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pdf/txt下载_在线阅读全文

内容简介

　　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的概念及思想的?具有深厚底蕴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因应属于不同体系的西方文明的?这些深层次问题，抛开日语的媒介作用就难以回答。本书思考的即是“译词(或概念)是在怎样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即使其为日本和中国共同拥有，在文化、政治背景迥异的情况下，两国在理解同一概念时伴随着怎样的偏差和差异”。

作者简介

　　狭间直树，1937年生，日本兵库县人。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产业大学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是日本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
　　石川祯浩，1963年生于日本山形县，1988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2002年获京都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1984-1986)，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1-2002)。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
　　袁广泉，1963年生。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副教授、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

目　　录

中江兆民《民约译解》的历史意义
——“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史之思想篇【狭间直树】
为什么要翻译On Liberty
——对比中村正直《自由之理》与严复《群己权界论》【高柳信夫】
从“天演”到“进化”
——以鲁迅对“进化论”之容受及其展开为中心【李冬木】
清末民初中日文法学交流初探【袁广泉】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桑　兵】
十九世纪末日中两国“記念”的语义变化【小野寺史郎】
“Civil Engineering”一词及其概念之翻译
——探索“公民技术”的原意【武上真理子】
清末中国吸纳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路径考
——以梁启超为中心【森时彦】
日中近代的编译百科全书【石川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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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　　言
　　一般认为，日本人掌握汉语比较容易，而中国人学习日语，也比学习其他语言轻松。其主要理由是，两国都使用汉字，许多汉字词是相通的。然而，这种情况只是最近百年才形成的。因为，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时期开始努力引进西方文明后，曾应用汉字词创造出许多对应西方语句、概念的译词，而这些译词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入中国，并融入汉语。
　　如果换一个角度，不妨说，日语在明治时期的上述变化是与引进（新创）汉字词汇并行的，因而使同时期包括汉语在内的东亚各国语言甚至思考模式为之一变。中国近代学术史大家桑兵教授曾把中国引入日本创制的译词后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议论问题，口中语音无疑是汉语，但语词却来自日语，而贯穿这些语词的则是西方思考方式。由此可知，明治日本创制的译词对中国影响之大。不过，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的概念及思想的？具有深厚底蕴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因应属于不同体系的西方文明的？这些深层次问题，抛开日语的媒介作用就难以回答。

