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型移民社区的村治模式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汇集了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11个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展现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非均衡性，透视中央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庄的实践逻辑，为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提供生动的村庄现场，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本书力图展示吉林枣子河村这个新型移民山村的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互动图景。以农业种植为主、山林副业为辅的生产方式，留住了中青年男劳动力，也造就了村中若干群体的互动格局。国家政权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使得该村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基础，带来若干社会问题。一年一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村庄提供了奢侈的“寒暑假”，村民休闲生活呈现出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村庄历史短暂、山林资源丰富、散点聚居、无宗族的多姓杂居等诸多特征，促成了相安无事的村庄秩序，也决定了村庄公共物品的“外生型”路径。

李洪君，1974年生，吉林桦甸人，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第一章 村民生计
　　第二节　金融：借钱、抬钱与还钱
　　经济发展离不开资金注入。村民在需要发展资金的时候，通常有三种选择：借钱、贷款和借高利贷。其中，贷款需要到镇里的信用社办理相关手续，在村民看来，稍稍麻烦一些，是不得已的选择。
　　一、借钱
　　借钱是发生于公民之间的无利息的现金借一还往来。在枣子河村，借钱是村民需要现金时的首选，因其成本最低。借钱行为附着的关系网，表明村民的社会活动空间大小。在枣子河村，血缘与地缘皆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欲借钱者为中心，大致有三层关系：（1）直系亲属是第一轮被考虑的对象，如父子、兄弟以及姻亲家族。（2）远一些的亲属，如表亲。（3）朋友。第二层与第三层关系网之间并无明显区别，亦即在非直系亲属及朋友之间，村民主体在借钱行为链上，无明显的远近之别。
　　2005年，东兴屯王君准备买些种牛，需要借款3万元。据王君介绍，这3万元来自如下亲友：父母5000元，弟弟3000元；岳父1000元，大舅哥3000元。这些是他首先考虑的借钱对象，借钱数目的多少，也要视对方的经济实力而定。王君向自己姨家的表哥借了3000元，从其妻子的表弟处借到3000元。王君多年的老友郭某借给他3000元，邻居张家借了1000元。余下的8000元，则来自高利贷。
　　从借款数额来看，即使是亲属之间，枣子河村民也很少向同一个人一次借钱万元以上。村民盖祥这样说：“借那么多不行。一来人家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也要用钱；二来，人家也怕咱一下子借那么多，一时半会儿还不上。”
　　自上例中王君借款名录可见，借款数额通常为1000元～5000元。经过与多名村民的访谈发现，1万元为此域村民借钱数额的上限。这个数额，基本与该村劳动力的一年所得相近。原因可能是，枣子河村村民收入以农业种植为主，此地庄稼一年一熟。因此，一年应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还款期限。当然，这是从大数原则出发所获得的结论。一名劳动力的年收入也不是借钱数额的绝对上限。经济条件好一些的亲友间以及特殊情况时期，当然可以发生更高数额的借款行为。
　　此间熟人之间借款、还款，基本不需要履行手续。有些做事认真的人提出签个字，反倒会引起另一方的大惊小怪：“不就几千块钱吗？至于嘛！拿去。”需要“手续”者，一般发生于相对陌生的村民之间，如由他人牵线形成的借一还款行为或是高利贷。不过，事情也正在改变之中：熟人之间的借款，偶也有以借条为凭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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