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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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引领中国走上世界。西学在近代中国成为*时尚的知识，新知识分子也成为那个时代*令人仰慕的“公知”。他们的为人处世、思想品质，乃至私生活往往为人们过度美化。与此同时，许多“旧知识人”则被严重妖魔化。本书通过大量历史细节的发掘梳理，分析“新知识人”在向近代中国传播新知识的同时，其背后也一种“恶的”推动力，也有不太为人所知的经济利益驱动因素。
　　——当历史正在发生的时候，一切都不像后来看到的那样“确定”……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时务报》、时务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新知识设施创建，甲午战后中国读书人分化，清末官绅面对明治维新变局的反应，以及辛亥巨变、五四巨变中新旧知识人的不同表现，展现“新知识人”在向近代中国传播新知识过程中的性情与思想、私心与抱负、智慧与局限。以独特的视角揭示晚清政治和思想的激烈碰撞，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历史的完整细节和真实面目。

作者简介

　　马勇，1956年1月生，安徽濉溪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过去数十年，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及儒家经学、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三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代表著作有《汉代春秋学研究》《梁漱溟评传》《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等。

目　　录

题记
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与困厄
世纪末恐慌
内耗与共识
呼唤维新
国体与纲常
中国唯一希望
民族与种族
清末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
基于渐进变革的回应
观察与预测
效果初现后的忧思
史的记忆与借鉴
重走明治维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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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现代知识分子悲剧：“挽留”蔡元培
　　1919年5月8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兑现营救被捕学生诺言后，悄然留下一封辞职书，于第二天早晨携北大总务处职员段子均一人孤独地离开北京，经天津至上海转杭州，借寓西湖杨庄，似乎真的期待像传统社会士大夫那样退隐江湖，息影山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挽留还是放弃蔡元培，维持还是放弃北大为中心议题，政府与民间开始较劲，而围绕在蔡元培周围的那些所谓新知识分子也因利害或其他原因发生争执，或明争，或暗斗，令人惋惜和痛心。
　　北大前途的多种可能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大教育家，他的不辞而别不仅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在北大内部迅即引发一场权力冲突。应该是在9日早上，即蔡元培离开北京的那天一大早，蔡元培的郎舅、北大会计黄幼轩在第一时间将蔡元培出走的消息告诉了北大教授沈尹默。沈尹默闻言大惊，旋即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计议。马裕藻等人不知所措，而沈尹默则沉着地告诉他们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也对，就开评议会商量，于是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决定以北大全体学生的名义呈请政府挽留蔡元培，学校日常事务由评议会负责。沈尹默俨然成为蔡元培之后的北大实际负责人。
　　沈尹默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生于陕西汉阴。从籍贯上说，他与蔡元培、马裕藻、马叙伦、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是浙江老乡，与钱玄同还算是湖州小同乡。1905年，沈尹默与其三弟沈兼士自费留学日本，后因家境困难，九个月后即返回国内，而沈兼士考取日本铁道学校，留日攻读，并成为章太炎弟子。
　　或许正是沈兼士的缘故，沈尹默回国后也被学术界视为章门弟子，而章门势力正如日中天，特别是严复辞去北大校长后，相继代理北大校长的何煜时、胡仁源等都是浙江人，都信服章太炎的学问，所以相继将章门弟子引进北大，北大一时间成为章门的天下，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沈尹默到北大担任教授。
　　严复职掌北大时，因个人爱好和人际关系，他比较重视桐城派的人物，所以一批桐城派出身的学者到北大任教，而待到严复离职，浙江人主政，桐城派势力在章门弟子的紧逼下逐步萎缩。章门弟子在反对桐城派或其他“异端”时高度一致，他们认为严复所用的旧人物都已经过时，应该让位，北大讲堂应该由他们章门弟子去占领，去控制。
　　然而当章门弟子在北大一统江湖后，其内部裂痕便显现出来。一般说法，北大章门弟子大致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以大弟子黄侃为首的守旧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以钱玄同、沈兼士为代表的开新派，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是以马裕藻为代表的中间派，两边都不得罪，模棱两可，依违于两派之间。

现代知识分子悲剧：“挽留”蔡元培

　　1919年5月8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兑现营救被捕学生诺言后，悄然留下一封辞职书，于第二天早晨携北大总务处职员段子均一人孤独地离开北京，经天津至上海转杭州，借寓西湖杨庄，似乎真的期待像传统社会士大夫那样退隐江湖，息影山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挽留还是放弃蔡元培，维持还是放弃北大为中心议题，政府与民间开始较劲，而围绕在蔡元培周围的那些所谓新知识分子也因利害或其他原因发生争执，或明争，或暗斗，令人惋惜和痛心。
　　北大前途的多种可能