序　　言 
　　一般认为，日本人掌握汉语比较容易，而中国人学习日语，也比学习其他语言轻松。其主要理由是，两国都使用汉字，许多汉字词是相通的。然而，这种情况只是最近百年才形成的。因为，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时期开始努力引进西方文明后，曾应用汉字词创造出许多对应西方语句、概念的译词，而这些译词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入中国，并融入汉语。 
　　如果换一个角度，不妨说，日语在明治时期的上述变化是与引进（新创）汉字词汇并行的，因而使同时期包括汉语在内的东亚各国语言甚至思考模式为之一变。中国近代学术史大家桑兵教授曾把中国引入日本创制的译词后发生的变化概括为“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也就是说，当时中国人议论问题，口中语音无疑是汉语，但语词却来自日语，而贯穿这些语词的则是西方思考方式。由此可知，明治日本创制的译词对中国影响之大。不过，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的概念及思想的？具有深厚底蕴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因应属于不同体系的西方文明的？这些深层次问题，抛开日语的媒介作用就难以回答。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京都大学据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第一研究组（召集人为石川祯浩教授）曾组织“现代中国文化的深层构造”研究，其中一环为由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主持的“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研究会（2008年4月至2011年3月）。本论文集即该研究会的成果，所收各文围绕西方概念的译词（新汉字词汇）在东亚发生和传播的背景及意义展开探讨。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简称“人文研”）曾在狭间直树教授主持下以“梁启超研究——其以日本为媒介的近代西方认识”为题组织过研究会，主要探讨梁启超一生丰富而复杂的活动中为中国注入西方思想及其与明治日本关系的部分。该研究会始于1993年，为时四年，其成果曾结集出版（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日本』，みすず書房，1999年。中文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12年修订再版）。与此同时，研究会部分成员还在岛田虔次先生指导下翻译了《梁启超年谱长编》，其日文译注本也在2004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这一系列研究，不仅加深了对梁启超本人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西方思想以日本为媒介向中国传播这一研究领域因此呈现出广泛活跃的局面。当然，此前也曾有学者指出日本汉字词汇（日语著作）对中国的影响，但其所论，在1980年代以前，大体以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增补版,1970年）和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980年）为据。而上述“梁启超研究”的成果则呈现了日本影响中国的诸多具体方面，打破和超越了此前的局限，反响极大。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和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 Fogel）就受此影响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在法国加尔西（Garchy）和美国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主持召开有关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其直接反响之一。恰在同一时期，有关产生于西方的语词、概念、学说、言论等向近代中国（东亚）传播的研究，在沈国威、刘禾（Lydia Liu）、金观涛、邹振环等推动下深受学术界关注，以近代东亚为对象的“概念史”研究由此迎来鼎盛时期。而“梁启超研究”无疑是其发端之一。 
　　我们这次组织的“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尽管课题设想及成员都部分地继承了“梁启超研究”，但绝非其单纯延续。“梁启超研究”致力于探索梁流亡日本时所接触的各种西方学说、思想、概念的来源（即日文著作的蓝本）；而此次则侧重诠释东亚传统文明体系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接触和融合在文明史上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包括重新审视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以及江户末期传至日本的介绍西方的中国书籍的影响）的过程。梁启超曾在其间留下清晰足迹，自然应继续予以充分关注；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知识分子在理解近代西方、翻译西方文明的关键性概念和思想时，他们原有的知识及学养（很大程度来自儒教）曾发挥怎样的作用？日中两国是否存在差异？显然，此类问题无不属于思想史研究范围。 
　　有鉴于此，我们这次的研究并不采用“词汇史”研究——利用近年日渐充实的数据库来检视某语句或词语何时出现、使用频率如何——的方式。因为，这类研究在“国语学”“语言学”领域已达到相当高水准，史学家趋步其后也难有更大收获和贡献。再者，搜寻某词何时开始使用当然有其意义，但我们并不单纯地据此认定有关事物即开始于此，而是要思考如下问题，即该译词（或概念）是在怎样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即使其为日本和中国共同拥有，在文化、政治背景迥异的情况下，两国在理解同一概念时伴随着怎样的偏向或差异？所以，贯穿我们研究的是如下假说，即“东亚文明圈”是伴随着这种偏差和差异而在整体上回应和顺应近代西方文明所形成的。 
　　下面简要介绍本书所收十二篇论文的内容。 
