者当现役军官对我自己是否合适，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深思过，我自己想得最少。只要一骑上马鞍，我就怡然自得，我的思想从来也没有超出过马脖子以外。
一九一三年那年的十一月份想必有一道什么命令从一个衙门传到另一个衙门。我们的骑兵中队便一阵风似的一下子从雅罗斯劳调到匈牙利边境的一个小城去驻防。我究竟是不是用真实的地名来称呼这座小城，全无所谓。因为同一件军服上的两粒纽扣也不可能比两座奥地利外省的驻防小城更加相似。无论在此在彼都是按照规定拥有同样的设备：一座军营，一个练马场，一个操练场，一座军官食堂，外加三个旅馆，两家咖啡馆，一爿点心铺，一家酒店，一家简陋寒伧的歌舞剧院，献艺的是些被大剧院解雇的歌星，她们还操风流的副业，周旋于军官和服役一年的志愿兵之间。无论在哪里，服兵役都是同样的忙忙碌碌，空虚单调，每一小时都是按照一百多年来铁板的死章程规定得死死的，便是空闲时间也变化不大。在军官食堂里看来看去尽是那么几张脸，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话，在咖啡馆里打的还是那几种纸牌，玩的还是台球。有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亲爱的天主竟然会有心思，至少让这么一座小城的七八百座屋顶上面布上另外一张苍穹，安排另外一番景致。

这个故事始于一件鲁莽行径，一件全然无辜的笨拙行为，或者像法国人说的，一件gaffe。然后我便试图挽回我干的这桩蠢事的影响。可是如果过于匆忙地想要修理手表的一个齿轮，往往会把整个表都毁掉。今天，事隔多年，我还说不清楚，我的鲁莽究竟在哪里结束，我真正的过错又从哪里开始。说不定我一辈子也没法把这事弄清楚。

我当时二十五岁，在轻骑兵某团当现役少尉。我不能说，我曾经对军官阶层有过特别的热情或者觉得自己天生该当军官。可是如果在一个旧式的奥地利公务员的家庭里，有两个姑娘和四个老是吃不饱的男孩围着一张伙食粗陋的饭桌等着喂养，那是不会去多问他们爱好什么，倾向何在，而是很早就把他们推出去就业，以免他们成为家庭包袱的时间拖得过长。我的哥哥乌尔里希，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看书过多弄坏了眼睛，他们就把他塞到神学院去学习。我因为筋骨结实，就给送进军官学校。一上军官学校，人生的道路就自动向前发展，不必再去过问。国家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不出几年，国家就按照规定的模式，把一个半大不小、脸色苍白的小子免费培养成一个长着乳毛胡子的候补士官，作为可用的成品，送到部队里去。有一天，正好是皇帝陛下寿辰，我从军校毕业，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不久我的领章上就缀上了第一粒金星，就这样我达到了第一站。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隔一段适当的时间，按部就班地自动步步上升，直到得了痛风症告老还乡。就是在骑兵部队这种开销相当可观的部队里服役的事也并不是我个人的愿望，而是我伯母黛西的异想天开。她嫁给我伯父是第二次结婚，那时候我伯父刚离开财政部到收入较丰的一家银行去当经理。我这位伯母既有钱又势利，她不能容忍在她的亲戚当中，有人也姓霍夫米勒，可居然在步兵部队服役，“玷污”她家的门楣。她这异想天开害得她每个月得补贴我一百个克朗，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得俯首帖耳地向她表示感激涕零。到底在骑兵部队服役或者当现役军官对我自己是否合适，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深思过，我自己想得最少。只要一骑上马鞍，我就怡然自得，我的思想从来也没有超出过马脖子以外。

一九一三年那年的十一月份想必有一道什么命令从一个衙门传到另一个衙门。我们的骑兵中队便一阵风似的一下子从雅罗斯劳调到匈牙利边境的一个小城去驻防。我究竟是不是用真实的地名来称呼这座小城，全无所谓。因为同一件军服上的两粒纽扣也不可能比两座奥地利外省的驻防小城更加相似。无论在此在彼都是按照规定拥有同样的设备：一座军营，一个练马场，一个操练场，一座军官食堂，外加三个旅馆，两家咖啡馆，一爿点心铺，一家酒店，一家简陋寒伧的歌舞剧院，献艺的是些被大剧院解雇的歌星，她们还操风流的副业，周旋于军官和服役一年的志愿兵之间。无论在哪里，服兵役都是同样的忙忙碌碌，空虚单调，每一小时都是按照一百多年来铁板的死章程规定得死死的，便是空闲时间也变化不大。在军官食堂里看来看去尽是那么几张脸，说来说去还是那些话，在咖啡馆里打的还是那几种纸牌，玩的还是台球。有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亲爱的天主竟然会有心思，至少让这么一座小城的七八百座屋顶上面布上另外一张苍穹，安排另外一番景致。