　　蔡元培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大教育家，他的不辞而别不仅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在北大内部迅即引发一场权力冲突。应该是在9日早上，即蔡元培离开北京的那天一大早，蔡元培的郎舅、北大会计黄幼轩在第一时间将蔡元培出走的消息告诉了北大教授沈尹默。沈尹默闻言大惊，旋即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计议。马裕藻等人不知所措，而沈尹默则沉着地告诉他们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大家维持下去。大家想想这话也对，就开评议会商量，于是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决定以北大全体学生的名义呈请政府挽留蔡元培，学校日常事务由评议会负责。沈尹默俨然成为蔡元培之后的北大实际负责人。

　　沈尹默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生于陕西汉阴。从籍贯上说，他与蔡元培、马裕藻、马叙伦、钱玄同、周作人等教授是浙江老乡，与钱玄同还算是湖州小同乡。1905年，沈尹默与其三弟沈兼士自费留学日本，后因家境困难，九个月后即返回国内，而沈兼士考取日本铁道学校，留日攻读，并成为章太炎弟子。

　　或许正是沈兼士的缘故，沈尹默回国后也被学术界视为章门弟子，而章门势力正如日中天，特别是严复辞去北大校长后，相继代理北大校长的何煜时、胡仁源等都是浙江人，都信服章太炎的学问，所以相继将章门弟子引进北大，北大一时间成为章门的天下，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沈尹默到北大担任教授。

　　严复职掌北大时，因个人爱好和人际关系，他比较重视桐城派的人物，所以一批桐城派出身的学者到北大任教，而待到严复离职，浙江人主政，桐城派势力在章门弟子的紧逼下逐步萎缩。章门弟子在反对桐城派或其他“异端”时高度一致，他们认为严复所用的旧人物都已经过时，应该让位，北大讲堂应该由他们章门弟子去占领，去控制。

　　然而当章门弟子在北大一统江湖后，其内部裂痕便显现出来。一般说法，北大章门弟子大致分为三个派别：一是以大弟子黄侃为首的守旧派，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以钱玄同、沈兼士为代表的开新派，钱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是以马裕藻为代表的中间派，两边都不得罪，模棱两可，依违于两派之间。

　　沈尹默不是章门弟子，但由于沈兼士的关系，他与章门弟子相处融洽，而且由于他在北大资历比较深，且足智多谋，有“鬼谷子”之号，所以北大章门弟子在很多时候，似乎也把沈尹默当作掌门人看待，愿意听从沈尹默的安排和调遣。至于他的“鬼谷子”之号，正面呢，是说他反应敏捷，有决断善思考；反面则暗指他是一个阴谋大家，这与他后来被汤尔和等人排斥出局可能有直接关系。
　　当蔡元培入主北大时，沈尹默、汤尔和等人都有拥戴之功和犬马之劳，尤其是沈尹默在蔡元培到校不久，就贡献出三条锦囊妙计：
　　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

　　二、按照北大章程规定组织评议会。沈尹默的理由是：评议会在北大章程中原本有规定，但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因为有了评议会，教育部的指令就不那么容易直接下达。也正因为如此，对北大久远发展而言，评议会更加重要。有了评议会，北大发展就不会政随人亡；即便在平时，也可以评议会的力量抗衡行政权力的无端干预；

　　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61），第229页，中华书局1979年。

　　这三条建议中，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所以当蔡元培愤而辞职，离京出走后，沈尹默先是一惊，继则一喜，因为这终于可以试验评议会的功能与效率了。

　　沈尹默主持评议会代表北大师生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的要求，教育部在第二天（5月10日）给予不太积极的回应，表示此次蔡元培辞职出京，教育部获悉消息后已去电并派员挽留，但话题一转，严厉要求北大学生“务当照常上课”。这自然使沈尹默和北大师生略感不快。

　　北大学生除向教育部请愿外，也于10日派出代表赶往天津挽留蔡元培，复致电上海唐绍仪，谓蔡元培校长因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请唐绍仪一致挽留。又致电上海《时报》转各报、各省教育会、各团体，揭露当局迫使蔡元培出走的真实原因，表示蔡元培辞职离京后，群情惶惑，恐酿大变。

