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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忆叙周恩来的文章22篇，均为作者自1939年被选派至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来，与周恩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亲历各种活动、事件的真实记录。既记述了雾都重庆文化界瞬息变化、共和国建立以后文坛风云变幻，又叙述了周恩来与文艺界朋友息息相通的友情，在外交事务中与国际友人交往的点点滴滴。每篇文章都记载着珍贵的史料，感人的故事，传递出作者坦诚、真实的情感，和周恩来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

作者简介

张颖，女，1922年出生于广州市。曾就读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即赴延安，是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第一期毕业生。1939年调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新华日报》记者，《群众》杂志编辑、新华社驻南京特派记者。1949年后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

目　　录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周恩来晚年外事活动漫忆
周恩来与江青、维特克事件
广州会议
董必武、周恩来托起国统区一片天
雾重庆的文艺斗争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文委
组织抗战文艺大军
上海“周公馆”
雾重庆的企盼
挚友·知音——周恩来与郭沫若
周恩来与茅盾在重庆的交往
夏衍心目中的周公
周恩来、孙维世和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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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五月的北京，美丽可人。风沙已过，寒意退尽。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着，还不觉炎热。中旬的一天，我又走进中南海邓大姐住所的院子，只见院内的各色月季花已竞相开放，芍药的花蕾也绽出点点洁白粉红。满园春色正象征着主人明朗的心绪和蓬勃的精神。我高兴地走上台阶，踏进了前院的“朝阳”厅。今天，邓大姐在这里宴请日本朋友真山关保先生和她的助手及演员们。我进得门去，见邓大姐已穿着整齐，等待客人。她虽然步履有些微迟缓，但仍是神采奕奕。
真山美保是日本新制作座的领导人，这次专程从日本来北京，特意向邓大姐问好致意。因为她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是1956年，至今正好30周年了。30年前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她，并对当时年轻的真山小姐给予很大的鼓励，促使她30年来，自强不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年来邓大姐也曾和她不断相会，结下了深厚情谊。这天在邓大姐家的聚会，充满了热烈的气氛，人人都激动得泪光闪闪。这灿烂的友谊之花，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播下的种子繁衍而来的。
邓大姐说：“我只在这间大客厅里宴请过西哈努克亲王。你就是我第二位客人了。”真山美保连连点头说：“我太感谢啦，我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呵。”邓大姐回答她：“你同样是我们真正的、值得尊敬的朋友。你们专程来看望我，也太感谢啦。”她接着又说，“恐怕在座的中国同志，也没有谁在这里吃过饭吧”。邓大姐首先问我，因为我大概是来得较多的一个。我回答大姐：“我来这里吃过饭，但不是招待外宾。”
　 “是的，1964年我和恩来在这里会见了南京前线话剧团的全体同志们，还一起照相吃饭。”她的思维还是那么敏捷，记忆力也真好啊。
举目看看四周那熟悉的隔扇门窗，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记得1964年，南京前线话剧团到北京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很喜欢这出戏，曾多次和作者、导演、演员们见面，谈论修改意见，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认识每一个演员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天，大家特别高兴，恩来同志与每个人谈他的意见，有赞许，也有批评：小陶演出了农村姑娘可爱的气质，连长的性格表现得过于急躁……恩来同志饭前像是很认真地对大家说：“今天你们是到我家里来做客，可不是国务院请你们。用的是我和大姐的工资，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好好吃这顿饭。不过，粮票可是得交，不然这一顿就把我一个月粮票都吃没有啦。”几句平常的话像一股温泉悄悄地流过了每个人的心田。正是一件件一桩桩平凡小事，积累成一个整体的品格，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难道不是以具体的模范行为来影响着所有的人么？我们党良好的作风，也是无数党员的具体模范行为所汇集而成的啊。