当然，我这个新的驻地和从前在加利西亚的那个驻地相比有一个优点：这里是个快车车站，一边靠近维也纳，另一边离布达佩斯也不太远。谁要是有钱——在骑兵里老有各式各样的阔少在服役，还有那些志愿兵，他们有的出身名门贵族，有的是工厂主的子弟——只要及时溜号，就可以乘五点的火车上维也纳，然后乘两点半的夜车赶回来，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上剧院，在环城马路上溜达，扮演一下骑士的角色，偶尔还可以寻芳逐艳；最最受人艳羡的人当中有几个甚至于在维也纳留着个小公馆，或者一个落脚地。凭我每月菲薄的收入，这种使人心旷神怡的风流插曲可惜我都无福消受。只剩下进咖啡馆或者点心铺成了我惟一的消遣，既然我觉得玩纸牌往往输赢太大，我就在那儿打打弹子或者再便宜些，下下象棋。

有一天，大概是一九一四年五月中的一个下午，我正好也这样坐在点心铺里和人对弈。和我下棋的碰巧是黄金天使药房的老板，同时也是我们驻防的那个小城的副市长。例行的三盘棋我们早已下完，只是因为懒得动弹，还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在这个无聊的小窝里还能上哪儿去呢？可是谈话也没精打采，就像一支快灭了的烟卷，有气无力地冒着烟。这时候突然有人打开店门，一袭迎风飞舞向四下飘开的大裙子，夹着一股新鲜空气，把一个漂亮的姑娘带进屋来：这个姑娘长着一双褐色的杏仁形的眼睛，黑黑的皮肤，衣着讲究，丝毫不显得土气，主要是在这天可怜的平板单调的环境里出现了一张崭新的面孔。可惜的是这位俊俏的仙女对于我们这些满怀敬意凝神注视的人看也不看一眼，她迈着急促矫健的步伐，从铺子里的九张大理石的小桌旁走过，径直走向柜台，在那里马上订了十几个各式蛋糕和一打烧酒。

我立刻注意到，蛋糕师傅格罗斯迈耶先生在她面前毕恭毕敬地鞠躬行礼，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燕尾服背后的衣缝绷得这样紧。甚至于他的太太，这位长得丰满结实的外省维纳斯，平时军官们向她献殷勤(往往一到月底，大家都欠她好几笔小小的账目)，她都爱理不理，这时候也从她出纳台的位置上站起身来，彬彬有礼，满脸堆笑。蛋糕师傅在账簿上记下订货的时候，那位漂亮的姑娘心不在焉地嚼着夹心巧克力糖，并且和格罗斯迈耶太太随便聊天。

我们两个也许不大得体地拼命伸长脖子在傻瞧，她可是一次也没看过我们。 
    当然这位年轻的小姐不会去拿一个点心盒子来增加她那纤纤玉手的负担；格罗斯迈耶太太已经十分巴结地连连保证，所有的订货都将送到小姐府上，不会出任何差错。这位小姐当然一丝一毫也没有想到，要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到那台钢制的自动收款机那里去交纳现金。我们大家马上就明白了：这可是位无比阔气、极其高贵的顾客！等到她订完货品转身要走，格罗斯迈耶先生赶紧抢到头里，给她开门。

我的药剂师先生也从座位上站起，恭恭敬敬地向这位从旁飘然而过的姑娘问好。她以雍容大方的态度客气地致谢。好家伙，好一双天鹅绒一样褐色的小鹿眼睛！——我简直迫不及待，等她饱受恭维，刚一离开点心铺，就好奇心切地向我的伙伴打听这位鹤立鸡群的人物是谁。

“什么，您不认识她？这就是……”呃，我将称他为开克斯法尔伐先生，实际上他的真实姓名是另一种叫法。“开克斯法尔伐的外甥女啊——开克斯法尔伐这家子您总认识吧？”
开克斯法尔伐：他像扔出一张一千克朗的巨额钞票一样说出了这个姓名，眼睛盯着我，仿佛他期待我用肃然起敬的口气说一声“原来如此！当然认得！”，作为对他说出的这个姓名的理所当然的回答。可是我是个新提升的少尉，几个月以前才调到这个驻防地来，我不了解情况，对这位神秘的天神一无所知，便十分客气地请他进一步介绍。药剂师先生也就以那种外省人的自豪心情、安闲舒适的神气介绍了一番，——不言而喻，自然比我在这里复述的要唠叨得多，详细得多。P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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