　　对于北大学生的举动，北大教授和北京各大学师生乃至北京社会各界都给予了充分同情和支持。10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各校推派代表一人至天津挽留蔡元培，并联合上书教育部，呼吁教育部接受北大学生的要求，表示此次学生行动，纯属全体公意，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大校长一人所能够代任其咎。且蔡元培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长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不特亲立门墙者咸受熏陶，即其他学校学子亦得常亲教泽，全国舆论尤极推崇。万望教育部俯顺众情，对于蔡校长的辞职请求，不要批准，并迅速明令切实慰留，保此教育一线之曙光，即培国家后日之元气。我们完全可以承认这里所说的都是北京各校学生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这样推崇蔡元培，这样强调蔡元培个人在教育界的作用，实际上是置教育部及政治高层于非常难堪非常尴尬的境地。政府政治高层在郁闷心情的支配下，怎能真诚出面挽留蔡元培呢？他们尤其是安福系原本就很讨厌蔡元培的自由思想、兼容并包，当然希望利用此次机会一了百了，或者批准蔡元培辞职，或者索性将北大解散。这是政府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

　　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无疑激励了北大师生的抗争勇气，10日下午一时许，由北大教职员推举出来的代表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集体前往教育部，谒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请其设法挽留蔡元培。傅增湘表示，他个人是诚恳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们复问大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的意见，傅增湘默然有间，表示总统、总理的意见他个人并不深知，因此不便代为回答。言下之意是告诉各代表，问题的关键不在教育部，而在总统府和国务院。

　　与北大教职员代表往访傅增湘的同时，北京各高等学校中有十二所学校的教职员代表也在北大召开联合会议，讨论挽留蔡元培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能否挽留蔡元培已经不是蔡个人问题，也不是北大一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及外交前途的大问题，所以他们决定上书政府，务请挽留。代表们第二天继续开会，然后由各校校长、教职员在呈文上签字，并呈送政府。《晨报》1919年5月11日。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方式向外界散布消息，表示如果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职员甚至整个北京各高等学校都有可能联合起来进行抗争，最激烈的手段甚至有可能一致总辞职。

　　对于北大师生、北京各大学教职员挽留蔡元培的请求，政府起先毫无表示。这自然引起社会各界严重不满，更引起有意利用此次事件而达到倒阁或其他政治目的的派别、政党或个人的兴趣。5月9日，护法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自广州致电蔡元培，表示学生为收回国土，愤激击贼，北京政府逮捕多人，实在是太过分。“公愿以身代，仁者用心，令人感泣。讨贼得罪，是非倒置，何以立国？”这就将原本只属于法律和行政的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的问题。

　　对于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反应，已经辞职且在外地的蔡元培也不是一点不知道，但他可能根本想不到这件事情会越闹越大，所以他在以谈话方式解释自己辞职原因后，并没有提出缓解时局紧张的方案。而在北京，教育总长傅增湘因对蔡元培深表同情和挽留，不同意那么严厉镇压学生，反而遭到安福系的责难。无奈中，傅增湘仿蔡元培例，于11日离部出走，由次长袁希涛暂时代行部务。

　　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是地方成长起来的教育家，晚清时担任江苏学务处议绅，辛亥革命后与黄炎培一起参与江苏省新教育实践，是黄炎培的重要助手。后应蔡元培之邀，任职教育部。与蔡元培、黄炎培、蒋梦麟等江浙教育界头面人物都是多年老朋友，有交情有感情，只是在北大与江苏教育会的关系上，袁希涛当然更倾向于后者而不是前者。这就引发了北大是否南迁或者解散的争议，至少在蔡元培辞职后的一段时间里，黄炎培、蒋梦麟和江苏教育会可能真的动议过利用这次机会攫取北大控制权，或者当北大不能在北京继续存在时，设法将其中的新派学者转移至南方。 

　　他们的这个意思当然并不含有任何恶意，而且他们确实与蔡元培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确实期望帮助蔡元培重建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所以他们对蔡元培脱离北大，脱离沈尹默，脱离章太炎弟子的包围，辞职南下，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认为是一个重要机会。

　　在袁希涛代理部务第二天（12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袁希涛致电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沈恩孚，表示蔡元培校长辞职出走，各校员生纷纷请留，情势急切，教育部已派佥事沈彭年前往南方当面挽留。我袁希涛个人昨天亲谒总理钱能训，又谒大总统徐世昌，他们均嘱教育部迅速设法挽留蔡校长。袁希涛请沈恩孚一旦见到蔡元培，务请转达总统、总理及教育部挽留之意，并请沈恩孚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与蔡元培关系甚好的张元济、蒋梦麟等人。

　　13日，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派出九名代表到总统府请愿。其他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率辞职，以示声援。同日晚九时，北京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也举行联合会议，一致决议请蔡元培回校，并称以维持大学为挽回校长之唯一方法。蔡校长未返校就职之前，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全体当竭力维持蔡校长多年来所苦心经营之大学。会议同意争取各方面支持挽留蔡校长的事情，继续由干事会负责，校中日常行政及教务、庶务各方面，由评议会及教授会各举委员三人襄同蔡校长所委托之温学长代行主持。