时光流逝。这所院子，如今看来虽然面目依旧，但那些年它曾经历了多少沧桑，也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那日我回到家里，思潮起伏，往事萦绕，于是又拾起笔来。
　　（一）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 五月的北京，美丽可人。风沙已过，寒意退尽。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着，还不觉炎热。中旬的一天，我又走进中南海邓大姐住所的院子，只见院内的各色月季花已竞相开放，芍药的花蕾也绽出点点洁白粉红。满园春色正象征着主人明朗的心绪和蓬勃的精神。我高兴地走上台阶，踏进了前院的“朝阳”厅。今天，邓大姐在这里宴请日本朋友真山关保先生和她的助手及演员们。我进得门去，见邓大姐已穿着整齐，等待客人。她虽然步履有些微迟缓，但仍是神采奕奕。 真山美保是日本新制作座的领导人，这次专程从日本来北京，特意向邓大姐问好致意。因为她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是1956年，至今正好30周年了。30年前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她，并对当时年轻的真山小姐给予很大的鼓励，促使她30年来，自强不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年来邓大姐也曾和她不断相会，结下了深厚情谊。这天在邓大姐家的聚会，充满了热烈的气氛，人人都激动得泪光闪闪。这灿烂的友谊之花，是周恩来总理生前播下的种子繁衍而来的。 邓大姐说：“我只在这间大客厅里宴请过西哈努克亲王。你就是我第二位客人了。”真山美保连连点头说：“我太感谢啦，我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呵。”邓大姐回答她：“你同样是我们真正的、值得尊敬的朋友。你们专程来看望我，也太感谢啦。”她接着又说，“恐怕在座的中国同志，也没有谁在这里吃过饭吧”。邓大姐首先问我，因为我大概是来得较多的一个。我回答大姐：“我来这里吃过饭，但不是招待外宾。” 　 “是的，1964年我和恩来在这里会见了南京前线话剧团的全体同志们，还一起照相吃饭。”她的思维还是那么敏捷，记忆力也真好啊。 举目看看四周那熟悉的隔扇门窗，多少往事涌上心头。记得1964年，南京前线话剧团到北京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很喜欢这出戏，曾多次和作者、导演、演员们见面，谈论修改意见，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认识每一个演员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天，大家特别高兴，恩来同志与每个人谈他的意见，有赞许，也有批评：小陶演出了农村姑娘可爱的气质，连长的性格表现得过于急躁……恩来同志饭前像是很认真地对大家说：“今天你们是到我家里来做客，可不是国务院请你们。用的是我和大姐的工资，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好好吃这顿饭。不过，粮票可是得交，不然这一顿就把我一个月粮票都吃没有啦。”几句平常的话像一股温泉悄悄地流过了每个人的心田。正是一件件一桩桩平凡小事，积累成一个整体的品格，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难道不是以具体的模范行为来影响着所有的人么？我们党良好的作风，也是无数党员的具体模范行为所汇集而成的啊。 时光流逝。这所院子，如今看来虽然面目依旧，但那些年它曾经历了多少沧桑，也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那日我回到家里，思潮起伏，往事萦绕，于是又拾起笔来。 　　（一） 1964年春天，偶然的机会我知道恩来同志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去重庆，并过三峡，这触动了我多年的心愿。我多么希望有可能再回到重庆看看啊。自1946年我离开那里以后，一直没有机会旧地重游。于是我尝试着与童小朋同志联系，问他是否可以把我带上。他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那一次我回到重庆，真是感慨万端，除了重返红岩和曾家岩以外，还特别去了白公馆和渣滓洞。当年我们有谁曾想到是处在如此险恶的斗争环境之中？是周恩来同志面对那样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坚持原则，挥洒自如，处处表现出大无畏而又乐观开朗的精神，感染着大家，鼓舞着大家，使所有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刻，总是充满信心。 重庆的三月，春雨绵绵，那是我第一次乘船过三峡，虽然被那雄伟的山河景色深深吸引，又为古往今来的多少英雄人物的悲壮故事所激动，但在我私心深处留着工作上思想上许多疑团，无处诉说，也无处求教。这时我突然想到应该找合适的时机向周恩来同志倾吐。 到武汉以后，恩来同志即乘飞机返回北京。这是最好的机会了，我请求在飞行时向他汇报思想。整整两个小时，我向他汇报了1963年底在上海举行的华东现代戏会演的许多情况。在会演之前，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同志要出席参加，却没有得到邀请。