　　（1）狭间论文探讨的是西方近代思想具有标志意义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及其翻译（中江兆民译《民约译解》），是本文集的总论。《民约译解》的特点在于，它是未采用当时尚不固定的“新汉字词”而获得成功的汉译。狭间通过分析兆民选用旧有汉字词翻译卢梭该著的意图后指出，兆民坚信拥有丰富词汇的汉文足以翻译西方思想，中国传统思想（儒教）的积极部分具有约束君权的本质，而兆民对此把握极其准确。在此基础上，狭间还详细探究明治、清末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契约论》译本，并具体提示了当时人们是如何理解这部名著的。 
　　（2）高柳论文围绕日本和中国最负盛名的翻译家即中村正直和严复都曾翻译过穆勒著《论自由》这一点展开论述。只不过，该文并非对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做单纯比较，而是将两种译本分别置于和译者其他代表性译著及著作的关系、脉络中进行分析，从而探讨《论自由》的意义。比如，高柳认为中村正直的《西国立志编》并非否定旧有价值观（即儒教价值观），而严复则在其《救亡决论》一文中对墨守名教表示疑义，而这则是二人翻译《论自由》的背景和目的所在。此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3）李冬木论文以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共通时代思想即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为研究对象。该文指出，尽管严复译《天演论》所阐述的社会进化论最初给了清末许多人士以震撼，但后来中国并未出版相关译著，致使论述“进化”的译词即日语文献讨论进化的语词自清末至民国流入汉语，并基于具体事例探究了日本最有名的进化论传播者丘浅次郎对鲁迅的影响。 
　　（4）随着来自西方的翻译概念日趋普及，东亚原有的概念开始解体，并分化为数个不同概念；著名事例之一即“文学”。袁广泉论文概观了“文学”概念的分化与文法（文典）概念发生的关系，描述了文法学受《文学书官话》（1869年）影响，在旧有“文学”概念解体较早的明治日本诞生后，又改变形态回流到清末中国的过程。其所呈现的东亚文明圈“知识”重构的一幕，已超越翻译概念发生与传播的层次。 
　　（5）桑兵论文围绕公认的西方概念“哲学”展开论述，并试图从史学角度回答如下迄今未明确的根本问题，即用“哲学”的概念和范畴把握中国各种传统学术是否恰当。“哲学”原本为表述西方思维体系而创制，其用于东方后，亦即“中国哲学”这一名词产生后，中国的思想和各种学术被迫因应“哲学”而发生变化，有关中国固有“学问”的表述也就一直未能摆脱西方“哲学”的桎梏。通过审视这一状况的发端即“中国哲学”在明治日本的发生过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桑文似乎在自问：中国如何才能恢复属于自己的话语。 
　　（6）众所周知，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新汉字词”中，很多词在日本和中国是共通的。然而，与此同时，有些概念尽管日语和汉语用同一词语表述，但其间却存在概念上的微妙偏移和价值观差异。小野寺论文探讨的就是此类词语之一——“記念”。该文不仅指出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記念”脱胎于日语原有的“かたみ（katami）”（即死者的遗物）并普及开来（从私人领域转用到公共领域）的历史背景，而且诠释了该词在日语和汉语里的不同语感（纪念对象是积极事迹抑或消极记忆之别）是因近代两国发展趋势不同而形成的。 
　　（7）表述近代概念的词语中，规定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的术语，其概念应是清晰而不容随意解释的。“主权”“宗主权”无疑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关键概念，但如冈本论文——《“主权”的生成与“宗主权”》明确指出的语词改变，特别是“主权”一词的形成和词义转换，可谓是在西藏问题上与英国进行“概念战”的结果。在这场概念战中，“主权”一词未变，但其义先则极近“宗主权”，后则明确否定该义。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中国方面将“主权”作为“sovereignty”的对应译词而重新界定其内涵，并与新概念“领土”组合起来。 
　　（8）不少西方词语，近代东亚知识分子曾苦心孤诣为其寻求译词，但实际上，其中部分词语的概念在西方也尚在形成过程中，且受西方各国背景不同这一因素的制约。武上论文探讨的“civil engineering”即属此类。经过曲折演变，“土木”成为该词的最终译词，但此前也曾有人将其译作“济世之器械”，以使体现近代西方价值观的“civil”契合亚洲原有概念。该文除应用译词研究的常用方法即详细比较各种辞书而明确了译词确定的过程外，还论述了“土木工程学”这一学术领域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所占据的地位。 
　　（9）森论文主要通过对《富国策》《富国养民策》和《佐治刍言》的分析，并与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时期相比较，以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为中心，论证了“political economy”是通过怎样的渠道为中国所接受的。该文指出，“political economy”的内涵在同时期的西方也不尽相同。此观察极其重要。亦即，虽然同为概述“political economy”的著作，因其所论经济学的学派不同，也会导致读者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该文所举例证之一就是，梁启超读自由贸易论即曾附会公羊派三世说，即其对自由贸易论的理解乃是为变法派立场提供佐证。 
　　（10）就体现西方特点知识体系的“百科全书”，石川论文对日本和中国最早冠以“百科全书”之名出版的书籍做了比较。日本的“百科全书”是英文版简易百科丛书的日文全译（1873～1883刊行），而中国的“百科全书”则是抄译自日文著作（1903年刊）。两者的出版前后相差二三十年，其间恰值“新汉字词”表述的翻译概念在日本形成并普及后于20世纪初流入汉语。石川论文对“百科全书”进行探讨后认为，上述一系列动向是东亚语言确立其事实标准（de facto standard）的过程。 
　　（11）高岛论文引用“男性特质”（masculinity）观点，对如下问题做了分析，即“东亚病夫”何以从指代近代中国国家的具有一定标志性的词语转为指称中国人身体羸弱，并因此导致人们试图通过体育来提高个人身体素质（或者说，如果曾经存在这种认识的转换，则其始于何时）？该文注意到，近代男性特质问题在殖民地文化磁场中尤其突出，故以中国近代“体育”发祥地上海的圣约翰学校为例，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男性特质由“文”向“武”（体育）演变的过程。 
