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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合作研究领域一部力作。
本书系统梳理近年来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的发展演变进程，探讨东北亚安全合作的相关因素与条件，有助于深化该领域学术研究。

内容简介

多年来，朝核问题波澜起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热切关注，相关分析与论述不在少数，系统地梳理朝核问题地区合作进程的著述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不失为朝核问题与东北亚安全合作研究领域一部力作。
本书从特定多边主义角度入手，参照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遵循案例研究的方法，把握美朝合作、同盟合作和大国合作三股力量与危机、威胁、利益、互动、权力五大因素以及谈判、协议落实和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三阶段，将两次朝核危机的地区合作进程既分别加以具体分析，又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进而得出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作者简介

孙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安全政策与亚太安全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和硕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1998-1999年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200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出版专著《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与实践》(

目　　录

导论
第一章朝核问题地区合作分析框架
第一节相关概念
第二节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的主要力量
第三节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的动因
第四节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的三个阶段
第二章第一次朝核危机谈判的展开
第一节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及各方立场
第二节美朝双边谈判的展开
第三节第一次朝核危机中的多边努力
第四节有限的地区合作
第三章美朝框架协议的落实
第一节轻水反应堆费用与KED0的诞生
第二节 KEDO运作与框架协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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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朝核问题地区合作分析框架
第二节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的主要力量
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错综复杂，参与角色强弱不一，相互关系的性质与程度差异很大，大国关系、大国与小国关系、同盟关系并立。相比之下，美朝、美与盟友及美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是影响朝核问题走向乃至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关键变量，构成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的三股主要动力，以此为切人点有利于把握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内在动因与发展前景。
一、美朝合作
美朝合作指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过程中，美朝权衡利弊之后展开的斗争与妥协。从朝核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朝鲜的诉求看，美朝矛盾最尖锐，美国和朝鲜两家掌握着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朝鲜认为美国是其威胁的最大来源，面对美朝力量对比悬殊的态势，朝鲜寻求拥核自保，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权生存。朝鲜也希望以弃核为筹码，换取美国解除对其经济制裁、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美国向朝鲜提供能源援助以及经济补偿等好处。在朝鲜所列的清单中，很多要求是其他东北亚国家难以代替美国向朝鲜提供的，比如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尽管俄罗斯愿意联合其他国家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但朝鲜并没有感受到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因此并不需要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和东北亚相关国家在无核化上目标一致，但是拥有核武器的是朝鲜，弃核需要朝鲜来完成了东北亚其他国家同样代替不了朝鲜。朝核问题是一个影响中、俄、日、韩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调解美朝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并利用其地位和影响力，推动无核化进程取得进展。美国则推动这些国家对朝鲜施压，促使朝鲜让步。
在推进无核化过程中，美国交替使用“大棒”和“胡萝卜”手段，包括威胁对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朝鲜也不时采取“边缘政策”，美朝关系交替出现紧张与缓和，弃核过程也一波三折。尽管无核化可以作为一个笼统的总目标来看待，但是美朝又有各自的阶段性目标，这些目标差异往往引起弃核进程停摆，如朝鲜尽可能地用“切香肠”方式把无核化进程分割成尽可能多的阶段，企图谋求最大好处，美国则要求无核化尽快取得进展，双方阶段性目标往往差异很大。
二、同盟合作