田汉同志还是去了上海，但遭到了异常的冷遇，甚至是歧视，任何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他是老一辈戏剧家，深受各地剧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敬重，自然地会到他所住的旅馆去探望，听取他对某些戏的意见，这也引起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不满，以致他所住的旅馆房间都受到监视。以后谁也不敢再去看望他了。这也就把他孤立起来了。此时，我在上海观摩现代戏，了解创作情况，就劝田老早日返京，以避免出现更不愉快的事情。田老是位刚直的艺术家，他对张春桥等人的卑劣行为非常气愤，终于在会演闭幕前夕离开了上海。上海市委宣传部有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因为是熟人了，他比较坦率地对我说，“中央”已对周扬、夏衍、田汉等人有看法，斗争很复杂，劝我不要卷入其中。我对他的关照表示感谢，也表示了我对上海这种做法的不满意。我说：上海与国务院、文化部像是在唱对台啊。此后我感到我在上海的行动，包括我向北京打长途电话汇报情况都受到了监视。现在回想起来，那实际上是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策划的一次对中央的挑战，可以说是“文革”的前哨战。当然，那时候我丝毫也没有这样想过。 从武汉到北京的专机上，我很激动地向恩来同志叙述了在上海看到的和遇到的一切，表示我对此迷惑不解，也愤愤不平。在我的记忆中，我还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这样放肆过。那是由于在心里压着太难受了，只有一吐为快，也只有恩来同志在我做错了事或说错了话的时候，会严格批评我，而绝不打击。在飞行的两个小时中，他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他的眼神显出一点忧虑，看着我激动的样子，时时陷入沉思。我像连珠炮似的说了一个多小时，安静下来又有些心神不定。我等待着恩来同志对我说点什么，批评责骂都好。但他却沉默着站起身来，在小小的机舱里来回走了几步，站在那张小桌前说：“顾全大局，要学会顾全大局。”声音低低的，沉沉的，像是对我说的，又像不是。那时我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分量，我默默离开了。但这句话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 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清醒一些：1963年华东现代戏会演时，张春桥等人如此猖狂，也是有来由的。1962年在周恩来和陈毅同志大力支持下，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那次会议的精神是要作家们解放思想，百花齐放，不要过．多的行政干涉。同时要切实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要承认知识分子的觉悟，承认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来对这次会议，恩来同志是十分重视与支持的，并准备在会上讲话。但我去广州之前，恩来同志忽然把我叫了去，告诉我：“广州会议我不能去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也是代表我的。”当时我十分惊讶，原来他是那样积极支持，而且了解了许多情况，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呢？我把消息传给文化部及剧协领导，大家都感到失望。在会议开幕前一天，3月3日，恩来同志忽然到了广州，把我们几个人找去汇报，并说他要作一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仅为创作会议，还请正在广州参加科学工作者会议的同志。这个报告考虑得非常全面而又极周密，与陈毅同志报告的那种辛辣和明快，成了极好的相互补充。据我以后知道，那次恩来同志是为了别的事到广州的。可见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而对广州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海的领导人完全置之不理，既不派人参加，会后又不向文艺界传达。到了“文化大革命”，陈毅同志的讲话成了“大毒草”，广州会议也成了“大黑会”。如此种种，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1964年夏季，文艺界对夏衍、田汉、阿英等同志进行大批判。我受命为批判者，要在相当范围的会议上，发言批判这几位在国内外久负盛名的老作家，我始终尊敬的前辈。给我的题目是批判《关汉卿》、《谢瑶环》等剧本，而且必须提升到“影射现实”的高度，我内心感到极大的矛盾与痛苦。作为党员，我必须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但这违背我的良心与意愿。特别是批判《谢瑶环》，这是在我主编《剧本》月刊时，向田老约的稿，他写完初稿就交给我看过，我非常欣赏这个剧本。随后他作了些修改，每改一幕我们发排一幕。中国京剧院也立刻排练了。演出十分精彩而又激动人心。时隔不久，我又怎能振振有词地去批判它呢？思想不通，又作不来假。我带着深深内疚的心情到田老家，把我写的批判稿给他看。当时他也在极度烦恼之中。看了之后，他苦笑着对我说：“你这样批判还很不够啊，通不过吧。”我立时感到一股冷气往肚子里倒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忽然，他站起来迅速拿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交给我，让我读。