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

　　本书从现代诗人的译论、诗论、翻译与创作中寻绎出大量相关的资料，其中不少是著者**次辑录与阐释；在丰厚的材料基础之上，视野开阔，思辨绵密，把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新诗创作联系起来思考，在历史的梳理中对典型现象予以深入剖析，对现代诗歌的文体观念、语言建构与自由诗、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现代叙事诗等形式建构同诗歌翻译的关系详加梳理与分析，其中的自觉选择与不自觉的误译，可喜的成功与生涩的尝试，均得以深入细致的阐释，全面、系统地呈现出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新诗文体建构的重要意义；作为附录的“现代译诗研究成果目录”也颇具文献学价值，既为课题本身列出了学术背景材料，也给学术界提供了查阅文献的导向图。

　　本书在突破“启蒙/革命”、“传统/现代”或“域外/境内”等二元研究模式的基础上，重在探讨现代译诗对中国新诗文体建构的正面意义；呈现中国新诗文体演变与现代转型的基本轨迹与本真面貌；展示在不同历史时期重要诗人与译者的生命意识、精神世界、文化资源以及译诗文体选择与中国新诗文体建构之间极为密切的各种潜隐关系；揭示在殊异的时代语境中新诗对译诗的文体诉求或译诗对中国新诗不可规避的文体影响，从而阐明译诗对新诗文体影响的合法性以及二者不可辩驳的艺术和现实关联。

熊辉（1976.10—），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兼事诗歌评论。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首批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委宣传部首批青年文化人才”。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和人事部博士后基金等10多项课题。

　　译诗形式可以促进中国新诗形式的建构。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就是翻译外国诗歌并受其影响的过程，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文体形式上。冯至在《中国新诗和外国的影响》一文中就翻译诗歌的文体形式对中国新诗文体建构的促动进行了梳理：早期新诗人在打破古诗体格律的情况下采用西方诗歌的结构创作分行分节的新诗，尽管胡适凭借一首译诗《关不住了》宣告新诗的纪元正式成立，但并不能掩饰早期新诗文体形式和思想情感的幼稚。后来的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到了泰戈尔和海涅的抒情诗，惠特曼和歌德“狂飙突进的精神”，后来郭沫若动手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土德》，正是凭着他所阅读的别人翻译的诗歌或自己翻译但没有形成文字文本的译诗文体的影响，其中也别是惠特曼革新诗歌形式的精神启发了郭沫若《女神》的创作。20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现代格律诗格局的闻一多广泛接触了外国诗歌，认为新诗应该既非纯粹的西方诗而又非纯粹的本地诗，乃应是中西诗结合的“宁馨儿”，他的格律诗主张在翻译和创作实践中不断地应用成熟。当然，冯至认为上世纪20年代新诗借鉴外国诗歌或译诗文体创作也有失败的教训，那便是没有区分日语和汉语的特征且没有理解俳句的规律就进行的小诗体创作，不熟悉汉语且“食而不化”地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主义诗歌。到了30年代，殷夫从德文翻译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诗歌，自己则从中吸收艺术养分创作了享有声誉的革命诗歌，戴望舒和卞之琳等则在翻译法国波德莱尔、马拉美、瓦雷里和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等人诗歌的同时锻炼了自己的笔法并习得了表现艺术，创作出了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
　　30年代的艾青喜欢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诗篇，并翻译了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伦（Verhaeren）的诗歌结集成《原野与城市》出版，“这些诗的内容和自由节奏显然影响了艾青早期用清新的笔调和深切的同情歌咏农村悲苦的名篇”。抗战以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传到了中国，虽然其诗歌的中译本在形式上与原文形式出入较大，但却“给中国的朗诵诗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对中国新诗受到的外来影响做了简单的分析后，冯至认为这种外来影响主要体现在形式上：“通过外国诗的借鉴，中国新诗在本国诗歌传统的基础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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