第一章 朝核问题地区合作分析框架 第二节 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的主要力量 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错综复杂，参与角色强弱不一，相互关系的性质与程度差异很大，大国关系、大国与小国关系、同盟关系并立。相比之下，美朝、美与盟友及美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是影响朝核问题走向乃至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关键变量，构成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的三股主要动力，以此为切人点有利于把握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内在动因与发展前景。 一、美朝合作 美朝合作指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过程中，美朝权衡利弊之后展开的斗争与妥协。从朝核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朝鲜的诉求看，美朝矛盾最尖锐，美国和朝鲜两家掌握着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朝鲜认为美国是其威胁的最大来源，面对美朝力量对比悬殊的态势，朝鲜寻求拥核自保，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权生存。朝鲜也希望以弃核为筹码，换取美国解除对其经济制裁、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美国向朝鲜提供能源援助以及经济补偿等好处。在朝鲜所列的清单中，很多要求是其他东北亚国家难以代替美国向朝鲜提供的，比如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尽管俄罗斯愿意联合其他国家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但朝鲜并没有感受到俄罗斯的直接威胁，因此并不需要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和东北亚相关国家在无核化上目标一致，但是拥有核武器的是朝鲜，弃核需要朝鲜来完成了东北亚其他国家同样代替不了朝鲜。朝核问题是一个影响中、俄、日、韩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国家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调解美朝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并利用其地位和影响力，推动无核化进程取得进展。美国则推动这些国家对朝鲜施压，促使朝鲜让步。 在推进无核化过程中，美国交替使用“大棒”和“胡萝卜”手段，包括威胁对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朝鲜也不时采取“边缘政策”，美朝关系交替出现紧张与缓和，弃核过程也一波三折。尽管无核化可以作为一个笼统的总目标来看待，但是美朝又有各自的阶段性目标，这些目标差异往往引起弃核进程停摆，如朝鲜尽可能地用“切香肠”方式把无核化进程分割成尽可能多的阶段，企图谋求最大好处，美国则要求无核化尽快取得进展，双方阶段性目标往往差异很大。 二、同盟合作 同盟合作指美国与其东北亚盟友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合作。同盟国之间事先已经形成一个机制化的安全框架，它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威胁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安全利益重合的部分多，存在定期的安全磋商机制，领导人之间的联系频繁。总体上，它们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比较密切。存在盟主的同盟之间，一般是盟主向其同盟伙伴提供安全保护，在同盟中发挥领导作用。盟主很容易通过压力或说服等手段，促使同盟伙伴分担负担和责任。如冷战时期，美国向其亚洲盟国提供安全保护，亚洲盟国替美国驻军分担经济负担，并配合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的行动。随着同盟伙伴实力的增强，它们承担的政治与安全责任相应增强。在海湾战争时期，日本承担了13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但是因没有在军事上承担责任而引起美国不满。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后，将战后科索沃的秩序维护交给其北约盟国。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将阿富汗军事与维和任务的一大部分同样交给其北约盟国。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将一部分战斗任务交给英国来执行。 尽管同盟国之间面临共同的威胁，它们也存在具体的利益分歧。由于地理因素与感受威胁程度不同等因素，同盟国各自的有限议程不同。在遇到威胁时，力量相对弱小的盟友将试图影响盟主的决策，希望参与决策进程，而不仅仅是被告知所要分担的责任。同盟国生怕盟主仅出于其自身利益采取行动，忽视了盟国利益。在地区安全合作中，弱小盟友将采取多种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如直接要求参与谈判，或要求盟主在谈判中设置条件，将自己的条件纳入到谈判当中，作为捍卫自己利益的补救措施；盟主为了使“分担责任”顺利实施，一般也会加强与其同盟伙伴的磋商，并将伙伴的要求纳入谈判。 三、大国合作 本书指美国与非盟友的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日本是东北亚大国之一，但在朝核问题上，由于美日的同盟关系性质，将日本纳入同盟合作类别更合适。美国学者杰维斯提出，建立安全机制的条件之一是“大国的意愿”，从中可看出大国合作在建立安全机制中的重要性。从二战后一些安全机制的形成过程当中，可以验证这一点。如20世纪50年代苏联就提出建立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主张，但直到美国改变反对态度才得以建立，中间历经近20年。之后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遭到美国反对而未能建立。