这是给周恩来同志的，内容既有检查又有申诉，写得辞情恳切，都是肺腑之言。我的眼泪再也不能抑制……他让我亲自转交这封信。 解放初期，我在天津工作，虽也经常有公事或会议到北京来，但我还没有去拜望过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那是因为我感到他们公务极为繁忙，没有特殊要紧的事，我不应该去打扰，所以直至1955年。我调北京工作以后，才应恩来同志之约，和十几位曾在重庆一走己工作过的同志，到他的住所西花厅吃饭。这些同志彼此已有多年不见，这天聚会在一起都十分快活，像久已离散的亲人，重又相逢一般，问长问短，欢笑之声洋溢全屋。在饭桌上，恩来同志指着我说：“你常常到北京来，可就是从来不到这里。”我当即带点顽皮一笑着说：“现在和解放前不一样了，您这里门卫森严，门槛高，我不易进来呀！”眼看恩来同志的脸色沉了下来，用严厉的语气批评我：“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是共产党的政府，不是衙门，哪有高门槛？你这种自命清高的思想要不得，必须纠正。”我十分后悔说错了话。随后他把秘书叫来说：“任何时候她要来，只要我们在，你们都不要拦阻，要告诉我。”当时我心里还真不好受。尽管恩来同志这样说过，我还是很少主动去看望打扰他们。 这一天，我手里拿着田汉同志的信，心中十分难过，我必须立刻把信亲自送去。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走进西花厅小侧门旁左边那间小办公室，把田老的信送上。恩来同志随即把信看过了，浓浓的眉毛紧锁，神色有点不安。恩来同志的眼光向我射来，那时我也怀着满腹心事，不敢说，又难以抑制。恩来同志严肃地对我说：“你有话就说吧。”我的话就像开了闸门的河水一样，把那时搞的批判，我怎样想不通，而领导对文艺的批评我也觉着不大符合事实，批评太过火了，诸如此类说了_通。说着说着，连我自己都吃惊了。恩来同志紧紧皱着眉，盯着我。我立即住嘴了。他严肃地批评了我，说我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对，要从多方面来考虑，而不应该带着满腹牢骚。即使批评不当，也要正确对待。这立刻使我想起那次从武汉飞回北京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要学会顾全大局”时的神态。他随即拿起办公桌上的毛笔，给田汉同志写了一封回信。恩来同志让我看看。我记得内容大致是，肯定田老多年来为戏剧工作的贡献，同时要他正确对待当前的情况，并希望继续写好他的剧本——田老当时正准备改编京剧《红色娘子军》。信的言辞比对我的批评婉转多了。恩来同志让我立刻把亲笔信带给田老。 　　（二） 恩来同志恐怕也未曾料想到，1966年就爆发了那样一场“文化大革命”。1966年下半年，在林彪和“四人帮”煽动下，“革命小将”卷起疯狂的巨浪，到了谁也难以控制的地步。林彪、“四人帮”攻击的目标始终是明确的。什么“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打倒一大片”，“全面夺走资派的权”等等。火势蔓延到外交部，驻外的大使、参赞们纷纷被召回或揪回来。陈毅同志感到势头不对，出面批评那些“造反派”。这无异是引火烧身。我在运动开始之前已调到外交部了，在我的记忆中，动乱开始不久，可能是1967年初，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与外语学院“造反大队”成立了揪陈司令部。他们联络“各路诸侯”，把外交部团团围住，安营扎寨，非要把陈毅同志揪出来才肯罢休。那时恩来同志常常出现在这被围的大楼里，也常把外交部的“造反派”找去谈判。恩来同志坚持只能小会批评、不许大会批斗，会议的标语也绝不能用“打倒陈毅”的字句。搞了三次批陈小会，恩来同志前两次都在场，并坐镇到底。第三次恩来同志因为有别的公事未能赶到，“造反派”即想把陈毅同志劫走，幸好受到保护脱了险。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领袖”，就是风头极盛的，曾右手挽伟大领袖，左手扶江青的“红色外交战士”，他们非要开批陈大会，恩来同志坚决不答应。于是“红色外交战士”和恩来同志拼体力，谈判长达十数小时，通宵达旦，还没有结果。恩来同志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搞法，那就从我的胸前踏过去吧。”最后由医生出面干涉，才把那些人劝走了。除了保护陈毅同志外，姬鹏飞、乔冠华也一直在恩来同志坚持下，继续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同一时间，“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也时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或西单这些最喧闹的地方，只不过很快就被撕掉了。 1967年的8月7日，十年动乱中的这一天，全国没有震撼人心的大事件，而外交部古老的院落里，“造反派”们正气冲霄汉。他们刚集合起来，在传达“中央文革”夺取外交部大权的讲话，这后来被人们称之“王八七讲话”。我记得清楚的几句话是：“二十几岁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可以当。不要听某些人把外交工作神秘化了……”意思是周总理和陈毅的外交大权可以夺，而且是打着“最高指示”的旗号。于是整个大院一片喧嚷声，准备砸政治部，夺大权。姬鹏飞、乔冠华很快被揪走了，由造反派押到大街上去卖小报。连续几天，所有的大使、参赞、司长们几乎都被揪斗，要人人表态拥护“王八七讲话”，而认真表态的却寥寥无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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