　　（12）近代东亚的翻译概念，经由日本而传至中国、朝鲜者为多。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某些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词句是发源于苏俄并经由中国传至日本的。江田论文探讨和阐明的“路线”这一政治范畴的概念即属此例。因为，在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中，中国显然比日本受苏联影响更大，有关党派的性质及评价的语词，其汉语译词首先是在中国形成的。 
　　以上粗略介绍了各论文的内容，但不少内容未得涉及，还请读者阅读各文以了解其真正价值。而各论文的研究是否对总课题做出了解答，愿乞读者判断和批评。 
　　参加本课题研究活动的学者，有的出于各种原因而未投稿。下面将三年间共27次研究会（基本上每月举行一次，时间为周六下午2～5时，地点为京都大学人文研现代中国共同研究室）的报告人及报告题目录下。 
　　2008年 
　　4月12日狭间直树：《梁启超与谭嗣同、康有为及日本人——梁启超的思想与伦理标准》 
　　5月10日桑兵：《概念与事物：“中国哲学”在近代中国》 
　　6月17日石川祯浩：《“睡狮”·梁启超·怪物弗兰肯斯坦——戊戌时期的西方信息：如何想象未知事物》 
　　7月11日关晓红：《知识与制度：清末的“地方”问题与宪政改革》 
　　8月9日 冈本隆司：《大君、自主、独立——有关近代朝鲜的翻译概念》 
　　9月13日森时彦：《西方近代经济学与变法派——以梁启超为中心》 
　　10月11日川尻文彦：《近代中国的“文明”——以梁启超如何理解“文明”为中心》 
　　11月8日高柳信夫：《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科学”与“道德”——以严复的讨论为中心》 
　　12月13日高岛航：《体育与“翻译”》 
　　2009年 
　　1月10日钱鸥：《一些突然消失的概念——解读王国维，思考中国近代批判理性》 
　　4月11日狭间直树：《“日制汉字词汇”对形成近代东亚文明圈的作用——以〈万国公法〉之翻译为素材》 
　　5月9日小野寺史郎：《“民族主义”与梁启超》 
　　6月13日袁广泉：《中华民族论的构建与梁启超等》 
　　7月11日武上真理子：《孙文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探讨：“西学”与“东学”之接受》 
　　9月12日江田宪治：《作为翻译概念的“帝国”》 
　　10月10日川尻文彦：《〈新民丛报〉之停刊：梁启超与“立宪”》 
　　11月14日石川祯浩：《近代党派性政治语言——“左”·右·路线》 
　　12月12日冈本隆司：《夷务、洋务、外务——以其转换时期为中心》 
　　2010年 
　　1月9日高柳信夫：《为探讨清末民初“个性(individuality)”概念而做的初步整理》 
　　4月10日狭间直树：《近代“东亚文明圈”的形成与西周》 
　　5月8日李冬木：《由翻译概念“天演”到“进化”：以鲁迅接受进化论等为中心》 
　　6月12日宫岛达夫（特邀）：《东亚近代词汇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7月10日高岛航：《翻译的力学：“东亚文明圈”的体育翻译》 
　　12月11日江田宪治：《中国共产党史中的翻译概念：“路线”与“course”》 
　　2011年 
　　1月8日小野寺史郎：《作为翻译文化的“纪念日”》 
　　2月12日武上真理子：《“engineering”和“civil engineering”的翻译：东亚近代技术史的序幕》 
　　3月12日袁广泉：《明治时期日中文法学交流：西学东渐背景下“文学”的解体与“文典”的困惑》 
　　此外，为与更多国外学者交流，我们曾于2010年2月27日在京都大学人文研举办国际工作坊会议，邀请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顾德琳（Gotelind Müller-Saini）、中国中山大学教授赵立彬和京都大学教授森时彦三位学者莅会，其内容已在互联网上以PDF文档形式公布（《国际工作坊会议“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京都大学人文研石川研究室，2011年5月，<a href="http://www.zinbun.kyoto-u.ac.jp/">http://www.zinbun.kyoto-u.ac.jp/</a>～rcmcc/workshop2010.pdf）。而作为该研究会的中间成果，有五名学者（狭间直树、桑兵、森时彦、石川祯浩、冈本隆司）的论文曾在日本东方学会的英文纪要（ACTA ASIATICA，No. 102, Feb. 2012）专辑（The Modern Wes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ast Asian Sphere of Civilization”）上发表。狭间直树还在宫原佳昭先生协助下将研究所用资料——西周《百学连环》整理为数字读物，并被收入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的综合学术数据库（<a href="http://int.nihu.jp/">http://int.nihu.jp/</a>）。另有陈力卫、松尾洋二、岩井茂树、金世昊、汪朝光、马骏、箱田惠子、中岛胜住、李长莉出席研究会、研讨会并做讲评。 
　　本书所收十二篇论文，皆经狭间直树和石川祯浩审读，体例统一等具体工作则由武上真理子承担。本书所收所有论文的日文版及部分论文的中文版，在人文研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网页（<a href="http://www.zinbun.kyoto-u.ac.jp/">http://www.zinbun.kyoto-u.ac.jp/</a>～rcmcc/seika.htm）以PDF文档形式公开。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对中国区域研究促进事业（与京都大学共同开展）提供的项目经费支持。自2012年4月始，现代中国区域研究促进事业将进入第二期，京都大学据点将以“中国近现当代史的多重结构”为课题，力求以更大的时间尺度对现代中国展开研究；而以近代百年尺度探究中国文明与西洋文明交涉史的，就是“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研究。在此，我对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大力支持人文学的上述基础研究再次表示感谢，并期待该区域研究项目长续不辍。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石川祯浩 
　　2012年8月31日 
　　（2014年12月15日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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