　　北京教育界局势令人焦虑，而蔡元培的消息几乎完全中断，上海方面的沈恩孚也没有及时回复，或许是沈恩孚还没有见到蔡元培，或许是见到了而没有结果。总之，当袁希涛尚未收到沈恩孚回复时，于13日又致电沈恩孚，倾诉现在的难处。他表示，北京直辖各校校长继续辞职，因为挽留蔡元培的事情尚没有结果，他们不愿答应回校任事。现在各校学生代表每天开会，似乎也在酝酿更多的事情，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由此可以感觉到政府对学生运动特别是教职员的动向有点担心，唯恐失控，所以政府在挽留蔡元培问题上开始转向。第二天（14日），大总统徐世昌公开发布挽留蔡元培的指令，表彰蔡元培任职有年，殚心教育，至此困难时期，更应妥筹善后，认真擘理，挽济艰难。

　　大总统既然出面挽留蔡元培，那么当然也应该保证大总统不能太没有面子，何况此次挽留蔡元培并不是政府高层一致。徐世昌挽留蔡元培或许是真诚的，但毕竟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段祺瑞并不一定赞成这种做法。所以袁希涛在徐世昌发布挽留指令的第二天（15日），又密电上海黄炎培，请黄炎培无论如何也要劝说蔡元培接受政府的挽留，不要再节外生枝，以为反对者提供借口，否则风潮难息，牵连教育大局，深可危虑。

　　袁希涛的担心并不过分，不仅北京直辖各校骚动不安，人心惶惶，而且天津、上海学界、商界似乎也将卷入这场冲突。5月1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强烈要求政府维持蔡校长和大学尊严，以为蔡校长文章道德，中外推崇，自长北大以来，全国学界，始有发皇振厉之气。乃一二玩冥奸佞之徒，竟不容思想界有一线生机，竟不容世界潮流有一分输入。“夫蔡先生去，则大学虽存犹死；大学死，则从此中国之学术界，尽入一二有权威者掌握之中，而学界前途遂堕于万劫不复之境。岂惟蔡先生一人、北京大学一校之关系，中华将来之文明，实将于此决其运命。”宣言甚至表示：“政府不维持蔡校长地位与大学尊严，一星期后将以最后法对付。”蔡元培一人之去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或许太过，但此事如果不能获得很好解决，则必然导致一系列的混乱则是事实。

　　教育部或者说袁希涛挽留蔡元培、化解僵局的用意肯定是真诚的，这份真诚也感动了北京教育界的领袖。5月16日，北京国立各高校校长陈宝泉、洪镕、金邦正、汤尔和等人联名致电蔡元培，表示蔡先生去留关系极大，万勿坚辞，不要把门关得太死，面子固然重要，但是也要适度，不要因一人之选择影响教育界的整体利益，以为教育界留一生机。电报还表示他们现在之所以出来协助政府维持各校，这是责任所系，并不是与蔡元培的选择有了不一样。

　　大总统徐世昌已经发布了挽留指令，教育部已经派员当面挽留，代理部务的袁希涛更是三番五次通过私人关系表达善意，但是蔡元培依然不为所动。从他个人尊严、大学尊严的立场看，他现在当然还不好径自回去复职，因为他感到政府的挽留带有某种程度的勉强或不情愿，而他现在真的回校复职很可能使北大师生乃至全国师生大失所望，因为教育界与政治界的纠纷由来已久，政治界对教育界的干预日甚一日，所以蔡元培这次大概有点得理不让人了，他似乎真的希望以自己的牺牲为教育独立、教育自主赢得更大的空间，所以他在各方挽留声中毅然坚守辞职的立场。

　　蔡元培的坚守使事情陷入僵局。16日，北京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代表前往教育部与次长袁希涛会晤，商酌与教育部所派南下挽留蔡元培的代表一起出发。在北京大学内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自称与蔡元培“志不同道不合”的黄侃教授，竟然也因蔡元培的辞职而表示要离开，他的理由是：“环顾中国，除蔡元培，亦无能用余之人”，既然蔡元培不愿回来，我黄侃也就不必呆在这里了。

　　蔡元培能否复职成为时局好转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各校特派出学生代表十七人沿着蔡元培南下途径查找踪迹，各处探询，不得要领。于是又推出总代表八人，会同天津各校代表二人联合南下，于16日抵达上海，准备当面劝说、哀求蔡元培返回北大。可是他们到了上海根本摸不着门道，于是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公开查访蔡元培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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