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的过程中，中俄两大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朝核问题的“真正实质是大国关系”，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离不开大国合作。在此三种合作中，大国合作既是朝核问题多边会谈形成的重要条件，也是东北亚安全机制建立的重要条件。 大国间的关系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包括大国大战略走向、大国核心利益上的冲突与合作等，这涉及到大国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另二类涉及大国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或地区稳定问题，如地区热点、领土争端、小国发生动乱、革命或其他影响和平与稳定的问题。简言之，大国关系可分为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大国合作分为战略合作与战术合作。按照利益的重要性大小来衡量，第一类大国关系涉及大国的核心利益，第二类涉及大国的重要利益。例如，在东北亚地区，美国把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维护与日、韩的同盟关系视为核心利益，而维护台海和朝鲜半岛和平、促进中日谅解在美国的利益重要性排序中要低于前者。对利益做此划分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东北亚安全合作不仅涉及大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且也涉及大国的权力之争问题。朝核问题的地区合作可看作是大国在“重要利益”上的合作，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问题可看作是大国在“核心利益”上的合作。两种层次的合作不能截然分开，“重要利益”上的合作肯定有助于大国之间增加战略信任，预防大国在核心利益上的冲突。考察朝核问题上的大国合作对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影响，应关注这种合作对大国核心利益的影响。 朝核问题上的大国合作与国际关系学者所论述的“大国协调”不同。查尔斯·库普钱和克利福德·库普钱将协调看作是集体安全的一种非正式形式，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协调和集体安全反映的是两种互不相容的逻辑，协调是大国制定一套规则协调彼此以及体系内中小国家的行动，通常是建立势力范围。协调是一种大国共管（Condominium），反映的是大国均势。本杰明·米勒将协调定义为“所有大国进行高层次外交协作（collaboration）的国际制度或安全机制”，是一个相对持久的、范围广泛的、多议题的、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与单个议题的协调外交有区别，也与多个议题但低层次的大国外交合作，如缓和（d6tente）和协约（entente）有区别。从概念看，中美日俄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是针对特定议题的合作，既非建立集体安全机制，也不是要建立势力范围。杰维斯和米尔斯海默都认为，协调形成于大战之后，原因在于战争结束初期，大国之间力量大体平衡，战胜国在维持现状方面有重大利益，争霸战争费用高昂，战胜国的战时集体行动在战后初期得以延续等。在他们看来，建立大国协调难度很大。米勒提出，大国协调的建立须满足一些条件，如大国克服体系和国内因素的制约展开合作、大国对危机升级有共同担心、愿意和平解决冲突等。从形成条件看，东北亚建立大国协调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在朝核问题上，日本很难在不解决绑架问题的前提下与其他大国一道实施对朝能源援助，美国也没有排除军事行动选择，韩国则坚决反对在东北亚建立“大国协调”机制，这些因素均阻碍中、美、日、俄四大国建立“大国协调”机制。只有中美合作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大国协调”，美俄合作尚不足以与中美合作相提并论。 第三节 朝核问题地区合作的动因 美朝合作、同盟合作及大国合作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合作，合作的动因也不完全一致。下面指出了影响东北亚国家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因素，它们在三类合作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相互作用引起了合作的起伏变化。 一、危机 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军事危机是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某种中间状态，它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冲击地区稳定乃至国际体系的稳定。危机蕴涵着爆发战争的潜在风险，具有很强的紧迫性，促使决策者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以防止危机失控，这使决策者在处置危机上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危机爆发使地理上相邻的国家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造成其安全环境恶化，激发了集体行动解决问题的需求，促使有关国家加强沟通与协调，化解危机。可以说，危机刺激了地区合作，危机越严重，越需要地区国家采取行动以化解危机。例如，在越南入侵柬埔寨造成的危机当中，东盟国家出面斡旋；在前南斯拉夫解体造成的波黑危机当中，欧洲国家向前南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向波黑派遣维和部队，预防危机扩大；冷战后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国内战造成的危机当中，西非国家为平息危机开展安全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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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地区合作进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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